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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中国经济还会持续下滑


 

10%到6.7%,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五年高位下行,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是由于经济体制问题,产业政策之争烟硝四起,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经济何时能企稳回升?如今,国企改革进入政策落实期,进展

如何?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该如何发力?经济观察报与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一起联合邀请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请他解读中国经济下滑之谜、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详谈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路径。许成钢曾经获得2013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如果把财政刺激抽掉,情况远比现在更差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未来中国经济方向

许成钢:基本上大的方向在我的预料之内,即中国经济还会持续下滑。现在中国面对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经济暂时没有下滑,是使用某些手段顶住了,只要顶住的手段稍微放松一点,经济又会继续下滑。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财政刺激,财政刺激一放松,整个经济就要下滑。中国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长期内需不足,这是由中国自身的制度造成的。

非常简单的现实情况就是,全中国个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非常低。有一些投行领域的同事不同意,他们认为,2011年以后,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有所回升,但这实际上是误导,为什么呢?当我们讲什么东西决定内需的时候,关键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比例,他们认为的回升指的是速度,或者相比原来非常低的比例下,有一点提升,但是这一点提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体中国个人收入占GDP比例远为过低的事实。

只要全体个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就已经决定了全社会的需求不足,大量的东西没有人买,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力量。所谓过剩首先就是因为需求不足;另一部分的过剩是在中国的制度里产生出来的,我们叫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当制度制造出大量软预算约束的现象时,企业就不会管市场上的需求,仍然继续生产。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率非常低,看PPI实际上是通货紧缩,PMI也已经持续两年呈收缩状态,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如果把财政刺激抽掉,情况远比现在更差。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财政刺激能持续多久呢?

许成钢:财政刺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规律性的现象我们知道,现在的问题,用财政刺激是不能解决的。

 

国企改革的核心,一定不是国企改革本身

经济观察报:最近国企改革进入政策落实期,你怎么看国企改革的推进,有什么好的建议?

许成钢:我并不看用词是不是“改革”,我关心的是发生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没有争议的结论就是,只要不从基本上改变国有制本身,任何在国有制下通过重组等改变组织方式、改变结构的路径都不可能见效。

回到中国的国企改革问题,一开始就面对不允许改变国有制本身的制约。这个限制导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没有取得显著效果。不是说完全没有效果,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放了国企改革的新路子,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国企改革奠定的基础,

而国企改革的核心,一定不是国企改革本身。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之所以有大成就,重要的不是国企改革,而是民企发展,民企持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发展,占据中国GDP的主体。国企改革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让国企变成民企,叫“抓大放小”,“放小”就是让一部分的中小国企变成民企,从而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基础。

但是,“抓大”的那部分走的路子不正确。国企改革的方向是,除了极其个别的非竞争性行业之外,所有的竞争性行业企业都应该变成民企,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绝对不是仅仅解决国企的问题,应该关心的是整个经济的问题,国企的发展不能以消耗国民经济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改进整个中国经济的效益,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经验、教训和理论的结论都很清楚,就是绝大部分的国企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最终变成民企。如果名义上的改革实际使国企越变越大,会为它将来变成民企制造更大的困难,那就不是有利于中国改革整体的做法。

 

解决债务问题要靠经济增长

经济观察报:债务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而且恶化速度非常快。由于中国债的主体是银行,很多人担心银行的坏账率非常高,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和安全,你怎么看中国债务问题的走向?

许成钢:中国的债务问题,如果仔细看是谁的债?如果讲银行,看一下是什么所有制的银行,就很清楚。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国有制的,中国的金融基本也都是国有制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在国有金融体制下,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不会破产。它靠不断借钱生存。最后,当经济里有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资产靠借贷生存,坏债就会不断积累,而且积累的速度非常快,这不是新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下了重大的改革决心“抓大放小”,深度改革国有企业,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欠的债还不了,国家的经济已经面临很严重的困难,尤其是从债的角度来说。当时也用了一些具体措施,即把坏账隔离出来放在另外一个机构,但实际上那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提高效率,当经济的整个效率提高,高速发展就能够稀释已经积累的坏债。

所以,上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时候,由于坏债问题,中国面临很大的危险,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垮。当时很有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写了一本书预言,中国现在坐在火山口上,任何时候火山爆发,中国经济就完蛋了,整个中国的金融已经在技术上资不抵债了,完全以人为的方式在维持,任何时候都可以垮掉。当时刘遵义教授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像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医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说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基本上不致命,这个人是带着癌死,而不是癌致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不致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快,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债的问题不要紧的,如果你的效率高,如果你增长速度快,可以稀释它。但是,如果软预算约束很严重,增长速度又掉下来了,稀释的手段就没有了,而且,国有企业还在加强,加强国有企业就是在加强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速度对于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否进入了这阶段?

许成钢: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人们观察到某些国家似乎有这样的现象。中等收入国家,本身意味着它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都有潜力快速发展,没有道理说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就会下降。所以,当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下降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分析下降的原因是什么,百分之百都是因为制度问题。所以与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不如叫做“制度陷阱”,就是任何中等收入国家没有办法追赶发达国家,都是因为制度束缚了它的发展,而不是因为中等收入带来的陷阱。

中国的增长速度慢,直截了当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国民个人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这实际上是相关制度带来的,相关制度使得各级政府以各种方式收集财政收入的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导致了这个后果,这是近20年时间积累出来的结果。现在全体个人所得收入占GDP的比例只有略高于1/3,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俄国都是50%以上。

 

    减税是解决内需不足的核心

经济观察报:现在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很疲弱。对中国来说,你觉得增长动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

许成钢:从基本面上看,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决定性原因是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增速是没有可能恢复起来的。为什么内需不足?因为全体中国国民的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过低,怎么解决?减税是核心。中国之所以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这么低,因为各种名目的税收拿走太多,所以减税不提上日程,内需不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经济观察报:如果国家降低财政收入,个人收入占GDP比例提高,现实中有什么措施能够实现呢?

