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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扩大总需求下的结构性改革


2010年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从10%的增速逐季回落,到2016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降至6.7%。在投资回报率不断降低、杠杆率不断升高的双重约束下,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在加大。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究竟是什么?如何应对仍在持续的经济下滑态势?经济学理论有哪些创新和发展,可以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经济观察报与北京当代经济基金会一起联合采访了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请他解读中国经济下滑之谜,详谈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路径。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社会贤达共同发起创办,宗旨为“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

 

经济持续下滑更多是由于外部性

经济观察报:你对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如何评价?

林毅夫:应该比较来看。与我们自己比较,去年6.9的经济增长,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速,今年在6.9的基础上又下降了,所以经济态势还在继续下滑,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下滑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这种情况下怎么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里所讲的6.5以上的经济增长,是大家关心的。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指标:GDP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要翻番就必须保证6.5的增速,这不仅是一个政治目标,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我们到2020年能够达到6.5的增长目标,在把货币升值因素考虑进去的基础上,到2020年,我们应该可以达到127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统计这就是高收入国家。我们将是第三个二战之后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虽然还是比较低水平的高收入,但无论如何是一个里程碑。

现在世界经济增长得也很慢,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我们6.5的增长,跟我们过去9.7的增长比低了将近三四个百分点,但是按我们现在的GDP计算,我们已经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15%了,6.5的增长就是贡献1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无非就是3个百分点到3.5个百分点之间,所以全世界30%的经济增长还是会来自于中国,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再放缓,那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整个国际增长的态势就不好了。

 

经济观察报:如何理解2010年以后我们经济的持续下滑,而且似乎还没有触底回升的情形?

林毅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经济下滑主要是国内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造成的,好像很有说服力。从体制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政策目标,很多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还没有完全消除,从现代经济学来看,只要政府有干预,一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只要政府有干预,一定会有寻租和,也一定有效率的损失。

还有机制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但是投资在我们经济中的比重还很高,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没有完全改变。现在经济继续消化,不就代表这是不可持续吗?还有一些结构问题,产能过剩、库存太多、杠杆率太高、政府的各种费用,还有各种短板,这些都有经济代价的。

这些问题我们确实都存在,但是不是从2010年以后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个人认为,下滑更多的是因为外部性跟主体性。这很容易证明,其他不同发展程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也都下滑了,而且同一个时间里,下滑幅度都比我们高,但它们很多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了。比如说巴西,原来就是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像俄罗斯,都全盘私有化。另外我们说投资太多,它们投资不多啊,消费的比重很高啊。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它们都不存在,我们钢筋水泥电解铝产能过多,它们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严重不足,怎么也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幅度比我们还大?不仅是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东亚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台湾,也是从2010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下滑速度也比我们快。我想,如果说它们没有结构、机制、体制问题但也下滑的,那一定有这之外的共同原因,一个是外部性,一个是周期性。

 

投资和消费并不对立

经济观察报朝前看的,如何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呢?

林毅夫我是这么认为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像日本,经历长达十年二十年的增长疲软,它之所以发生危机,一定有结构性的问题,要不然就不会发生危机,但是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会非常慢,发达国家要的结构性改革,内涵跟我们不完全一样,同样是结构性改革,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降低福利、减少政府财政、金融机构去杠杆,这些短期都是压缩性的。如果正常推行的话,经济增速会放缓,失业率会提高,但是现在失业率已经这么高了,要推行很难,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长达十年二十年的疲软期

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比,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也有结构性问题,有推行结构性改革的领导力。但是,在推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必须放到国际框架里,要了解我们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有些是结构问题,但不是主要的。我们还必须判断出,未来推行这些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很可能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相对慢的,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常常讲,在适度扩大总需求之下,进行结构性改革。

过去老是把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对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产能过剩,但那都在中低端,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都是中低端。比如说2015年进口1.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那都是我们自己不能生产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产业升级呢?从中低端到中高端的升级就需要投资。

我们基础设施也有很多瓶颈和不足,下场大雨,1000多个城市就淹水,就是因为地下管网不足,这都是很好的投资。还有环境、城镇化,都是投资的机会。

扩大总需求和补短板可以结合在一起,并不矛盾。如果说我们预期未来外面的需求少,结构性改革就要从补短板开始。补短板就要投资,对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需求就增加了,产能过剩就少了而且如果它需求多了,企业的盈利就会好,它过去借的钱就能还了,杠杆力就下降了。而且这样,维持一个相对快速的增长,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会好,对现在库存多的——比如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增加,库存不就消化了吗?

