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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手”与中国增长奇迹:激励机制还是资源配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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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bz.zzzmh.cn/

蔡昱,龚刚 | 云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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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摘要:对于中国经济高增长奇迹的解释一般只集中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很少关注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整体激励机制之改进。这样一种只注重资源配置机制但忽视激励机制的研究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受主流经济学对“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之影响,即“看不见的手”是指(价格调整)资源的配置机制。本文尝试着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这一解释。通过文献梳理和对《国富论》的全面解读和分析,研究发现:“看不见的手”并非是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而是指建立在资本主义独特产权制度上的胁迫式的激励机制。由于这种胁迫式的激励机制并不光彩,伦理上缺乏正当性,亚当·斯密并不愿意过多提及它。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产权制度改革,这种改革通过释放人性,激活人们追逐美好生活的欲望;通过市场和生存竞争压力,激活组织和个体竞争活力;通过价值的自我实现机制,激发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因此,本研究认为:这种释放活力的激励机制是中国经济高增长奇迹的根本性动因。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近四十年( 1978- -2018)平均增长率高达9%以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同时也吸引着中西方经济学者对中国高增长动因的解释。

 

当前对中国高增长动因之解释基本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林毅夫(1994 ,2012)依据其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符合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的正确发展战略是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根本动力。第二,李稻葵(2019)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框架下,指出中国政府在过去四十年中成功地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者和利益相关者,而不是阻挡者,这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根本动因。第三,张五常等(2009 , 2014)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依据,提出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极大地减少了计划经济时代所生产的大量交易费用,从而是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根本动力。第四,吴敬链(2018)、钱颖一和许成钢等教授认为中国向市场化方向的分权式改革是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例如,吴敬链(2018)在其论著《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自序中就强调“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此外,还有县域竞争和人口红利等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解释大多从资源配置出发,以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作为比较基础,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认为资源配置与优化是推动中国高增长奇迹的最为根本的动力,其中吴敬琏等的市场化分权式改革就是这种主流观点的代表。资源配置学派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权利的扩展使得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效应。而林毅夫(1994,2012)所强调的比较优势理论本身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必然结果,只是这种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如下动态基础上:即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禀赋不断演变,从而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也将发生变化。李稻葵(2019)所提出的“政府所应有的作用”论点,本身强调的也是政府应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至于张五常的产权制度改革,因其效益分析主要仍然集中在与计划经济相比较而言的减少交易费用等作用上,因此,其注重点仍然是在资源配置上。

 

在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而对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其它机制,如激励机制等却甚少关心和研究不足,这样一种偏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在经济学界,“看不见的手”常常被指认为是:资源的配置机制,即市场的价格调整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调剂着资源的配置。如果将斯密“看不见的手”看成是资源的配置机制,则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名言必然会导致有效配置论。

 

然而,市场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本身是极有争议的。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吗?资源更多配置到先富起来的那批人手中一定是最有效率的吗?市场近二十年将大量财富配置到房地产行业--定也是最有效率的吗?事实上,经济学中各种流派之间的争论(如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争论)通常围绕着市场经济在什么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能(或着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正如龚刚和蔡昱(2019)所分析,市场常常错配资源,由此给经济体带来无休无止的波动、失业和经济危机;市场也常常不能在关键性领域配置足够的资源,从而使经济常常陷人某种陷阱(如中等收入陷阱或贫困陷阱等);此外,市场也常常会引发类似三聚氰胺等道德和伦理风险。

 

实际上,市场除了提供资源配置机制之外,也同时提供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典型的中国故事。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变化是更为高能的激励,即调动了人的能动性和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人变得更加勤快,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富有创造力,从而使整个经济更加充满活力。然而,这样一种增长动因到现在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中很少被提及。

 

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真的是指资源的配置机制吗?或着,它很有可能就是指激励机制?本文首先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从激励机制的视角讨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高增长奇迹的动因。以期本研究至少能够对现有中国经济高增长动因的解释上补充一个重要的缺口。

 

二、文献中“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手?

