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 English
首页 >> 学术动态学术动态
主流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局限

微信截图_20191104160032.png


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

文摘自文章“论中国的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早已成为“显学”,且有日益向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渗透的迹象,被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确实,西方经济学有一套严密的逻辑和体系。经济学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和工具。戴 维·科兰德认为: “在宏观经济学中,我们没有确定的理论,而只有一种普遍的理解方式。一种普遍理解方式的假设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假设是这种理解方式的一部分。在我们所能理解的东西中,假设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保罗·克鲁格曼说: “应该说,无论从任何意义讲,经济分析都不是一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而应该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可以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的工具。”1992 年获诺贝尔奖的加里·贝克尔认为: “我们把经济分析视为一种理解人类行为的有效方式,它不仅为经济本身,也为社会的组织形式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我认为在大多数地方,经济学被当成策略来教授; 我不知道其他学校的教师是否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但芝加哥的教授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既然西方经济学是如此重要的理解世界的方法和工具,那为什么笔者还说,不能随便拿来运用于分析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呢? 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是西方社会,其假设条件与西方社会相符,而与近当代中国是不符合,或不太符合的。近当代中国的历史特征、制度条件和各种社会约束条件没有能够在西方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中反映出来。

 

主流经济学是从四个途径规避或忽略经济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的第一,对普遍存在的共同特征或疑问的认同,集中于共性,而忽略区别; 第二,假定一个系统是“自然的”,而所有其他系统是“非自然的”。一旦任何既定的社会 - 经济系统被认为是“自然的”,那么所有的偏离都会被当做需要纠正的背离。这一教条中的问题就是将“自然”视为想当然的; 第三,将经济学视为人类本质或心理的表现,为了坚持这样一种关于契约和交易的“自然的”观点,它们必须被看作与特定的、历史创造的制度( 如财产、法律等) 相区别的东西; 第四,认为自由市场是理想的,不完美市场或消失的市场等情况被忽略。

 

主流经济学家规避历史特性,是为了追求所谓“一般的理论”。既然是“一般的理论”,那似乎就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就应该是一把解释世界的“万能钥匙”。有研究者指出: “由于一般性理论被爆炸性的复杂性所压倒,所以在一般性理论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必须放弃许多一般性。他们进行简化,声称‘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来总结这一模型”; “总之,致力于一般性的、研究复杂现象的理论,通常都被证明其范围非常狭窄”; “他们宣称的目的是,证明只有在严格的限制性条件下真实市场才会运作得最好。然而,一般均衡理论的这种‘合法化’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它只是许多可能的、描述真实市场机制的理论努力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一般均衡理论是唯一可能的理论。”

 

事实上,经济学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夹杂着千差万别的人类主观感受、文化、制度等因素在内,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一般,形成种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的。其实,自然科学的“一般性”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是受特定时空等条件所制约的。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科学界 100 年来从未停止过争论。社会科学界十分仰仗的达尔文进化论,事实上并非缤纷多姿的自然界形成原因的唯一解释,一个时期以来,恐怕“大爆炸”理论是对于宇宙万物的形成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即使是达尔文理论,其本身也在发生改变: 自然选择引起的仅仅是适应性改变,而非适应性改变则由生物的基因等所决定。主流经济学本身为适应不同时期的进化也说明“一般理论”的相对性。甚至在同一时期,经济学理论界内部也意见分歧,学说众多,相映成辉。

 

