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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经济科学正面临重大的数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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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

许成钢,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三家国际国内主要学术期刊的联合主编、《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世界级大学》讲座教授、《亚洲法与经济学学会》主席、世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获2013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以下为许成钢教授9月12日亲临思想中国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的演讲实录:)


经济学是从19世纪后期以来逐渐变成了一门严格的学科,至少力图变成一门严格的学科,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们一直非常努力的、有意识的在学习物理学,争取把经济科学变成像物理科学那样的学科。


我们从方法论上非常简短的提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叫做物理学的学科起源是怎么起源的?起源的时间实际是从观察天象那来的,而导致观察天象上重大的突破,导致物理科学产生的重大突破的一个起点是发明望远镜。望远镜帮助人们搞清楚地球围绕太阳转,搞清楚大量行星运动的规律。大家知道基本常识就是开普勒从发明望远镜到系统描述行星运动的数学规律,为物理科学奠定了基础。之所以公认近代物理科学的两个实证基础是开普勒行星规律和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是因为这两个定律描述的基本现象使牛顿产生了重大的疑问,由此构造出了系统的物理科学的理论。这里讲的理论跟实证的关系是非常基本重要的,是跨学科互通的。因为理论是怎么想问题的,引导人们去观察。而实证观察又挑战理论。古希腊以来,理论的讨论一直认为天上和地上的规律性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在这个思想下,牛顿看到开普勒行星规律和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这两部分的事实不是相同的:天上的行星运动是椭圆轨道,地下的东西自由落体定律是直线的。这两个东西连不到一起。面对这一重大挑战,牛顿构造了一个理论把它们连起来,这就是今天所有人知道的基本的物理学的东西,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当我们讨论经济学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经济科学一定是两个面的东西都特别的重要,这两个面就是理论的思维和实证的研究,实证的研究是决定性的,因为在没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理论的辩论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比如,古希腊先哲们的讨论,以及在他们之后,有无数的争论,但没有实证的验证,这些争论永远得不到任何结果。牛顿当年在剑桥的时候曾经做过有关光的实验,做出来以后发现和古希腊先哲们讲的完全倒过来,他在剑桥的时候就去报告,人们就认为他胡说八道,因为和古希腊先哲讲的不一样,牛顿说,我不管古希腊先哲讲什么,我这是实验观察结果。这是说明实证研究一定是基础,因为整个理论的基础来自于实证研究的规律性的事实,理论研究还要回到规律性的事实,离开了实证研究规律性的事实做基础,回不到实证规律上面去,这个理论就不叫经济学的理论了。


那么下面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所谓中国经济学,应该理解为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另外一种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必须超出了传统经济学范围,超出经济学的研究手段。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从来不是单独的经济,中国经济从来和政治在一起,和社会在一起,和中国制度在一起。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碰到的最突出的困难,而很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制度的特点,中国制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制度有非常巨大的差距。


原因是由于中国有世界上独特的历史,首先一个历史是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存在这么长的帝制,这两千年的帝制留下来的制度遗产,至今穿透我们的全社会,这是第一个制度留下来的特点。第二个制度留下来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从1950年起,自愿地从苏联把他们的极权制度全面搬到中国,苏联式极权制度嫁接在中国的帝制下面产生出来混合制度,再经过大跃进时候的制度变化,再经过文化革命时的制度变化,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前夕所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在改革期间中国制度又有所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制度。


认识和深入分析这个制度,认识在这个制度下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现象,这是在社会科学里非常重要的基本挑战。其中包括认识中国的过去已经走过的路,认识改革为什么走我们看到的路,认识为什么改革早期曾有过经济比较好的发展,认识为什么今天看到经济如此严重的不稳定?这个不稳定不是偶然的,这个不稳定的制度根源是什么?以上这些极具挑战性的问题都是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就如同在物理科学里,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物理结构不稳定,我们就会预测在这个结构下某天就会垮掉。


比如我们看到苏联东欧的体制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刚才讲到我们中国的制度是从那边移过来嫁接到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制度上,再稍微的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讨论到金融市场的时候,金融市场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世界上最早的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证券市场上交易的是私有产权,如果这个制度没有办法保护私有产权,那么你这个证券市场没有办法正常操作。再就是所有的证券实际上就是金融合同,这些金融合同一定要有能够执行合同的制度,这个制度不存在的情况下,这个金融市场是没有办法正常操作的。


然后整个的金融市场,我们现在讲发达的金融体系,所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它的背后基本制度的支撑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在这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下,当1929年产生了重大问题之后才引入了它的辅助手段叫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是法庭的辅助手段。当我们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这种制度的情况下,试图用一种官僚制度的监管体制去掉,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工作的。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再有,我本人并不是做宏观经济学,但是愿意说两句,比如说和货币相关的一系的宏观讨论,货币政策之所以有可能对实体经济有作用,那么这个中间实际上是所谓的传递机制,这个传递机制其实就是个制度,不同制度下传递机制不一样。在中国的传递机制和市场经济下的传递机制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不同,哪怕我不打开这个黑盒子,我就笼统说这个黑盒子就有明显的不同,就是软预算约束,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你的传递机制是不一样的。当传递机制不一样的时候,所以一系列的跟货币相关的道理放到中国来就是不同的道理。所以你去照搬西方来的东西就会搞错。


我最后强调一句,我前面讲到实证工作的重要性,我想讨论一下我的一个看法、一个观察,这个观察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的基本观察是,我认为现在经济科学或者更广泛一点讲是社会科学,正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革命,我讲的不光是中国,讲的是这个学科。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突然之间使得社会的方方面面数据变成了可以应用和可以想办法收集,而且不仅仅是当前的,还包括了历史的。这样巨大量的数据突然之间跑出来了,这个就可以重大的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的确在最近的这几年,刚才小年在谈到讨论制度问题不在主流里,他讲的在过去是对的,但是在过去这几年正在发生非常迅速的重大的变化。


比如说在世界上最顶尖大学的每个经济系,无论是MIT、哈佛、斯坦福、伯克利、LSE,这些每个系里都有做政治经济学,都有经济史,现在我们讲的经济史不限制于经济的史,人们叫经济学史讲的是社会历史用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这个东西突然之间快速发展,新一代学者以几何级数增长,之所以这样长,原因就是大数据。我之所以强调实证研究,是因为实证研究很费钱,所以如果有一个基金会有很清楚的指导方向,专门朝着实证研究投入力量,尤其是对年轻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从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交流本身已经并不是特别困难了,关键在于中国自己的实证研究取得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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