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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劳动经济学二三事


赵忠: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发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A岗);北京市政协委员。现任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期刊和China & World Economy期刊的Associate Editor;兼任IZA和Center fo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Mannheim) 的Research Fellow、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Working Group的成员、UNU-MERIT的Professorial Fellow。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公共政策与社会项目评估、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和中国经济。



美国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弗兰克林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一是纳税。”如果说人的一生与哪个学科是紧密相连的,劳动经济学当之无愧。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的对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个人从出生、成长、结婚生子、工作、退休、到死亡都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下面我很高兴通过几个示例,向同学们展示劳动经济学的魅力和广泛的应用。




儿童与社会的未来




詹姆斯•赫克曼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于1983年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劳动经济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赫克曼教授通过研究发现,美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犯罪率居高不下、辍学率持续上升、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等都根源于国民较低的社会技能和素质;专注度、忍耐力和自控力等,这些被称作“软技能”的素质在赫克曼教授看来不仅不“软”,反而是影响人在社会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随着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的技术进步,一些传统的工作岗位正在被摧毁和替代,人力资本的折旧速度加快,更突出了软技能的重要性。


赫克曼教授认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人的技能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好的软技能会促进其他技能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事实上,儿童早期技能的培养对其以后社会能力的提高并最终决定其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赫克曼教授研究发现:儿童从出生到五岁期间的培养和发展将极大影响其成年后的社会和经济状态;同时,相比较于在人成年后再对其进行培训和提升,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也是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基于一系列研究,赫克曼提出了著名的赫克曼方程:


投资+发展+可持续=产出


投资是指对儿童早期(从出生到五岁)的成长和教育进行投资。赫克曼教授特别指出,对于拥有较少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弱势家庭而言,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政策和措施对这些弱势家庭儿童进行早期投资。发展强调儿童早期认知能力和社会技能的培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这对人素质的提高和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可持续是指儿童早期教育获得的发展对成年后能力的形成和提高仍然有重要的持续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儿童早期投资能影响其以后成功与否的原因。产出是指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带来的结果。对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将产生对一个国家更有贡献的、更有能力、更高生产率和更有价值的下一代公民。


赫克曼方程主要包括了以下几层含义:


1.智力和社会技能在人的早期就会大体定型,而这也是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两个因素。从而可以看出对儿童早期发展投资的必要性。


2.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能得到最大的产出。如前所述,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是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当然也是边际收益最大的。


3.政府应该对弱势家庭的儿童进行早期投资,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受教育和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研究结果已经表明:在给予弱势家庭儿童早期培养、学习和健康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环境后,能打破家庭的代际传递,破解弱势家庭孩子在社会上也是弱势群体的“恶性循环”,使这些孩子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这同时对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大有裨益。


4.高质量的经济回报来自高质量的儿童早期发展投资。可以说,人力资本早期投资的质量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整体国民素质、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而决定了国家未来的社会产出和经济发展。


赫克曼方程蕴含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意义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有赖于对儿童早期人力资本发展进行投资。




为什么女大学生就业难?




加里•贝克尔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于1967年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现代劳动劳动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开创性地把经济学用于分析婚姻、生育、歧视、吸毒、文化、法律、制度、政府、民主等诸多人类行为和社会问题,使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思考方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传统范畴。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都受到了经济学的深刻影响,这被社会科学界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而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帝国扩展中当仁不让的先锋。


在社会中,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等歧视现象无处不在。贝克尔教授一项伟大的贡献是创建了歧视经济学,为研究歧视现象提供了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歧视可从偏好性歧视和统计性歧视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偏好性歧视通俗地说,就是一部分人不喜欢另外一部分人。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存在对女性的偏好性歧视。如果雇主不喜欢女性员工,显然就不愿意招收女大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可能不完全来源于雇主的偏好性歧视。如果一个企业的客户不喜欢女性,例如一家餐馆的顾客不喜欢女性服务员,这种顾客对女性的偏好性歧视也会造成女性的就业困难,因为老板为了讨好客户以赚更多的钱,他就会顺应客户的偏好,少雇用或不雇用女性。这样,雇主和客户的偏好都会造成女大学生就业困难。


女大学生就业困难也可能源于统计性歧视。简单地说,也就是平均而言,可能女性在干同样的工作上不如男性。例如女性有较多的家庭责任、生儿育女会会对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工作成效。如果存在这样的统计事实,则雇主为了提高单位员工的工作成效,就不太愿意雇用女性。即使部分女性比男性杰出,这些优秀的女性在找工作时也会面临困难,因为有时雇主很难区分谁是优秀的女性。由此而造成的歧视就是统计性歧视。


从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看,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雇主担心女性结婚生子、照顾家庭会影响到工作,因此不愿意雇用女性。这属于统计性歧视的范围。


为减少乃至消除对女性的统计性歧视,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出台政策,引导男性也同样承担家庭责任。例如部分欧洲国家出台了丈夫休产假的政策,这样因为生育而产生的家庭责任、对工作造成的影响就可以比较公平地由丈夫与妻子来共同承担。这不仅有利于家庭和谐,也有助于消除对女性的统计性歧视,缓解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如何理解收入不平等?




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其《利息通论》中开篇指出,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收入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很多经历与事件的积累,因此分析收入不平等需要从动态的、生命周期的角度讨论。简而言之,个人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第一阶段,一般为从婴儿时期到成年人的早期。在劳动力市场工作的第二阶段,包括壮年时期的大部分,这一阶段也包含失业期。退休后为第三阶段。研究收入不平等,需要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动态地分析各阶段的作用。


第一阶段是教育等个人禀赋和特征形成时期。教育等禀赋的不同是劳动收入不同的重要来源。个人的禀赋和特征会不同,一方面是生而不平等导致的,例如出生在不同经济背景的家庭中、出生在城市或农村、出生在东部发达地区或西部贫困地区等。另外一方面,从出生到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教育、健康等的形成和积累,除家庭的作用外,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体系和制度也至关重要。以上两方面造成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点不平等。起点不平等有自然条件造成的;有家庭因素的作用;也有社会和政府政策的身影,例如户籍制度。


第二阶段是参与劳动力市场阶段。由于第一阶段生而不平等和教育与医疗体系的不平等等因素,劳动力具有的禀赋是不一样的,所以劳动收入所得会不一样。同时,各家庭的经济背景不同,拥有的资本和土地等生产性资源各异,因而得到的租金和利润也不同。但是,即使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始条件完全一样,他们的个人禀赋完全相同,但他们的收入也会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劳动者的收入会因为性别、户籍身份、工作单位的性质、劳动合同类型等不同而不同。收入不平等主要在这阶段显现。


第三阶段是退休阶段(老年阶段)。这阶段,大部分退休人员和老龄人口的很大部分收入来源为退休金或养老金。退休金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退休人员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我国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城镇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很大差异,这是我国老龄人口收入不平等的制度根源,是收入分配过程的不平等。


收入结果的不平等,是上述从起点到过程的最终表现。要理解和解决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离不开对起点不平等和过程不平等的分析和针对各阶段采取不同的对策。收入结果的不平等起源于起点的不平等,强化于过程的不平等,最终才表现为结果的不平等。解决起点不平等和过程不平等是最终解决结果不平等的必由之路。


在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要消除生而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废除由于户籍身份导致的成长环境的不公平,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在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要致力于消除过程不平等。一是减少乃至逐渐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由户籍、企业所有制和雇佣类型等造成的制度性分割和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二是打击腐败,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在生命周期的第三阶段,要着眼于减少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中不同人群的不平等待遇,减少老龄群体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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