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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园:《经济增长中公共服务的作用和优化研究——基于中国和OECD国家发展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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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庄园

毕业院校:河北大学

导师:王金营

主要内容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一国的民富国强,一直是各国经济学家和政府最关心的议题之一。随着工业化、社会化以及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暴露出来,民生问题愈发突出,而且这些问题依靠市场自身的机制无法调节,也不能依靠市场竞争来提供,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公共服务的供给,以稳定社会秩序。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

第一,梳理了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相关的理论基础,明确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了数理分析,并且提出: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不是无限的,亦不是越高越好,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有其适度区间等理论判断,供后续实证研究进行印证。

第二,采用定基方法,结合各指标增长变动情况,进行多层分类赋权,得到中国省级、地市级及部分OECD国家公共服务综合指数。此外,利用聚类分析法,对测算得到的公共服务综合指数,按照中国省级区域、地级市区域和OECD成员国分别进行聚类分析,剖析各类城市和国家公共服务的发展态势。

第三,在对公共服务综合指数和中国省级区域、地市级区域等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其他回归前的各类检验基础上,利用中国省级和地级市数据样本对中国公共服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模型估计和检验分析。在实证中还构建了人力资本增进型、资本增进型和消费增进型模型,引入公共服务与人力资本、公共服务与资本、公共服务与人均消费支出的交叉相,检验公共服务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第四,利用中国省级、地级市1994年以来面板数据样本和OECD国家中17个成员国1960年以来的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充分印证了公共服务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采用引入空间计量模型,证明经济增长对公共服务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可能遗漏的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发展之间的空间效应的问题,提高了模型估计的效率。

第五,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印证理论研究部分提出的公共服务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推论,并利用中国省级和地级市区域以及OECD国家数据对其各自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适度区间进行框定。但是,OECD国家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未来公共服务发展要适度,警惕在经济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跌入福利国家陷阱。

第六,利用中国省级和地级市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构建了公共服务非均等和均等化的不同条件下,公共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模型。

第七,论文在总结了发达国家公共服务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提出了实现中国公共服务优化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路径。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逻辑。在新时代,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公共服务优化发展,是维护社会公平、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二,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通过对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互作用机理的阐述和数理分析,得出公共服务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增进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为后文各类实证模型中提出的相关推论奠定了基础。

第三,对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均等化进行测度,展示了区域差别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的需要,将公共服务以要素的形式纳入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型中,以探索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运用测算得到的公共服务综合指数,将中国与OECD国家中17个成员国之间,中国各个省级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轨迹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中国与OECD发达国家之间,中国各个省级区域间、副省级城市间、地级城市间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通过简单相关分析,初步表明中国和OECD发达国家中,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存在一定量化关系。

第四,公共服务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1994年以来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确定公共服务和经济增长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并且最终得出公共服务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第五,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积极显著的促进作用。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中国省级层面还是地级市层面,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但没有影响经济效率,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对经济增长正向促进作用的效果还会因为将公共服务定义为内生变量而更加显著和突出。在OECD成员国数据样本实证模型下,可以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虽然发达国家人口总规模在减少,人口呈现负增长的态势,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再单纯依靠人口规模的增加,而是依靠生产率提高和技术创新。但是,在这些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之外,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得出,公共服务也应该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公共服务红利出现。同时,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提高刺激了人口消费,扩大了内需,能够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第六,不同时期公共服务发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同。在中国省级和地级市区域实证研究中,由于中国各类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立和发展的时间不统一,为了突出某一时间点前后中国公共服务发展的情况,将中国省级和地级市数据均进行了分时期模型的估计。时期的划分一方面体现出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时期差异,同时也体现出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为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暗合的。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时期,经济增长对公共服务提升带来的拉动作用比较敏感。

第七,公共服务发展之于经济发展存在滞后性,因此要发挥公共服务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前瞻性的发展公共服务。提示我们在公共服务的发展中,要有前瞻性,避免滞后发展对经济带来弱化作用。此外,除了公共服务要素外,物质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以及技术进步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而且作用效果明显。特别是设定人力资本要素为内生变量后,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显著增加。同时,加入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交互项、资本与公共服务交互项和消费与公共服务交互项后,模型结果显著,印证了公共服务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消费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的推论。也说明人力资本要素,特别是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更重要的动力和引擎。

总之,通过对OECD国家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将是促进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在提升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过程中,既要借鉴OECD国家的发展经验,又要结合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人口等方面的特点,建立与中国实际国情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提升路径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方向。

