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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进研究简述



魏尚进从复旦大学的本科,宾州州立大学的硕士,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到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经济学专业的正式教师,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部门,再到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其三十多年来的学术生涯涉猎广泛,包括中国经济问题,国际金融及汇率问题,国际贸易问题,腐败与制度问题等等,形成了他开放的,国际化的,市场化的,制度性的学术思想。魏尚进多篇学术文章为国际高引用率文章。 截至2019年6月初,魏尚进文章的总体Google Scholar引用率为44806,自2014年来的引用率为17899,有40篇论文的引用率超过400,4篇超过1500。其学术贡献详见下方:

1、竞争性储蓄理论

魏尚进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创新工作是他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竞争性储蓄:来自中国失衡的性别比和储蓄率的证据”。在该文章中,魏尚进首次引进了“竞争性储蓄”的概念,并在之后的一系列论文里将此概念用于分析房价、汇率、经常账户、企业创新等多个问题。

具体来说,魏尚进首先观察到中国性别失衡与储蓄率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在上升,现在几乎是世界最高水平。由高储蓄、低消费所导致的国内经济失衡,已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可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比如永久收入理论、预警储蓄动机、金融发展欠缺等很难解释这个现象。按不同年龄段来计算的中国家庭储蓄率呈现U型,与永久收入假说的预测正好相反。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政府已经在社保和农村医疗保险方面大大增加了投入,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养老和健康风险应该下降了。可是与预警储蓄理论预测的相反,中国家庭储蓄率仍然持续上升。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也在逐步完善,所以很难将中国不断攀升的储蓄率归结为金融市场不完善。

为了解释中国的储蓄之谜,魏尚进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竞争性储蓄理论。和以前的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个理论考虑了人们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传宗接代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动机之一。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地位高的男人找到配偶的概率要大于地位低的男人,所以人们会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财富是显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随着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有男孩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男孩的家庭不得不依靠更多的储蓄来增加他在婚恋市场中的议价能力。这样就导致全社会的竞争性储蓄,推高储蓄率。魏尚进用中国家庭层面的证据验证了上述理论,他发现竞争性储蓄动机可解释1990年至2007年中国家庭储蓄率实际增长的一半。

人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其它方面,魏尚进在发表在《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婚姻市场竞争对房价的影响。魏尚进提出,房子除了作为消费品和投资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属性,即能显示房主身份和社会地位。他用这个框架分析,为什么中国的住房拥有率以及房价远远高于其它国家。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上,由于男多女少,女方的议价能力增加。在其它条件相等情况下,女方愿意嫁给有更多的财富的丈夫。面临激烈的竞争,男方会竭尽全力去购买一个超过其消费(和金融投资)需求的更大、更昂贵的房子。通过微观数据分析,魏尚进发现这种竞争导致房价的非理性的上涨,解释了2003-2009间中国城市房价上涨的30-48%。

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是这个国家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因此家庭储蓄率的上升会导致经常账户盈余的增加。魏尚进从理论和实证证明了性别比是决定经常账户盈余的一个重要因素:性别比例越失衡的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越高。而在以前的文献中,人口的性别结构从来没有被考虑为影响经常账户盈余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因为经常账户盈余会带来本币汇率的升值,魏尚进又进一步证明了性别比与汇率的关系。

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在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比如新加坡、印度、越南、韩国等。在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魏尚进利用1990-2010的跨国数据验证了,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10-24岁人群的男女比例高度相关。

魏尚进的竞争性储蓄理论和相关的实证研究不但从微观层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人行为基础,而且研究了其对宏观经济中若干问题的重要影响,例如储蓄率、房地产、汇率、企业家精神等。魏尚进的这一系列论文在Google Scholar上被引用次数近千次。除了学术方面的贡献,该研究也兼具重要的社会和政策意义,其主要研究成果被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等权威机关引用,而且受到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

2、关于腐败和逃税

1999—2000年间,魏尚进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反腐败政策与研究顾问,这与他在关于腐败研究的突出成就非常相关。魏尚进发表在《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的关于腐败对跨国直接投资影响的文章引用次数达3115,是他引用率最高的文章。此文开创了文献里系统度量腐败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研究方向。魏尚进认为,政府腐败与向企业增税所带来的后果类似。他以腐败对FDI的影响作为例子:如果腐败程度从跟新加坡类似的比较低的程度增加到跟墨西哥类似的比较高的程度的话,对减少FDI流入的效果跟对跨国公司增加21%的税率类似。与增税相比,腐败更坏的一面在于其不确定性: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他们不知道当地腐败官员每次向他们索取多少。这样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减少了国际投资者对当地的投资。魏尚进认为,如果把腐败类比为增税,那么反腐就是给企业减税降负的过程。

3、关于国际贸易的计算及贸易自由化问题

魏尚进工作还体现在他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两篇文章:“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去探究出口数据的重复计算问题”和“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制度变革:来自中国出口商的证据”。

在第一篇文章中,魏尚进探讨了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出口数据重复计算问题。例如,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包含了大部分东盟,韩国等对美国的出口:中国从这些地方进口零部件和中间品,完成组装后出口美国。从贸易总量来看,这些零部件既算作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被含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最终品里面,导致重复计算的问题。魏尚进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把国际贸易额分解成来自不同来源的增加值,这不仅解决了各个国家出口数据中重复计算的问题,而且为产业链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框架。此方法论被广泛引用,该论文及其之前的工作论文共被引用1367次。在之后一系列相关的工作中,魏尚进又把此方法论推广到分解双边、部门层面的微观贸易数据中,改进了对一个国家或行业在跨国产业链的上下游度、参与度等特性的测算。这一系列论文属于奠基性的研究,为研究产业链的实证文献提供了许多严谨的数据基础。

魏尚进的第二篇文章观察到,中国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改善可能远超人们的预期。此文研究了2005年1月1日终止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给中国出口行业的效率提升带来的影响。随着发达国家取消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配额,中国政府也随之取消对这部分出口配额在国内的分配。魏尚进指出,这项改革纠正了两个方面的扭曲:第一,发达国家的出口配额扭曲市场配置;第二,中国对这部分配额的国内分配也不是按照企业的生产率高低分配的,往往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分到更多的出口配额。从魏尚进的计算来看,后者所导致的资源错配更加严重。对这两种资源错配的纠正,使本来大量出口的国企退出市场,更有效率的民企随之进入市场,大大促进了中国纺织品出口行业的生产率。具体来说,配额取消后,新进入市场企业的产品价格比已有企业的产品价格低21%,而且,原来占据最高配额的企业(国有企业)在配额取消后,市场份额下降最多。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魏尚进结合了贸易和宏观两大文献:从贸易的角度来说,配额的取消确实有好处,但是好处不是很大;但是,从宏观方面来说,国企没法继续靠配额制度占据市场份额,对资源配置的改善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