 

固然,他们通例没有促进公共利益的心思。他们亦不知道他们自己曾怎样促进社会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进了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

 

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至理名言。斯密的这一至理名言说明:一个自私和贪婪的人,为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参与经济活动,却在不知不觉中(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了他本不想追逐的社会利益。

 

(一)主流经济学的解释

 

经济学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主流解释是清晰明确的。弗里德曼认为:价格体系就是这样种机制,它既不需要中央指令,也不需要人与人之间彼此沟通或相互喜爱就能完成这一任务……。亚当·斯密天才的灵光之处便是,他认识到价格产生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简言之,产生于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着千百万人的活动,他们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且通过这种途径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

 

显然,按照弗里德曼,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价格的调节机制。日本经济学家堂目卓生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其它持明确相同解释的经济学家则包括Grampp, Gor-don , Hahn和Coase等。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解释强调的是市场的交易功能,从而将市场看作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机制。这与经济学家们通常的认识,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是“看不见的手”,而政府干预是“看得见的手”相一致。

 

确实,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篇中也曾经提到过价格的调整如何影响供给和需求:当某种商品因有效需求增长而市价高于自然价格时,这商品的供给者,皆小心谨慎地,想瞒住这种事变。如果这种事变被人探知了,其利润之大,定会诱致许多新竞争者,来这方面投资,结果,有效需求完全得到供给,这商品的市场价格,遂须低落而等于自然价格,甚或落在自然价格之下。

 

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这样一种论述就一定意味着“看不见的手”就是指价格调整使资源得以配置的机制。

 

必须说明的是,如果将“看不见的手”看成是价格的资源配置机制,也就是说,如果认定那种将人们对私欲的追逐不知不觉中转化为促进社会利益的神秘机制是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也就自然导致了“有效配置论”,即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从而促进了财富增殖的社会目的。确实,在斯密之后,瓦尔拉斯给市场经济构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模型——拍卖市场, 这一拍卖市场后来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如马歇尔等)包装成了看上去更为漂亮的完全竞争市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罗和德布鲁则进一步基于完全竞争市场,构建了其著名的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由此,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一系列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结论,如“均衡”“市场出清”,甚至“帕累托最优”等也在他们的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被严格地一一论证,尽管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

 

(二) 其它非主流解释

 

如前所述,“看不见的手”就是资源配置机制(或价格机制)这一主流解释是明确且毫不含糊的,它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赞美市场在资源配置能力方面最有力的依据。然而,“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而在斯密一生的论著中,则仅仅出现过三次,其中一次又与经济学无关。与此同时,斯密又从来没有对“看不见的手”到底是指什么进行过任何解释。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也从来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Grampp(2000) 总结了九种不同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看不见的手”仍是千古之谜。

 

例如,有人将“看不见的手”看成是“人类看不见的‘神’的手。也有人认为“看不见的手”不是亚当·斯密重要的经济学概念,而是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更有人认为亚当·斯密自己对“看不见的手”的内容把握尚不明晰。与此同时,也有人干脆把“看不见的手”笼统地规定为市场或市场机制,从而将“看不见的手”予以多样化的解释。更有甚者,也有经济学家如Knight和刘清平等则试图打破斯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斯密在其交易通义(即只要交易自愿,必能改善双方福利)中,已经自发指认了“经济人不仅拥有利己动机、而且拥有利他动机”。而当人们认识到这种双重动机时,所谓“看不见的手”将不再神秘。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英国的经济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的研究。罗斯柴尔德通过考察斯密同时代的诸多英国文学作品时发现,“看不见的手”在当时无一例外地代表着阴冷、血淋淋和罪恶。她认为,亚当·斯密无疑是熟知这些文学作品的,也正因为如此,她将其后来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工作论文,一开始命名为“血淋淋和看不见的手”。在她看来,正是由于“看不见的手”在斯密那个年代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不光彩的概念,斯密既无需对其进行解释,也不愿过多地提及它。

 

斯密并不特别敬重“看不见的手”,而将它看成是一个具有讽刺性质,但却是有意义的玩笑。

 

总之,按照罗斯柴尔德的考证,“看不见的手”对亚当·斯密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经济学概念,但却不是一个光彩的、值得大书大写的经济学概念。

 

(三) 对现有研究的简单评述

 

首先讨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即将“看不见的手”解释成市场的资源配置(或价格调整)机制。

 

第一,这样一种解释显然是基于市场的交易功能。然而,市场自古就有,市场的交易功能也自古就有。与此同时,利己之心也古已有之。如果这种解释能够成立,为什么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利己追求通过市场的交易功能(或通过价格的调整)无意中促进了社会利益呢?