第八,经济增长对公共服务提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这种推动作用有很强的空间相关关系。因为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不是相互独立的个体,而是互相作用、相互影响的。经济增长在推动公共服务发展,增加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同时,也为公共服务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无论经济增长还是公共服务发展水平都有很强烈的空间相关关系,在未来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提升“低-低”型省级区域的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加快推进中国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发展步伐。

第九,公共服务水平需要适应经济发展,并非越高越好。利用中国省级层面和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以及OECD成员国的数据,印证了公共服务水平不是无限发展的推论,探索出中国及OECD成员国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适度区间。由于中国省级和地级市数据样本观测时间较短,加之中国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尚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实证研究的结果中,表现出来的是公共服务和均等化水平对经济增长较大的促进作用,没有观测到发展拐点。同时,得出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非均等化情况下公共服务的作用效果的结论。公共服务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其发展水平的均等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更大,这也为中国未来公共服务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在中国未来公共服务发展的过程中,即要适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能一味追求高位公共服务水平,将其控制在公共服务过度供给的拐点之下,又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使公共服务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第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未来中国公共服务发展的必然取向。世界发达国家公共服务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之前实证检验的结果,都为中国未来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诸多方面出现机会不均等、发展不均衡现象,这种非均衡是正常、短期的,当中国经济以发展的、包容性的方式增长时,社会中每一个个人都会公平的共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所有公民在能力、机会、权利等方面都会公平的享有。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作为改善投资与消费结构非均衡的手段;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收入分配合理的功能;作为具有社会投资作用的资源配置的方式;也作为一种要素,一种对提升经济增长有突出贡献的要素,开始逐步发展并且向着均等化发展的方向迈进。公共服务的优化使得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得到满足,保障了人民的民生需求、安全权和生存权,不仅降低了人民的经济风险,也提高了人民应对突发的经济和社会变动的适应能力,增进经济发展水平,保证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最后,提出了未来中国公共服务发展的优化路径和政策选择。

总之,公共服务是一个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相结合发展的领域,是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整合机制。公共服务依赖政府财政支持,依赖国家政治力量保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公共需要诉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要素投入。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是未来公共服务发展的必然取向,是现代社会公平体现的应然诉求,是收入分配正义的政策表达。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人人共享的体现,更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符合国情的理性选择。


创新价值

第一,在阐述的理论推论中,一方面,提出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符合“S”型Logistic函数曲线的理论,揭示了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是互动的,相互促进、交替递增的关系;另一方面,阐明公共服务的发展是有限的,不是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好,如果越过发展拐点将会造成经济下行。

第二,在相关数据的估计测算上,为科学合理的估计中国省级和地级市区域以及部分OECD各成员国公共服务综合指数,以公共服务的投入、产出和效果分类,构建了多层次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对不同指标不同年份赋予权重值,并且依照理论分析得出的公共服务发展趋势符合“S”型Logistic函数,对公共服务原始指数依照Logistic函数进行修正。同时,确定基年,根据公共服务原始指数历年实际增长率得出动态的公共服务综合指数,量化了公共服务水平,使其具有可比性。并且,根据所测度的公共服务综合指数转化测算出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

第三,在实证上,为了准确判断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的空间相关关系;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揭示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是有限的,并寻找公共服务发展的拐点,当接近发展水平拐点的时候应及时调整,以免落入“福利陷阱”。此外,模型还选择人力资本增进型、资本增进型和消费增进型等模型发现公共服务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居民消费和扩大资本要素的作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研究意义:

第一,理论意义。西方发达国家对公共产品的相关理论研究相对成熟,诸多经济学家在此领域取得了广泛共识。对于公共服务,这个20世纪以来新诞生的名词和学科,理论研究方面尚有欠缺。本文在理论上对公共服务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的机理和途径进行数理和规范性研究,扩展当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着重探讨公共服务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途径,以及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规模、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向等理论问题。以期通过本文相关研究对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进行拓展和延伸。

第二,现实意义。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公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意愿越来越强、需求范围越来越大。从国际经验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绝大多数国家公共支出规模不断上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政府行为,公共服务的需求是公民私人行为,政府主导、市场竞争和私人提供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调和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研究重点。因此,公共服务发展的适度规模怎样?公共服务水平、结构如何优化?公共服务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是什么?公共服务优化与经济发展增长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怎样?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