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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黎力:现代货币理论的“历史”与“现代”


转载|澎湃,“货币与债务经济学”专栏

作者|李黎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最近“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下文简称MMT)在学术界内外吸引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和论战。该理论并非新生事物,其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其起源则至少可以溯及到20世纪初。它在十年前这场“大衰退”之后便复兴流行起来,并在最近因为美国政治讨论而被推向“风口浪尖”。笔者早在十年前攻读硕士经历该理论的复兴期间就已将该理论引介至国内,但却鲜少受到关注。要想真正理解和正确评判这种本身便带有“异端”色彩的宏观经济理论,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其历史演变轨迹和核心思想主张。作为笔者“货币与债务经济学”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本文试图扼要理清MMT的“历史”脉络,归纳MMT的“现代”命题。


一、MMT的历史概述 


从思想史上看,MMT是对20世纪初“货币国定论”的复兴和发展。


通常认为,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在1905年发表的名著《国家货币理论》(已由笔者译出,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创了“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 的先河,为后续的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几年之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者米歇尔-因内斯(Alfred Mitchell-Innes)发表的两篇关于货币起源和性质的经典论文,阐释了货币信用论,补充和发展了货币国定论。


该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在该书中,他赞许性地引用了克纳普及其货币国定论,并简要阐明了其国家货币理论的立场。


接下来,复兴货币国定论的先驱是勒纳(Abba P. Lerner),他在1947年的《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了题为“货币作为一种国家的产物”的论文,扼要重申了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创性地阐释了“功能财政”(functional finance)的思想。


更近些时候利用和发展了货币国定论的,则是在这次危机当中赢得很高声誉的美国已故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Minsky)。他在1986年的代表作《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中,系统阐述了“大政府”的制度安排以及“最后雇佣者”(employer of last resort)计划设想。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以雷(L. Randal Wray)、莫斯勒(Warren Mosler)、米切尔(Bill Mitchell)、基恩(Steve Keen)、福斯塔德(Mathew Forstater)和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等大部分隶属于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不仅支持和复兴了老的货币国定论,而且在现代货币体系背景下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吸收了诸如内生货币方法和部门收支分析等要素,提出了新货币国定论(Neo-Chartalism)或税收驱动货币方法(tax-driven-money,TDM),即如今的MMT。


二、货币国定论的主要理论观点和逻辑 


货币国定论建立在对货币起源、本质和作用的不同理解和描述的另类货币历史观的基础之上。


主流货币理论基于交换的货币历史观,突出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认定这种职能是货币最重要的属性,因而从该职能出发基于交易推断货币的起源和演进。在他们看来,货币起源于私人部门,它只是作为便利市场交易而存在。货币的演进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私人部门为克服物物交换所固有的交易成本而自发产生的反应。由于货币只是便利商业的“润滑剂”,从而不具有特殊的性质以赋予其某种重要的作用,因此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分析常常处于“实际”分析的从属地位。这种主流货币观被称为货币金属论(Metallism)。


然而,货币国定派坚决反对主流的这种个人主义的、非社会的和“自然的”货币历史观,认为这种描述只不过是臆断的猜测,缺乏制度细节和历史经验,为此他们提供了另一种社会嵌入的、更具历史依据的货币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据称不仅更好地契合了历史和人类记录,而且能更清晰有力地阐明货币的性质。与主流货币理论不同,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货币的记账单位职能,从债权和债务关系中寻找货币的起源,强调记账单位被用来作为量度债务的计价标准。


在他们看来,首先,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具体源自这样一种债务形式,即在平等社会向等级社会转变期间权力机构强加于下层阶级身上的债务(罚金、费用、贡物、税收),这些债务用权力机构所确立的记账单位来(或货币)表示。因而,货币源自公共部门,出于量度债权债务而产生。其次,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它以权力机构确立的记账货币标价,因而货币从本质上必然与中央权力机构——“国家”相关联。再次,货币首要的是充当一种抽象记账单位的职能,然后用作支付手段清偿债务,而交易媒介的职能则是伴随且依赖于最初的记账单位的职能而产生的,充当交易媒介的事物只是一种国家管理的记账单位的实际体现。最后,由于货币体现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债权债务关系,因而它不可能是中性的,而是重要的,它会真实地影响到实体经济。同时由于它是一种社会创造,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社会因而可以利用它去实现公共目标。


在这种替代性货币历史观的基础之上,货币国定派阐述了货币国定论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础——货币国定观与债务层级观。