 

第二,资源配置(或价格调整)本身最多只能保证现有的资源能得到充分雇佣(如没有失业等)和所生产的产品都能够被市场所需求——尽管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但它不能解释(或保证):资源是如何增殖的?所生产的产品是如何增加的?或用斯密的语言,国民财富是如何积累的?而斯密所述的“增进社会利益”无疑是指国民财富的积累。

 

由此可见,从资源配置(或价格调整)的视角无法全面解释:个人的利已追求如何增进社会利益?或如何积累国民财富?

 

就非主流解释而言,关于经济人不仅拥有利己动机,而且拥有利他动机的解释仍然是基于市场的交易功能。因此,仍然无法解释国民财富的积累过程。就那些将“看不见的手”笼统地规定为市场机制的解释,仍然需要清晰地说明:个人的利己追求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或力量)增进了社会利益或积累了国民财富?否则,“看不见的手”的神秘面纱仍然无法揭开。罗斯柴尔德(1994)将“看不见的手”看成是一只不光彩和血淋淋的手,非常接近本文将要做出的解释。然而,罗斯柴尔德并没有具体说明,这只血淋淋的手到底是什么。

 

(四)“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古已有之

 

作为文献研究的一部分,也为后文论述上的方便,还有必要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和“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进行区别。“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有一种力量可以使人们对私利的追求不知不觉地促进着社会利益”;而“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则是指上述过程之所以发生的条件、机制和原因。本文认为:现有研究的许多困惑来自于对“思想”和“原理”的分辨不清。

 

经济学家常常将“看不见的手”的这一思想当作亚当·斯密的发明。但其实,“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即“有一种力量可以使得人们对私利的追逐不知不觉地符合社会利益”最初源自贵族和骑士们对追逐名声的辩护。同时,在亚当·斯密之前,它曾被多位哲学家、思想家甚至文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论述过。

 

孟德斯鸠认为:对名声的追求为君主制的政体注人了活力,因此,“当每个人都认为是在为自身利益努力时,结果却是为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这里的“自身利益”指的是名声,它与追求金钱无关。

 

18世纪初,维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阐述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社会利用使全人类步人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种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志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公共社会中。

 

赫尔德则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表述为:“人心中的所有欲望都是一种狂野的驱动力,它并不了解自己,但是由其性质所定,它只能暗中促进一种更好的事物秩序”。

 

在《浮士德》中,歌德给墨菲斯特的自我定义是:“一股总想作恶,却总会带来好处的力量”。这是对“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最为放肆的表述。

 

然而,在所有这些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论述中,“这种破坏性欲望向美德神奇变形的条件和机制,尚无详细的论述”。它的转化仿佛是“经过某种神秘的世界过程来实现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尽管“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古已有之,但在亚当·斯密之前,“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却从来没有被揭示出来。

 

三、揭示“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手?

 

下文讨论亚当·斯密是如何论述其“看不见的手的原理”。

 

(一) 斯密的贡献

 

斯密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引入经济学领域,从而将促进社会利益的私欲限定在了贪财的欲望上。

 

需要说明的是,中世纪及之前,西方社会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普遍认为任何以金钱为目的的活动都是邪恶的,不会被上帝所接受,死后必入地狱。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马太福音》19:24)。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需要打破的正是这一思想禁锢。为此,斯密首先将贪财这种在古代思想中被认定的“基本恶”用“利益”这类中性词替代,以使其易于被大众接受。由此“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在经济学领域出现。

 