如果说我们能够从补短板开始,然后再加上降成本,维持6.5以上的增长,我认为完全有条件,并且我们的经济也会更健康。

 

经济观察报:具体怎样推进补短板?

林毅夫:我觉得需要改变一些观念,比如,我们把投资跟消费完全对立,认为我们过去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过剩产能的部门能吃吗?好像不能吃吧。因为大部分是在建材部门,所以增加消费的话,不能减少那些钢筋、水泥、电解铝的产能。

反过来,投资增长一定产能过剩吗?不会,发达国家也许会,因为发达国家没有新的部门投资,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它现在需要减少的是产能过剩,它如果要投资的话,都是现在已经产生过剩的部门,虽然可能有一两个新的部门,像3D打印、电动汽车等,但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而且那些技术支持都不是特别的成熟。

而发展中国家,既使现有的部门都产生过剩,还可以投资到产业升级的部门,机会很多。所以简单的一提投资就产生过剩是不对的。投资不仅不会造成产能过剩,还能补短板,可以减少产能过剩。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要想清楚,想清楚之后,再结合中央提出的“适度扩大总需求”。这种总需求是结合了补短板的需求,是可以疏解现在过剩产能的需求。我们现在杠杆高的无非是那些盈利不好的产业,对它的需求多了以后,它的盈利就增加了,盈利增加了它就会还钱,杠杆就下来了。

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民间的投资就会有信心,因为大家对未来的发展预期好。

 

加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我们重点可能从出口转移到了对国内的投资,但这种投资不再投向以前的一些部门,而是投向你刚才说的产业升级的领域

林毅夫:对。我们不会再去投资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那方面有产能过剩,而且我们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我们要投资技术含量更高的,现在靠进口的那些。我们在投资这些产业的时候,除了钢筋水泥之外,也要机器设备,机器设备会从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进口,这也给它们创造了市场。

2008年危机之后,2009年我就开始提出基础设施的投资。过去发展中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通常会去跟国际货币组织借钱,要不就请求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给他们开出这样药方,第一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第二结构性改革,在短期通常是压缩性的,会减少投资,减少需求,减少经济增长,减少救援,可是发生危机的国家通常都是失业率很高,增长率也很慢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建议他们货币大量贬值,利用贬值创造外国市场,有外国需求增加了就业,来对冲结构性改革的收受,这两个政策的推行要一段时间,政策还没有完全发生效用之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渡过短期的难关。

这一次这个政策在发达国家不适用,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比如说像南欧国家,它有主权债务危机,它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应该减少福利,应该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但是它自己没有货币,它是欧元,那能不能欧元整体贬值,来给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不行。因为他们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产品是跟美国跟日本竞争的,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说欧元贬值来增加欧元区的出口,给这些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它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取代的是美国的市场,美国出口减少失业就要增加,美国会接受吗?日本会接受吗?那就会出现所谓的竞争性的贬值,所以结果大家都没有办法以贬值的方式来创造外国市场,给自己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

所以我对发达国家的复苏会比较悲观,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替代方案呢?其实有替代方案,就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发展中国家不是有基础设施的瓶颈吗?从某种程度来讲,发达国家也有,如果他们多做一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有各种研究,发展中国家每投资一块钱,就会增加7毛钱的进口,当中有3.5毛钱来自于发达国家,所以如果有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那它会创造足够大的需求,解决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瓶颈,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对发达国家也有好处啊。我是在2009年初开始提出这个建议,当时的时候大家还不太注意,因为认为说危机很快就过去,但现在越来越多赞成这个观点了,包括像萨默斯,包括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他们还专门出了世界增长报告里面提议,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是进行基础投资最好的时候,因为它短期创造就业,创造需求,而且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

我想,现在很多问题其实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中国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我们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却能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瓶颈,另一方面也带来全球需求的增加。如果规模足够大的话,可能可以帮助发达国家避免像日本那样“失去的20年”的经济低迷。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现在其实是全球大箫条的时候,或者说全球产能过剩?

