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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欣裕:《外资政策动态调整、中间品市场与出口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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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欣裕

毕业院校:南开大学

导师:孙浦阳



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资政策进行了大幅度和大范围的调整,其中涉及外资管制的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动态变化特征。从对我国主要外资政策调整政策工具《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统计分析显示,对比1997年和2015年我国的外资政策信息来看,我国受到禁止和限制外资管制的四分位行业比重从21.36%下降至11.83%。由外资管制政策调整带来的自由化进程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运行,而外资政策的动态调整会通过什么途径产生经济影响,又具体会对经济运行的哪些方面产生影响,对此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外资政策调整影响作用的科学认识,还能为我国继续扩大外资开放的政策调整提供一定研究基础,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现有的关于外资政策亦或是针对其他市场政策调整的经济研究来看,很多研究立足于从理论和经验研究上分析政策调整带来的直接效应,并且多是研究对生产率、创新等方面的影响。

本文尝试从中间品市场的视角来考察外资政策动态调整对下游出口绩效的影响,分别从出口产品种类范围、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以及贸易福利三个方面展开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将研究出口产品种类范围、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以及贸易福利的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加入上游中间品市场外资管制政策因素,试图揭示出上游中间品市场外资管制政策动态调整对下游出口绩效的作用机理。在经验研究方面,本文对我国政府正式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投入产出表信息进行匹配,测算出我国从1997年到2011年期间的上游中间品市场外资管制政策动态调整指标。同时本文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海关贸易数据库,系统性地考察了上游中间品市场的外资管制政策调整对出口绩效的作用,并进一步识别了影响政策调整作用发挥的关键因素,实现了对这类问题研究的补充。

总结来看,本文得到的相关结论有:

(1)通过中间品市场的渠道,外资管制政策的调整放松会扩大下游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范围。同时这种作用在生产异质性产品、员工素质水平更高以及使用中间品投入比重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大,并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越高越能促进该作用的发挥。

(2)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均显示上游中间品市场的外资管制政策放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这种提升作用明显在管理效率高、外资参与度高、进口密集度高以及处于高制度水平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大。相比于同质性产品,该作用程度对于异质性产品的质量提升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3)若上游中间品市场实行的是外资管制放开的调整政策,这将会引起贸易福利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外资出口份额比重高的行业中显现出来,并且行业生产的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其贸易福利越能受到这种作用的影响而提升。

创新价值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的视角上,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拓展了关于外资政策调整的研究。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以中国外资政策动态调整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外资政策动态调整如何通过中间品市场的渠道对下游产生影响;其次,本文首次将这种通过中间品市场产生的作用投射到对下游出口绩效的影响上,集中探究了中间品市场内上游外资政策动态调整对下游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质量和贸易福利的作用。这为研究我国外资政策开放的效果提出了科学的依据和参考,这也是对有关出口绩效研究理论的补充和拓展。

二是理论研究上,本文采用有关出口产品种类范围、出口产品质量和贸易福利的理论框架,分别在其基础上进行拓展,尝试引入上游中间品市场外资政策动态调整的影响,以至于形成有关研究上游中间品市场外资政策动态调整和出口绩效之间联系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是经验研究上,本文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为基础,实现了将中国的外资政策动态调整量化,并且结合上下游产业间关联,构建出了从中间品市场角度衡量出的中国外资政策动态调整影响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量化相关外资政策指标提供了新思路。除此之外,本文具体将该指标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相结合,同时详细测算了下游企业出口产品种类范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行业的贸易福利规模,并且通过使用最小二乘法、负二项式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计量方法,首次就中间品市场上游的外资政策动态调整对下游出口绩效进行经验研究,保证了结果的有效性。

四是本文首次就外资政策动态调整的作用发挥的异质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得到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结论。外资政策动态调整对位于中间品市场下游出口绩效的作用大小会随着行业、企业和地区性质而产生显著的异质性,对生产差异性产品、效率更高、中间品使用程度高、外资份额更高以及所处地区市场制度水平越完善的企业或行业而言,中间品市场中上游外资政策动态调整带来的出口绩效提升的作用明显更强。

本文的学术价值体现在:首先,关于政府准入政策经济影响的研究,现有的研究视角以及理论体系还有所局限,有待进一步的扩展和补充。结合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本文研究的基础是政府市场准入政策的影响,但是本文将这种影响拓展到上下游中间品市场中来研究。除此之外,在出口绩效的考察上,本文更为细致的从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质量和贸易福利三个方面切入进行分析,相对而言更为系统深入和相对深入。虽然已有研究指明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质量和贸易福利是出口绩效的重要反映,但是大多都集中在贸易自由化、企业内部异质性的作用考察上。因此,本文的研究视角不仅丰富了对准入政策调整实施的经济影响,同时还为研究有关出口绩效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从本文的研究方法来看,本文以现有研究企业中间品投入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加入上游中间品市场外资政策调整的影响,尝试形成研究中间品市场中的上游外资政策调整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为以后从中间品市场角度研究市场准入政策的经济影响奠定了理论研究的基础。同时,本文在理论分析上,结合的是关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贸易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实现将上游中间品市场外资政策调整这一因素纳入到贸易理论的理论分析中。本文的理论分析填补了以往研究中无法从上游中间品市场角度刻画外资等准入政策对下游影响的空白,也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中间品市场这一渠道下,外资管制政策调整造成下游出口绩效变化的理论机制。

最后是目前从上游中间品市场分析外资管制政策影响的研究较少,特别是以发展中大国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更是寥寥。因此,本文选择从中间品市场的视角,深入检验上游外资管制政策的动态调整对下游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贸易福利的出口绩效影响,可以说丰富了有关政府市场准入政策调整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对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出口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