必须说明的是,在《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这一名词只出现了一次。但经济学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在《国富论》则反复出现。例如:我们所需的食料不是出自屠宰业者、酿酒业者和面包业者的恩惠,而仅仅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利益的顾虑。

 

更为重要的,斯密不仅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引人经济学领域,并创造性地加上了“看不见的手”这一精彩绝伦的名词,同时,也为这种“神奇变形的条件和机制”提供了其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那么,斯密是如何描述这一“神奇变形的条件和机制”的?或者说,斯密所言的“看不见的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国富论》的完整标题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里,所谓财富的性质,就是说财富究竟是什么?所谓原因,自然是指它的来源,即财富是怎么来的?或是如何积累的?斯密在其“序论”中明确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在斯密看来,国民财富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是由劳动创造的。而追逐国民财富的积累就是所谓的社会利益。与此同时,国民财富的基础,就在于个,人财富的积累。

 

除“序论”外,《国富论》分为上、下两卷,共五篇,其中第一篇和第二篇是全书的重点,它们详细阐述了国民财富的来源。斯密在第一篇开篇就明确指出:积累国民财富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劳动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资本积累。并且在此篇的其余部分对分工以及由分工引起的其它经济活动,如交易、价格和货币等进行了讨论。在斯密看来,分工不仅是微观上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在宏观上形成了一种经济秩序,即所谓的市场。

 

如果说,第一篇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分工如何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进而形成一种经济秩序。第二篇所要回答的问题则是如何通过资本的积累来促进分工。斯密对资本的界定始于对财富的分类,更准确地说是对消费的分类。斯密将消费分为两类: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性消费。当财富用于生产性消费,从而与劳动相结合时,就成为资本。资本就是用于组织生产的财富。为了说明资本的作用,斯密给出了一个有用劳动(或生产性劳动)的概念。所谓有用劳动力(或生产性劳动)是指与资本结合的劳动中。于是,资本的作用就在于吸纳无用劳动,即现代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结合,使其成为有用劳动(或生产性劳动)。显然,这是财富积累的个极为重要的途径。然而,资本不仅能够吸纳无用劳动,同时还能促进分工。在斯密看来,“预蓄之财愈丰夥,分工亦按比例愈细密。分工越是细密,每个工人所能制造的材料,定然越是增加”。

 

再次说明,第一篇与第二篇是《国富论》的重点,即对一国财富增长的路径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第三篇则以经济史的考察为依据,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这里,对罗马帝国崩溃后经济发展史进行了考证,由此分析了国家政策对财富积累的影响。第四篇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批判。最后,第五篇是关于国家财政是如何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分析。如果说前两篇是国民财富积累的理论途径,那么后三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对重商主义等的批评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讨论了国民财富积累的现实途径。在斯密看来,这一现实的途径就是建立一套以自由和平等竞争为原则的经济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参与社会分工的各经济主体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自动经国民财富积累的两大途径(即资本积累和分工),实现社会利益的增值。这是后三篇的意义所在。

 

(二) “看不见的手”是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还是市场的激励机制?

 

毫无疑问,斯密所指的经济秩序是指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而,它所指的“看不见的手”是否就是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或价格的调节机制?

 

首先,如前所述,斯密确实在《国富论》中提及了价格的调整是如何配置着社会的资源。然而,从整部著作的结构安排上看,斯密并没有太多地关注资源配置问题,或经价格的调整而使市场出清,供需相等。在整部著作中,甚至都没有“资源配置”这一经济学名词。对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来自于瓦尔拉斯。就斯密而言,这类问题并不是《国富论》)所关心的重点。

 

其次,如果说资源配置问题不是《国富论》所关心的重点,那么《国富论》中,斯密所关注的重点又是什么呢?是一国财富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密所关注的问题是现代经济学语境下的增长和发展问题(而不是微观经济学中或一般均衡理论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如前所述,资源配置问题本质上源自于市场的交易功能。然而,市场的这种交易功能最多只能使现有的资源得到充分的使用,如没有失业和所生产的产品都能被市场所需求等,但它本身却不能促进资源(如资本等)的积累和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或用斯密的语言,国民财富的积累。而这才是斯密所述的“增进社会利益”的真正所在。由此,“增进社会利益”决不仅仅是指现有资源是否得到了有效的配置。