林毅夫:发达国家确实有产能过剩,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慢,有需求不足,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需求。比如说我前面讲,我们一年进口1.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这不就是很大的需求吗?

我们国内也有需求,如果我们发展比较快,就会进口一些产品,我们不仅仅是取代别人的市场,也给别人创造市场。比如诺奖获得者说德国最大奇迹的根源是中国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快了,我们在产业升级的时候,那些机器设备大部分要从发达国家进口,比如德国,我们进口它的产品,它的经济也会发展。

然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快,收入提高了,我们不仅买机器设备,还买高档消费品,这就给法国这样的国家创造了市场。

 

我们需要破除“西天取经”的心态

经济观察报:我们应该如何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

林毅夫:传统上我们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多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好,水平比较高,他们成功一定有道理。不仅是中国的知识界,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和很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的交往当中,发现大家都普遍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

1986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1987年回国,回国以后很快就发现这种“西天取经”的心态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发达国家那些所谓最前沿的理论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并没有捕捉到发展中国家真正的现实。按照那些理论去做,不见得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所以就非常需要我们自己去深入了解,所发生的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的有利条件是什么,限制条件是什么?

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都是在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总结的,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的话,就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随性,其实在发达国家也证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理论老在变,为什么老在变?国家的状况也在变嘛。

从贸易角度来看,二战以后,我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研究发现,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去做而获得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不管是发展还是转型,他们的理论政策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是错的,但他们成功了。

上世纪90年代时,大家都认为政府引导的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很多人认为应该一下子把之前的全取消掉,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而那种”半吊子的,一方面继续保持各种干预,另一方面又让市场发挥作用”是最糟糕的。但是,现在少数成功的,在转型过程中既维持稳定又能快速发展,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正是这些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看来最糟糕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

   

经济观察报: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旗帜性的人物,你结构经济学理论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怎样的区别?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反思过程当中产生的。成功和失败一一样都是有道理的,不管是发达国家的成功,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失败,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能简单地拿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当时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好像也很对,政府的干预确实导致了各种租金的产生,导致了腐败,但问题是,把那些扭曲的干预全都取消掉的结果是危机不断,是经济停滞甚至崩溃。

有一些经济学家,在809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政策去推行,等到20年后,认为这20年是发展中国家迷失了20年,为什么迷失?因为这20年平均的经济增长力,比6070年代低,发生危机的频率比60年代、70年代高。理论上你好像是采取了一个先进的制度,但你的效果更差。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自己去了解发展中国家成功的道理是什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从成功和失败当中去了解,发展中国家怎么去推行发展,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努力。

新结构经济学跟过去的经济学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的经济学基本上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做参照性,看发达国家有什么,看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试图去模仿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却是先看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什么,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

 

经济观察报:你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半年的时间,最近进展如何

林毅夫:一个理论,尤其是一个理论体系,是一代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工作,不可能半年就见到成效,但我很高兴新结构新技术研究中心能够成立,因为它是一个平台,能有核心的研究力量来做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用这个平台鼓励国内外的学生以及学界往这方面去努力。我们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大半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去年我们举办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冬令营,在冬令营讨论的基础上出了一本书,叫《新结构经济学现在何处》,我们去年也举办了一个国家研讨会,讨论发现发展中国家这些年工资上涨都很快,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也在举办夏令营,有不少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政府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人来参加。

除了理论研究之外,我们也做了一些政策性的研究,把这个思维新结构作为理论框架,来研究我们国内地方的转型升级,我们也用这个作为框架,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在结构转型的时候,怎么利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目前面临的瓶颈限制是什么,将来发展前景。

所以,虽然时间短,现在已经开始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感到比较高兴的就是说国内现在学界,或者是理论界对新结构经济学越来越关注,国际上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不管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政策研究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平台,来推动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创新。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中国现在有哪些学者的研究也是触及对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思考,并且有一定影响呢?

林毅夫:有几个吧。张五常先生,他是比较早的研究产权,在产权理论上有贡献。杨小凯过世之前做了一些超边际分析,但是我觉得小凯更多应该是把一些强调分工的理论模型化。他的超边际分析,可以把一些按照边际分析方式不容易模型化的东西模型化,这是一种贡献。

大家都是在尝试着了解我们自己的一些经济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把现有的理论没有涉及到的提炼出来,这些都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