许成钢:这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当面对大量困难的时候,比如把财政收入降下来,财政开支怎么办?如果突然间不能支持财政开支,会不会出问题?

发达国家是如何解决相关问题的?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是英国,通过大规模发国债来解决的,不仅是国内的债,还有国际的债,发国债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手段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对内、对外大规模举债。我这里讲的发国债不是用银行的方式,而是用在市场上卖债券的方式,买的人都是自愿的,你不能强迫人家买,如果强迫,事情又回到不好的地方了。一定是人们认为你的国债是我的投资手段,我愿意买。所以就是用大规模地发内债、外债的方式把大量的税减下去,这个税是从个人收入拿走的,还给他们。这本身已经是体制改革了。

另一个体制改革问题,就是如何压缩行政机构,降低行政开支。这里包括国企和各级政府,作为改革的目标就是有意识地压缩政府,让政府小,不仅仅是行政的部分,还包括国企。中国政府非常大一部分是国企。另外中国的债务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债。所谓的地方政府债,实际上是以国企的名义,用变相的方式从银行里借出来的,这很危险。危险的原因是它是以土地抵押从银行里借钱。现在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市场出了问题,地价下降意味着抵押资产价值的下降,就意味着不仅仅这些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增高,银行自己的杠杆率也在增高。如果地方政府债是以市场上发的长期债券为支撑,就不这么危险,但它是用抵押贷款的方式从银行借来的债,就很危险了。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民营企业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2016年民间投资下滑特别严重,为什么现在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所以民间不敢投资,怎么扭转这种趋势?

许成钢:实际上市场面对巨大的困难,原因就是内需不足、严重过剩,民企需要生存,如果滥投资将面对硬预算约束,造成资不抵债,是要破产的。所谓的硬预算约束说的就是破产,软预算约束说的就是不破产,所以,当整个市场内需不足,面对硬预算约束的民企,就会很谨慎,不敢投资。

另一方面,如果还要同时用刺激的方式顶住经济增长,民企很难参与其中,结果就变成了国企更发展,而国企发展靠借债,而这个债往往要变成坏债,这就是很多年人们讲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当没有弄清楚如何改革国企,没有弄清楚如何解决内需不足,民企当然更没有兴趣和机会去投资。

  

单独征收房产税不是好事

    经济观察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房地产税是地方税的主要来源,你怎么看中国最近的房产税问题?

    许成钢: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在学习发达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要认清楚,发达国家是在什么制度下这样操作的,最基本的就是私有土地制度,即政府不能靠卖土地获得收入,而是依赖征收房地产税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而且征收房地产税的是按照地方人民的意愿选举地方议会。

中国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地方政府已经在靠卖土地和出租土地获得收入,而且所有人现在使用的土地都有租期,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法理上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讨论房地产税,有两个基本问题要综合考虑,第一个基本问题是,征税的法理和居民的关系是什么?第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个人的收入过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并不反对征收房地产税本身,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单独提出来,一定是整套制度配合在一起的,单独提出多向人们征收一个税种,对全国的经济一定是坏事,不是好事。

 

资源配置离不开制度问题

       经济观察报:结合中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探索方向在哪?

许成钢:经济学最老的传统是亚当·斯密时代,亚当·斯密的时代叫政治经济学,即political economy,非常着重讨论人类社会的制度,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的辩论几乎着重的都是制度问题。这个变化是产生于19世纪末,产生出很多分散的新的经济学,今天我们叫它叫做古典经济学重点离开了制度问题,转移到了资源配置问题。实际上资源配置原本是离不开制度问题的,但是当这个概念出现了以后,重点就集中了在市场上。之所以经济学在这个时间产生,实际上也和产业革命产生出来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关,在经济学产生之后,更着重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前提是一定要想各种办法,让事情变得简单,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从老的政治经济学到新的叫做经济学的领域。进入到经济学的这个阶段从马歇尔开始,就是古典经济学,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进步,就是用高度简化的方式,集中讨论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问题。

为了能够定量地讨论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问题,最重要的是把制度简化掉了。但实际上,当离开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后,你就发现非常巨大量的资源配置问题根本不在市场上,是其他的制度在起作用,比如政府。因此,假设没有制度,经济学就只限制于讨论非常发达的市场经济,或者假定这个非常发达的市场经济没有制度的因素干扰它们。这样的经济学,有了很大的进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于是,在最近的二十年,讨论制度的这部分非常快地发展起来,人们把它叫做政治经济学。为了和老的political economy分开,今天人们经常用的是political economics,仍然翻译成政治经济学,但是英文词是不一样的,有所区分。

 

    经济观察报:有创新思考的学者提出的哪些观点已经得到国际上的一些关注呢?

    许成钢:中国的学者在国际间显然最获得承认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做理论经济计量学的。理论经济计量学实际上是实证研究里的方法论,它最终是为了能够在做实证工作的时候,提供方法论上的帮助。这方面,中国有若干学者在国际间得到很高承认,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白聚山教授,耶鲁大学的陈晓红教授,斯坦福大学的洪翰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方汉明教授,但是,他们的贡献并不在我们刚才讨论的制度这个方面。如果是和制度、和政治经济学相关的,就是机制设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中国也有若干在国际间受到很好的承认的有影响的学者,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一个是田国强教授。

    中国的学者在新的政治经济学方面非常弱,但是在讨论制度方面并不弱,一个有代表的学者,就是钱颖一教授,他所做关于制度方面的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认同和启发,而且这个讨论,是以中国为它的主要问题,但不限制于中国的问题,有大量和其他国家的对比,在国际间有很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