 

再次,自古以来都存在着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场,即它发挥着交易的功能,进而通过价格的调节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如前所述,市场的这一功能自古就有一尽管其强度因生产方式(如是否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不同而不同。而一个国家的经济秩序(或体制)决不仅仅体现为资源配置机制(即资源是通过市场还是计划进行配置),更重要的是由产权关系所决定的所有制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因参与和主导市场交易的经济人之产权关系的特征而区分出不同的市场经济。例如,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具有本质的区别,斯密时期的市场经济与中世纪的市场经济也具有本质的区别。而市场的激励机制则更多源自于参与市场的经济人之特征和与此相对应的产权关系。

 

由此可见,隐藏在斯密所描述的推动国民财富增长(这一社会利益)背后的驱动力(这才是那只真正的“看不见的手”)并非产生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或价格的调节机制),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产权制度上的竞争性市场本身所释放的胁迫式的激励机制。

 

(三) 资本主义产权的独特性

 

也许有人会说,激励机制自古就有,追逐私利也古已有之。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激励机制(而非资源配置机制)才是推动财富增长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与资本主义产权的独特性,即剥夺生存性安全感相关。

 

必须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是一种常在趋势的自然演化过程,即它与之前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延续性,而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产权关系的人为的突发转型。这种突发的转型带来了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如下特征。

 

其一,“完全的排他性”。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转型开始于掠夺式的作为产权关系再定义的“竞争性地租”“圈地运动”和“具有排他性的私有产权制度”的立法。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如英国在16世纪前,其私有土地上有各种习俗性的使用权以保障穷人的生存。16世纪到18世纪,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呼吁:以排他性的私有权来对抗共有土地有争议的产权;废除私有土地上的各种习俗性使用权,以挑战那些给予小生产者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下的习俗性产权。“具有排他性的私有产权制度”(即不仅仅是“私有的”,而且也是“排他性的”)的立法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它完全剔除了私人产权之上的对他人生存的责任。

 

其二,“随时被剥夺的可能性”,从而不能给人生存安全感。此种“随时被剥夺的可能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货币化导致的“流沙化”,即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是货币化的,而货币本身的不稳固性使得财产随时可能流失。另一方面,是竞争所带来的“随时被剥夺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对于多数人来说,为了防止财产缩水就需要进人竞争性市场以求资本增值,这又必须承受竞争失败而被剥夺的可能性。

 

其三,私人占有之物的扩大化和普遍化,如大量的共有土地、矿产和森林等被私有化。私人占有之物的扩大化和普遍化推动了无产者的大量产生,他们必须出卖自己才能购买生活所需。

 

(四) 胁迫式的激励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

 

正是上述这种与剥夺生存性安全感相关的产权的独特性,才激发出资本主义独特的生存胁迫式的激励机制。

 

首先,如前所述,个人的欲望有多种形式,如追逐名誉、追逐权利和追逐金钱等。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所有的活动都被拉入了盲目追逐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维生”。同时,“维生”是市场依赖性的,后者不仅将所有事物(包括自然与人)资本化并货币化,也使金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即对金钱的追逐高于一切其它欲望,同时拥有金钱便意味着拥有一切:金钱能够购买名誉,也能购买权力。这反映于思想家们对它的描述中,如斯密(1759)在《道德情操论》中将改善我们的境况作为人生的伟大目标。继而, 他在《国富论》中认为人类完全受“改善他们的境况的欲望”所驱使,同时,增加财富是大多数人打算或希望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因此,对于人类来说,非经济的欲望虽然强大,但全部融入了经济欲望中,即非经济欲望的作用无非是强化了经济欲望,由此“丧失了其往日的独立存在”。由此可见,与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相比,资本主义对经济利益(或金钱)的追逐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和无与伦比的地步。

 