其所秉持的货币国定观认为,货币是一种国家的产物,国家确立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决定了所有货币物(money thing)用来标价的记账单位,并且无需受具体材质限制而指定对应于该记账单位的货币物,从而界定了“国家货币”体系。在该体系中,所有的货币物,无论是法定货币还是信用货币,均用记账货币表示,并且它们只有在国家接受后方能成为货币。即国家不仅创造记账货币,而且还指定对应于记账货币的货币物。


人们通常认为,货币的国家属性取决于国家实施法定货币(legal tender)法律的权力。国家根据记账单位发行自己的货币,然后通过颁布法律要求该货币在指定的公共或私人支付中接受。然而事实上,在货币国定派看来,这种货币国定观并非源于法币法律的规定,普遍接受性并非取决于货币的法定货币地位,而是取决于社会债务关系的层级次序结构。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债务关系,而债务由于接受程度不同而具有一个层级结构体系。强制征税并且决定以何种方式纳税的主权权力,解释了为何国家货币是最令人接受的债务形式。


三、新货币国定论(即MMT)的主要理论论点和政策主张 


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为主体的当代货币国定派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货币国定论,将其纳入到现代货币体系框架下进行考察,提出了所谓的新货币国定论或MMT。换言之,MMT是对老的货币国定论在现代货币体系下的发展和应用。他们从剖析现代货币的性质出发,引申出一系列关于政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就业政策等方面同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理论论点与政策含义。由于他们尤其关注对现代货币的考察,因而MMT对于理解当今经济、现代货币体系以及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为重要。他们的主要出发点在于,大部分现代经济体都是在高能货币(high-powered money,HPM)体系的基础之上运行。高能货币是清偿税款并处于债务金字塔顶部的货币,因此它同时也是银行货币(即信用货币)用来兑换的货币,并且用于体系清算(私人银行之间或私人银行和中央银行之间)。在他们看来,只有正确理解高能货币是如何经由经济体供应的,以及它对货币体系的作用,我们才能揭示现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全部含义。


1.现代货币、税收和政府支出


现代货币是在某种国家权力的背景下存在的,国家一方面对公民具有征税的权力,另一方面有宣布它将接受什么来纳税的权力。因而,国家界定了现代货币,它是其偿付处所承诺接受的作为清偿对其债务的支付手段。


现代货币因而是国家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税收驱动货币”。国家征税旨在创造人们对国家货币的需求,从而使货币发行权力机构得以从私人部门购买必需的货物和服务。倘若征税的目的在于创造对货币的需求,那么在逻辑上和操作上,税收的征集就无法在政府提供其所要求的用来纳税的工具之前发生。换言之,政府开支在先,而课税在后。这可以理解为,政府支出为私人部门的纳税“融资”,而不是反过来,私人部门的纳税为政府开支融资。


这意味着,主权货币体系下的政府开支并不受一国“筹集”税收收入能力的限制,事实上,主权政府不受任何操作上的财政约束。


2.赤字和盈余


政府支出向居民提供了高能货币,如果私人部门想要贮藏一些,那么根据部门收支核算逻辑,赤字必然发生。换言之,在一个私人部门-政府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当中,在流量层面,政府赤字对应着私人部门盈余,而政府盈余则对应着私人部门赤字。就此而言,政府赤字具有一定的被动适应性,私人部门净储蓄的意愿“导致”了赤字的发生,对货币的市场需求因而决定了赤字的规模。


如果在核算期间,政府支出少于课征税款,那么私人部门持有的净金融资产必然减少。换言之,在存量层面,政府债务对应着私人部门的资产。这意味着,政府盈余总是降低私人部门的净储蓄(或净资产),而政府赤字则使其增加。倘若政府盈余增加,那么私人部门赤字必然增加,净私人储蓄的不断减少为政府盈余融资,从而逐渐提高私人部门的债务杠杆。这不仅带来金融脆弱性,而且还通过“财政拖累”拉低经济增长。相反,政府赤字通过确保总开支足以产生带来私人合意储蓄水平的产出和收入水平,从而为私人部门储蓄融资。因而持续的政府赤字,对于一个想要避免经济紧缩的不断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是必要的。


并且事实上,当政府获得盈余时,它们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因为课税只是“毁灭”(或“回笼”)了高能货币。这可以从政府开支和征税的具体操作中明显看出:政府支出只是通过开具国库支票或贷记私人银行账户,而当财政部收到一张纳税的支票时,它便借记开具这张支票的商业银行账户。


