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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杨格定理Smith-Young Theorem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发表鸿篇巨著《国富论》里包含了经济均衡经济进化两种经济思想。有关经济均衡的思想也就是他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这一思想经马歇尔、瓦尔拉斯、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发展,最终发展为一般均衡理论,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大厦的理论核心。


       斯密关于经济进化的伟大思想体现在他的劳动分工理论中,其核心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与“看不见的手”这一经济均衡理论相比,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长期未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一直到1928年,阿林·杨格(Allyn Young)重新发掘了斯密定理,并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时杨格对斯密定理做了重要发展,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


      不幸的是,斯密和杨格关于劳动分工的伟大思想在20世纪上中期再度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冷落,究其原因主要是斯密-杨格定理包含着报酬递增的思想,很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一困境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逐步得以解决,经济学家开始掌握了在一般均衡的框架里处理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的技术。随着保罗·罗默1986年关于新增长理论的开创性论文《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发表,经济学家开始将报酬递增视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把金钥匙,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外部经济等角度来探讨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斯密-杨格有关劳动分工和报酬递增的思想得以重新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在亚当·斯密的年代,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劳动分工”,他在《国富论》中用了整整三章的篇幅来论述分工这一主题,分别是第一章《论分工》,第二章《论分工的原由》和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相应的斯密总结了分工之所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斯密以扣针制造为例阐述了劳动分工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扣针的制造共有18道工序,在没有分工的情况下,一个工人一天是绝对造不出20枚针,甚至一个也造不出来;如果分工生产,则一天可以制造4800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斯密进而分析了分工的原由,他认为分工源于一种人类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此基础上,斯密系统地阐述了一个重要命题——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也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看来,既然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那么分工的程度自然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如果市场过小,人们就无法进行专业化生产。“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遵循这一思路,斯密用了大量篇幅论述市场范围受到运输能力的限制。也就是运输能力的改善能够扩大市场范围,从而促进劳动分工的发展。比如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从而“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


       综上所述,劳动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分工起因于人类的交换倾向,从而也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限制。而制约市场范围的最主要因素是运输能力。这就是“斯密定理”的全部逻辑。


然而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在主流经济学长期受到冷遇,一直到1928年,阿林·杨格在他的就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分部(经济科学与统计学)主席一职发表的就职演说《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对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做了重要发掘,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


杨格进一步研究了迂回生产(roundabout methods of production)和分工的关系,补充和发展了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并给出了如下的经典论述:


假定一国的经济禀赋是既定的,不管怎样,决定其产业效率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看来是市场的规模。但是,构成大市场的又是什么呢?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的年产出的能力。……用一种包容的观点来看,考虑到市场不是作为某种产业产品的输出口,因此不是外在于那个产业的,而是作为总产品的输出口,市场规模是由生产的数量所决定和确定的。


      根据这种广义的市场概念,亚当·斯密的定理可以扩展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这决不是同义反复。……这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在生产组织上的每一重要进步,不论它是基于狭义或技术意义上的一个新发明,还是涉及科学进步在产业上的新应用,都改变了产业活动的条件,并对产业结构的其他方面发生反应,而这些反应进一步发生的作用又永无止境。因此,变化是累积的,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


杨格对报酬递增过程作为一个分工自我繁殖的累积性变化过程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假定一种商品的供给的增加会伴随着与该商品相交换的其他商品需求数量的增加,同样也假定任何需求的增加会引起供给的增加。从而,“某一产业的增长率是以其他产业的增长率为条件的”。在这些假定之下,报酬递增的实现是“累进和持续的”。某些因素将有助于加强报酬递增的过程,“其中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
       
最后,杨格将他对斯密定理的发展做出了总结:

首先,通过观察个别产业和个别企业的规模变化效应,是弄不清楚报酬递增机制的,因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次,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以迂回或间接方式使用劳动所取得的经济。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中。

斯密-杨格定理表明:一方面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市场规模又取决于购买力,即生产的数量,也就是分工的水平。从而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这是一个报酬递增的动态累积过程,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蕴含于此。这就是斯密-杨格定理的全部逻辑。



文转 | 【bluesky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