其次,资本主义产权关系不仅意味着拥有金钱便拥有一切,更意味着失去金钱便失去一切,这使得获得金钱成为了一种“生存必须性”。人们被此生存必须性及其所畏死的恐惧摄住,便会表现为盲目追逐生存安全感意义上的对金钱的盲目追逐。如前所述,资本主义产权的转型达成了“对多数人 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共有和习俗使用权的彻底废除”使得越来越多的平民被驱离土地一无所有。用斯密的语言,他们是“无用”的,等待着被雇佣,以便成为“有用”的。在剥夺所造成的生存必须性的胁迫下,无产者必须依附于资本和市场,不仅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尽管形式上他仍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也失去了“选择自己的自我”的勇气,不得不屈从于被剥削和被奴役。与此同时,在资本和市场的“凝视”下,他们不得不与其他劳动者展开无情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只有不断满足资本和市场的胁迫(如遵守劳动纪律,延长劳动时间,提升素质以提高自己的使用价值)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试问,这难道不是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吗?

 

再次,市场虽然自古就有,但由资本主义产权所带来的竞争却是资本主义市场所独有的。同时,此种竞争是一种丛林式的生存性竞争,即唯有参与竞争并胜出才可能生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在其运行过程中进行着持续的剥夺(表现为不断有资本者破产和不断有劳动者“被无用化”),由此持续制造着由被剥夺而引发的“生存性恐惧”。同时,由竞争所产生的生存性恐惧(即在竞争中失败从而失去生存机会的恐惧)不仅被施加于被雇佣的劳动者,也被施加于资本者,从而使他们丧失了生存性的安全感。正是此种生存性恐惧胁迫着资本家不得不穷其所能地进行经营、创新(在斯密时代主要表现为他所说的分工)和资本的积累,即人的全部生命力都被扭曲到了财富的积累上。

 

总之,由资本主义产权关系所带来的生存胁迫式的激励机制无疑是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这样一种生存胁迫式的激励机制所产生的推动财富积累的力量根本无法用资源的配置机制来进行解释。例如,资源配置机制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从过去每天有效工作5小时左右,增加到现在每天拼死工作8小时甚至12小时。由此可见,隐藏在斯密所描述的推动国民财富增长机制背后的驱动力并非产生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或价格的调整机制),而是产生于由资本主义独特产权关系所带来的生存胁迫式的激励机制这才是那只真正的“看不见的手”!也是资本主义的秘密!遗憾的是,出于对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维护,斯密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揭示这一秘密。

 

四、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高能激励

 

在此回到本文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从激励机制的视角讨论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增长动力。

 

(一)传统计划经济无激励机制

 

计划经济无疑也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机制,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其基础的企业所有制形式,并且以高度集权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作为其制定和执行计划的保证。这样一种体制与经济人本身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性相矛盾,从而使整个经济缺乏激励。

 

就个人而言,由于其就业和收入完全由国家分配,个人不能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工作,也无法因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更多的回报。这使得他(她)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已无追求可言,只能沦为完成计划的工具。而当人一旦沦为工具而无追求目标时,人就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其主观能动性。当然,也必须看到,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对个人的激励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主要表现为一些精神奖励等弱的激励机制。

 

就企业而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预算的软约束降低企业面临的生存性压力,弱化了激励机制,严重制约着企业通过技术发明而进行不断的创新。而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技术进步、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因不断的创新而对旧产品和旧技术的淘汰,即所谓“创造性的毁灭”。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创新并不是纯技术的概念。它是将已有的知识(或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因此,它是企业家的事。然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预算的软约束,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因此,尽管计划经济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动用国家资源推出一些特殊领域(如军事领域)内的高精尖技术,然而,就整个社会而言,新技术的转化则明显过于缓慢。设备陈旧、技术老化在一般生产性企业随处可见。有关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10%,而在同时期的一些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0%左右。

 

(二)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高能激励

 

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也是一种产权制度的改革,它伴随着传统体制外的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逐步壮大。与计划经济相比,改革开放释放了人们的欲望:市场为经济人提供了机会,调动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市场让人们更加勤奋,让人们更加富有创造力;它使个人更具有活力,而不是沦为工具;它使企业更勇于创新,而不是完成计划的单位;它使技术更容易进步,社会生产力更容易提高。中国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市场,离不开市场给予的激励。