就像唐纳德·麦克洛斯基所说的那样,许多现代经济学流派都包含“以多维假设为条件的研”。一步一步地,许多经济学理论正在脱离现实世界。经济学已经越来越陷于对数学技术的钻研,而不是着眼于研究真实的制度结构和机制。约翰·威廉姆森说: “依我看,古典理论出于推理目的而假设为固定量的那些东西,应该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经济学将自己确定为普遍的社会物理学的目标,诱使经济学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沼之中。索洛说: “把经济学建立成以公理为基础的硬科学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他还说: “有些经济学家试图建立一种规范的模型,他们可以运用这个模型来回答他们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而他则认为“宏观经济学就应是各种模型的集合,其中的每一个模型都专注于模型发生作用的一种或两种宏观经济机制”。索洛认识到经济学应该把抽象掉的历史特征重新恢复过来。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政府的经济作用”一章中用灯塔作为私人企业不能提供的完全公共物品的例子。但罗纳德·科斯却发现,在 19 世纪以前,英国的许多灯塔都为个人或私人企业所拥有。他们通过对停泊在附近港口的船只收取可观的通行费而获利。科斯发现,除了萨缪尔森之外,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穆勒、西奇威克、庇古等人都明显忽视了他们本国历史上的私人灯塔。科斯总结道: “灯塔,就这么被凭空抓来作为例子了。”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评论“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是“将人视做计算快乐与痛苦的闪电般的计算器”,认为这与生活实践是相背的。罗斯托指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中心命题假定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而持不同意见者则强调垄断和严重的周期性失业。正式理论将收入分配与个体的经济功能即净边际产品价值联系在一起,而持不同意见者( 如穆勒) 则关注制度、土地所有权的模式、遗产继承法、教育的相对可及性,关注历史上特定社会中出现的其他决定收入分配的非经济因素。”

 

在经济学家中,马歇尔、凯恩斯等是反对滥用数学的。精通数学的马歇尔意识到,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虽然有益,但同样存在危险和局限。马歇尔认为,数学真正合理的适用范围极为有限。他的《经济学原理》开篇第一句就是: “经济条件是不断变化的,每个时代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它自己的问题。”马歇尔从最初的数学转向形而上学,继而伦理学,最后归于政治经济学。尽管数理经济学家利用凯恩斯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学科,但凯恩斯本人则和马歇尔一样,强烈批评在经济学研究中滥用数学和形式化方法,认为“将一个模型转化成一个数量化的公式就严重破坏了其作为思维工具的有用性”。数量化的公式处理会把许多代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真知灼见抛在一边。萨缪尔森曾说: “作为一个理论家,就像毕加索一样,没有哪个下午我想不出一个新玩意。然而,在研究真实世界的市场时,为了作些有意义的贡献,我们必须年复一年地收集数据并对其展开分析。”纯数学推导可以让人一个下午至少想出一个“新玩意”,这与成年累月地致力于“真实世界”的研究,投入产出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饱受“李嘉图恶习”之苦。何为“李嘉图恶习”? 萨缪尔森称之为“抽象的方法论”,科斯名之曰“黑板经济学”。简单地说,李嘉图恶习就是理论和历史的长时期分离。它剥离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纯粹的演绎推理加上数学公式,完全无视历史、社会学、哲学和制度框架。它是在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假定下进行抽象的思考,建立抽象的模型。1996 年 1 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经济学已不再研究实际问题了,它已日益成为数学的一个神秘分支。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波特·墨菲说,他的著作“不会像其他经济学教科书一样,进行‘效用函数’的微积分演算。虽然这种做法很普遍,但却很危险。因为它误导你认为能够测量人从行动中得到的心理满足”。

 

罗斯托认为,主流增长模型“曾用各种方法讨论发明、创新和技术的作用”,而所有这些方法的使用,“都是为了回避熊彼特的核心洞见”,也就是“大量的创新是大规模、内生、非连续的创新”,由特定部门逐渐延伸至相关部门,影响到总体经济结构和经济中所有重要的变量,如产出增长率、信贷需求、价格水平、实际工资、利润率等。而主流经济学的这些方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假定: 第一,假定没有技术进步; 第二,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渐进的; 第三,假定技术进步体现在投资中,是投资率的函数; 第四,假定所有技术变迁都是内生的,但是渐进的,源于要素价格、生产中累积的经验、教育,以及其他人力资本和研发投资的改进。只要假设技术进步是渐进的,就可以在增长模型中假定其为中性的而变得容易处理。同时,罗斯托认为传统经济理论存在四方面缺陷: 第一,传统理论没有提供把非经济因素系统地引入经济增长分析的路径; 第二,传统的框架中无法容纳新生产函数产生和扩散的过程; 第三,主流理论没能对比传统经济周期还要长的基本商品和制成品相对价格的趋势周期提供可信的解释第四,它无法令人信服地阐释常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过程之间的联系。

 