3.高能货币、借款和利率


财政政策会对银行体系准备金余额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通过准备金效应作用于隔夜利率。具体而言,政府支出向银行体系注入高能货币,增加了整个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从而给隔夜利率带来下行压力。而政府征税则减少高能货币,“毁灭”准备金,导致整个银行体系准备金不足,从而提升隔夜利率。总之,自由决定的财政部行动通过其直接的准备金作用影响隔夜利率。


为减轻财政政策的准备金效应,央行可诉诸于公开市场操作。为吸纳超额准备金的注入,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供应债券出售。借助这项行动,它实际上向银行的无息超额准备金提供了一种有息的替代选择,并且阻止了隔夜利率降到其逻辑上的零下限。债券买进则相反,当整个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不足时增加了准备金,因而减轻了对隔夜利率的一切上行压力。因此,政府发行债券不应被视作是政府的借款或贷款计划,而应被看作是一种维持利率的操作。


因此,财政部与央行之间有必要相互协调配合,以实现各自的目标。然而显然,财政政策是自由决定、相机抉择的,并且对准备金余额具有重大影响。而在一个正利率政策的时代,央行则别无选择,它只能借助公开市场操作防御性地抵消这些准备金波动。因而,央行基本上以一种非自由决定的或被动的方式运作。


4.货币的价值和外生定价


由于货币政策是适应性的,而财政政策是相机抉择的,因而MMT论者将维持货币价值的职责分派给了后者。税收驱动货币赋予了政府货币以价值,而现实中货币的价值受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纳税总额之间关系的影响,即是承诺接受货币缴纳税收和相对于税收总额货币发行的限制,才使货币拥有了价值。从这一角度看,税收还扮演着调节货币购买力的角色。


然而这种高能货币漏出和注入之间的重要关系却难以度量。在MMT论者看来,由于货币是一种公共垄断,政府理论上可自行任意地直接决定其价值。即国家作为高能货币的垄断供应者,有权力外生地确定它所提供的高能货币的价格,即在何种价格上从私人部门购买资产、货物和服务。虽然对于国家而言,制定它所购买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并不合意,然而它却拥有这种特权。如下将指出的,MMT论者认为,货币垄断者只需设定一种重要价格来固定其货币价值。


最后,MMT论者指出,并没有必要像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通过创造失业“缓冲储备”来维持货币的购买力,利用失业来可抗击通胀,恰恰相反,充分就业政策可以成功实现这个目标。


5.失业与就业保障


既然政府赤字必将导致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持有量增加,那么如果私人部门长期渴望储蓄超过其投资从而产生需求缺口扩大的话,这个需求缺口就只能由政府来填补。净储蓄意愿的增加只能由政府赤字来容纳和适应。因而,非自愿失业表明,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的意愿持有量超过了由政府财政政策所容纳的实际净储蓄。失业是政府的赤字太低以至于不足以提供意愿的净储蓄水平的明显证据,是政府吝啬货币发行的体现。


有鉴于此,MMT论者主张遵循“功能财政”的思路,实施“就业保障”(job guarantee)或“最后雇佣者”(employer of last resort,ELR)充分就业计划。其核心在于,在为那些准备、愿意和有能力工作的人在一个固定的工资/福利待遇的水平上提供无限就业机会从而消除失业的同时,稳定货币的价值。借助这一计划,政府仅仅确定公共部门劳动的价格,而容许所有其他价格由市场决定。只要最后雇佣者计划的工资是固定的,它将足以为货币的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锚。


此外,最后雇佣者计划由于其缓冲储备机制而增强了价格的稳定性。简言之,当经济萧条时,失去工作的人可以在公共部门按照最后雇佣者计划的工资获得工作,总的政府开支水平随即增加以减少经济紧缩压力。而当经济繁荣,非政府部门的劳动需求增加时,最后雇佣者计划的工人被私人部门以高于计划工资的薪酬雇用,政府支出于是自动收缩,从而减轻了经济通胀压力。因此,公共部门就业充当着一个反周期收缩和扩张的缓冲储备。


四、新老货币国定论论点总结


综上可见,MMT试图将货币和金融、投资、税收、政府支出和赤字、通货膨胀以及就业问题等整合到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的框架之中,从而回归真正的凯恩斯。下表对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命题作了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MMT视为老货币国定论一些宽泛的理论命题在现代货币体系框架下的应用和拓展,从而产生一些具体的、特定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JL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