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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啟聖 :经济史研究要“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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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2016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于12月4日在北京金茂万丽大酒店隆重举行。

 

以下为龚启圣演讲实录:

由于两天前刚收到马老师发的PPT,以下评论的自由度会比较大。

 

首先,我想说的是,关于德斌提到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比较优势。记得2004年1月份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的时候第一次跟马老师见面,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同的前辈,比如马若孟(Ramon Myers)罗斯基(Thomas Rawski),问我听没听过马德斌老师的名字,我说没有,他们说那你得记住,他可能是未来的明日之星。后来在很多学术刊物上就出现了他的名字。在马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史之前,中国很多学者并没有发挥出他们的比较优势。

 

我比较熟悉马老师的研究,他在基础数据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他构建的工资和价格方面长时期的序列数据非常重要。这些数据对分析大分流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里我想说的是,基础数据的重要性其实远远超过大分流的研究。刚才马老师没时间讲,这其中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年龄堆积(age-heaping),它讲是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农民起义在对实际生活水平和人力资本的破坏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此相关,这两年国内一些学者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做了深入的研究。

 

工资和价格水平的数据为什么很有用呢?比如说我们很感兴趣鸦片战争对中国晚清经济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查看相关的书和研究的话,会发现并不存在已有的序列数据可供使用,而我们需要把这样的数据放到计量经济的模型里面来看。所以,马老师在基础数据上的贡献给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马老师提到了经济史作为某种自然实验的可能性,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非常重视因果关系。不幸的是确立因果链条的那些工具,比方说可控制、可重复的实验室实验,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能毫无保留的使用。虽然我们不能使用这些手段,但是我们可以拿自然实验做一个尽管不完美的替代。所以,余下的时间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有关中国经济史自然实验的研究。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在做自然实验的过程中,首先数据非常重要,其次量化分析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我们非常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遗留下来很多历史数据,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发现中国经济史研究能用的数据是远远超出想象以外的。而且这些数据可以结合起来使用,会达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效果。

 

过去十年里,我很幸运在港科大同一批非常优秀的博士生研究这个领域。我要介绍的第一个项目是有关中原帝国与游牧部落的冲突。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多农耕文明跟游牧部落都有过冲突,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冲突尤为持久。读司马迁的《史记》时,自然实验启发我想到了这个题目。《史记》里面司马迁对匈奴的描述非常不友善,认为这些人好勇斗横,喜欢打架,于是自然实验就这样出来了。我们知道经济学在冲突这一支文献里面很多讨论到经济冲击,像加州伯克利大学的 Edward Miguel教授,他认为很多冲突是源于经济冲击,而经济冲击又可以用天气作为外生变量。中原和游牧部落的冲突是因为游牧民族生性好战,还是说他们可能只是受到天灾的时候才会攻打中原呢?比方说因为他们是草原经济,非常依靠降雨,在降雨不足的情况下就更可能会攻打中原。我们就利用战争冲突和天气变化的历史数据做了一个模型。下面这幅图展示了一个非常直观的结果:横轴是时间,以百年为单位,竖轴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冲突的比例。图中上方那条线代表干旱期在这段时间占的比例,下面这条线是洪涝期占的比例,我们的结果是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和异常气候的发生有紧密的关系,干旱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攻打中原,在洪涝的时候则相反。

 

第二个项目是贸易抑制与倭患。有一天散步的时候想到朱元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为什么?在明朝初期的时候有海禁措施,并且我们发现海禁的同时倭寇问题特别严重,整个明朝在嘉靖皇帝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倭患。倭寇的组织非常严密,有武装,在当时造成大量的伤亡。另外很多倭寇在1550年之前是从商的,是做生意的。下面我还是用几幅图说明这个研究:这幅图是有关倭寇的活动,这个数据是从《明实录》里收集出来的。你问历史学家,他说没有倭寇活动的数据,但实际上《明实录》里记录了哪个地方在哪一年遭受了多少次倭患。同时我们也结合其他方面的数据,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丝织业中心,有没有港口,以及明朝时当地的城市化程度。再结合哈佛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的地理信息系统,放在一起我们就看到:海禁(实际上就是贸易抑制)带来了严重的倭患,尤其对沿海地区的丝织业中心造成更严重的侵扰。

 

第三个项目是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冲突研究的绝大部分经济学文献做的是非洲的研究,但是非洲的历史跟中国没法比。文化对冲突的影响就更难做了,不过中国为此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自然实验的场所。经济冲击带来社会冲突,这在经济学是非常成立的说法,我们要问的是文化到底能不能在其中起到缓冲的作用?那么如何度量文化?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利用两个变量:孔庙的数目和烈女的数目。我们认为它们是测量传统文化中两个重要方面——忠与孝的的合适指标。如果你问别人要数据,别人也会说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就自己找了数据,找了《山东通志》。因为山东的匪乱在历史上最厉害,山东也是孔夫子的出生地,结合这两个特点,我们就从《山东通志》和《清实录》入手。下面这张图就系统的展示了我们要的变量:a是农民起义,b是作物歉收,c是孔庙数目,d是烈女数目,这些数据合起来就变成了一篇文章,我们看到儒家文化确实可以缓解经济冲击造成的暴力冲突。

 

第四个项目是玉米与人口增长。已经有学者 (Nunn and Qian, 2012) 证明了美洲作物(土豆)的引入对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引入的美洲作物主要是玉米和番薯,我们发现在中国美洲作物的引进与人口增长的相关系数非常高。一个地区是否引进了玉米种植,几时引进,这些信息在《地方志》上都可以找到,也就是说要做这个题目也得找《地方志》,得找《府志》,我们的数据都是这样找出来的。基于刚才说的《府志》,我们就可以把不同时期玉米在各地的引种的情况勾画出来。我们的发现是,玉米的引进跟人口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对城市化水平和工资水平没有显著作用。这也体现了在晚清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马尔萨斯阶段的情况。

 

第五个项目是检验韦伯。韦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它被一些学者(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5 )认为是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最有名的论述。那么在中国新教是否有同样的作用?我们发现一套1922年出版,非常详尽的调查了1901—1920年间中国基本情况的统计资料叫《中华归主》,再结合其它很多不同的数据(比如说清末民初的民营工业和大量传教士的日记)就有了这篇文章。我们的结论是,历史上新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知识传播实现的。

 

最近有一个让人非常鼓舞的研究,就是研究中国科举制度。从宋朝开始算科举制度差不多有一千年的历史,我们想研究的是科举制度或许已经给中国人塑造了一套重视教育的价值观,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社会对高考的重视。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明清每个府考到进士的人数,和现在(2010年)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我们发现600年前出进士更多的地方,现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是更高的。另外我们在跟现在的GDP数据对比时,也发现了正相关的关系。数据方面我们用的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接下来我们还要把全国的举人数据录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结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仍然处于萌芽的阶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想鼓励年轻人投身这个行业。中国有着种类丰富且时间跨度大的历史资料,数据不应成为研究的阻碍,只要你肯提问题。早上钱教授也提过了非常重要的是如何提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可以 “两条腿走路”,我们既可以研究传统的经济史,比如说鸦片贸易对“大分流的影响,这是以前没有探讨过的题目;人口增长跟市场整合的关系也是没有人探讨过的题目;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另外一条腿,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基于自然实验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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