以上整理出一些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理论局限性的总结或评论,绝不是为了证明经济学理论是不重要的,或缺乏智慧的。恰恰相反,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积累和沉淀了大量人类的智慧。强调其局限性,只是为了说明,我们在运用这些理论之前,先要了解其分析的对象和各种假设条件,而不能直接、轻易地拿来就用,至少在宏观层面,能够直接拿来就套用的理论是没有的。如果并不符合近当代中国的国情而生搬硬套,必然走向我们良好主观愿望的反面。如果有可能,首先要对理论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化。即使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由于中西社会的制度、历史、人文、法律背景的不同,也要充分注意由于约束条件不同而引起的理论和逻辑框架的调整。

 

那么,我们从发展经济学中是否能够找到直接用于分析近当代中国的工具呢? 回答恐怕也会令人失望。1939 年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很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些真正参与到发展中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中的经济学家们都太忙了,以至于都来不及对自己所经历操作的事情展开系统性分析,并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总结提炼”。而二战结束后,虽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并形成发展经济学派,但这类研究多为整体性的共性研究,针对中国的理论分析甚少。中国近代被罗斯托归于起飞前的漫长的准备阶段,一带而过,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经济,似乎仅以观望和描述为主,很少从理论上加以总结。

 

钱纳里等人研究 1945 年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区别的结构转变特征、恩格尔系数、劳动力弹性供给等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人口变动特征等。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批量的、一篮子研究,侧重各种统计数据。

 

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论述是在继承伯克、希金斯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后来又由其他人补充和发展,影响较大。刘易斯将二元结构分析与工业化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相联系,并认为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隐蔽失业或过剩劳动力,使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能以不变的低工资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成为可能。虽然刘易斯等人关于二元结构的理论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一种经济状况,但这一理论过于粗疏,未作深入探寻,且只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这一单一要素,而没有研究资金、技术等其他要素的转移或流向,以及国民经济结构的全面转换问题。此外,刘易斯关于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和“不变工资条件”的假设都与现实不符,刘易斯的“最低生存费收入”和拉尼斯等人的“制度性固定工资”也都是些实际上不可测定的概念。

 

刘易斯对中国不熟悉,他的直接经验主要来自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和印度。他也是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一般问题或共性问题,研究总的发展趋势,而缺乏个性特征。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中把世界分为“核心国”和“外围国”。“核心国”,即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书中所称的“增长的发动机”是指整个核心国的工业部分。除了四个核心国外,其他国家都是“外围国”。刘易斯对核心国的作用作了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过分的肯定,认为它们在三个方面对外围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即:提供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 贡献了资源,特别是资本和人力; 贡献了它们自己的市场。而核心国似乎并不需要外围国帮助。但这种说法与他自己后面的论述自相矛盾。他后面说到,1880 年后,英国在一轮创新的后期,铁路等新技术的国内投资已经普及,投资人更愿意向国外投资,而不是更新国内投资,因为“在一个新国家采用新体系比在一个已有铁路系统的旧国家采用新体系要廉价得多。这是英国人常说的最先开始发展的不利性之一,特别是在他们的铁路、矿山、炼铁炉和道路的投资方面这个问题更突出。新国家的有利之处就在于还没有开始,在采用新体系之前也不用拆除旧体系的结构”。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对落后国家政府的作用几乎作了全盘否定。他说: “如果采取公有制或中央计划是把全部经济事务的责任交给现在的政府,那么,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中,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在政府腐败而低效率的国家中,自由放任,自由通行是经济增长的最好方法。只有在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时,私营企业和公有制的相对优点或控制的优点才会成为重要的争论。”他认为,落后国家政府的相机抉择控制是最具破坏力的。

 

在这个问题上,罗斯托的观点跟刘易斯是接近的。他说,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公共干预的力量已经过度,应在更大程度上依赖私有企业和竞争市场的规律。我相信,导致新古典主义者攻击结构主义者的主要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施加公共干预的范围和结果”。

 

但《制高点》的作者却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发展经济学家怀疑市场及其活力。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充满怀疑”; “在发展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政府应当发挥比从前大得多的核心作用。纠正市场不完善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强有力的国家”。克鲁格曼分析“亚洲体制”时认为: “在这一制度里,国家大体上被用作一个经济发展的工具。”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学理论有三个局限: 一是以研究共性为主,对个别国家的深入研究很少; 二是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而对当代中国也是以观望为主; 三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非经济因素分析时,虽然突出了政府的作用,但两种观点南辕北辙,是很对立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近当代中国经济问题时,也不可能把发展经济学简单地拿过来就用,而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和突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