 

必须说明的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种高能激励不仅体现在极大地释放了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一定的生存性压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也开始出现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本世纪初,下岗工人似乎达到了高潮: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出现下岗职工2137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竞争不仅使大量优秀的民营企业脱颖而出,也使大量的国有企业和无数的民营企业破产倒闭。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释放了巨大的欲望的同时,也伴随着制造了生存性压力,它使得人们不得不极尽所能,更加勤奋地创造财富。本研究认为,这种由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人们追逐美好生活的欲望及其所伴随着的生存性压力才是中国经济奇迹般高增长的根本动力。

 

对于这样一种推论,即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人们追逐美好生活的欲望及其所伴随的生存性压力是中国经济奇迹般高增长的根本性动力,并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论证,但也许能够找到一些间接的数据。

 



图1比较了中国、美国和德国就业人员的年人均工作小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业人员的年人均工作小时大约在1970左右。这一水平远低于美国等其它发达国家在50年代的水平。例如,50年代美国就业人员的人均工作小时常在2 000以上,而德国,受二战后重建家园的压力,则更是高达了2400多。这说明即使中国人民是非常勤劳的人民,但由于体制上并不具备高能激励,人们对于工作的积极性并不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特别是随着下岗工人的出现,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开始逐渐爬高,并长期稳定在2 150以上。反观美国和德国,则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其生存性压力开始减弱,从而其工作小时则不断下降。特别是德国,从50年代的240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1400都不到。

 

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一种产权制度改革,这种改革通过释放人性,激活人们追逐美好生活的欲望;通过市场和生存竞争压力,激活组织和个体竞争活力;通过价值的自我实现机制,激发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这种激励人性、释放活力的激励机制是中国经济高增长奇迹的根本性动因。

 

五、结论和启示

 

通过以上文献追溯、理论推演与现实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经济学长期以来普遍关注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但对市场所具备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即激励机制却甚少关心和研究中。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经济高增长奇迹的解释,一般只集中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很少关注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整体激励机制之改进。

 

第二,这样一种只注重资源配置机制但忽略激励机制的研究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受主流经济学对“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之影响,即“看不见的手”是指(价格调整)资源的配置机制。

 

第三,本文尝试着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这一解释。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对《国富论》的全面解读和分析,认为:“看不见的手”并非是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而是指建立在资本主义独特产权制度之上的胁迫式的激励机制。由于这种胁迫式的激励机制并不光彩,缺乏伦理上的正当性,因此,斯密并不愿意过多的提及它。

 

第四,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一种产权制度的改革,即容许传统体制外的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逐步壮大。这样一种产权制度的改革释放了人们追逐美好生活的欲望,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生存性压力。这种欲望和压力调动着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人变得更加勤快,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富有创造力,从而使整个经济更加充满活力。本文提出:这是中国经济高增长奇迹的根本性动力。

 

本文的研究给与如下启示。

 

第一,尽管市场经济不断地失灵和错配着资源,但由于市场经济也提供着高能激励,因此,即使市场经济因参与者各自活动的无序、不协调、预期的不准确和不顾及社会利益等造成了经济资源的错配和浪费,甚至引发了大量的道德风险,但它却不断地激励着人们更加勤奋和创造财富。市场的这种激励机制是市场经济真正的魅力所在。正因为如此,仍然需要坚持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坚决纠正诸如“民营企业退场论”等错误思潮——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和严峻。

 

第二,由于市场经济通常错配着资源,同时也给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生存性压力,因此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应坚持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合理介入。政府介入的目的在于:(1)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失灵;(2)为社会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以减少市场参与者的生存性压力,使他们能更勇敢地面对风险,更积极地投身于创新等经济活动中去。尽管现实中政府介人并不一定会合理,政府通常也会犯错,如介人过度等,但没有政府介入的市场经济一定不会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比自由竞争(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中国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排版原因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