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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中华文明的复兴和经济范式的创新

为探索中国高速发展实践背后的理论之谜,践行当代经济学基金会“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的宗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于9月11日举行主题为“四十年中国奇迹:经济学理论探索”的研讨会。

 


陈平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摘要


 

中华文明的复兴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 一般均衡理论的解释范围。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包括分工、市场、财富、知识、制度、效率等,必须考虑 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产生多样的生存方式。不同技术和产业的竞争演化,使现代化在本质上是 非平衡的多样演化过程。 以消耗资源-节省 人 力为特征的西方模式,破坏了可持续的 生态系统,引发世界性的 生态危机和 金融危机。这给中国发展新的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历史机遇。我们引 入新的复杂系统科学的思维范式,探索代谢经济学的统 一框架,明确科学技术 而 非资本,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技术和产业 小波新陈代谢的 角度,重新理解西 方衰落、中国崛起的历史趋势,并探讨当代中国和世界 面临的重 大经济问题。

 

 

关键词:技术竞争, 生态约束,代谢增长, 复杂性, 非均衡


 

 

一.中国经济的超常发展改变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格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从 1950 年以来的基础建设,以及 1978 年以来的超常增长,是世界史上古 文明 大国复兴的奇迹,超越了现有各派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 力。我们先看 几个历史数据。然后做经济理论的分析。

 

我要说明的是,我没有用中国的统计数据,因为难以做国际 比较。我采 用国际公认的三个数据库:包括联合国统计局1,荷兰麦迪森项 目数据库2 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实书3, 前两者汇总的各国人口和 人均 GDP 的数据截 止到 2016 年,中情局的数据到 2017 年。我认为他们的中国数据,应当依据中国官 方的数据,但是按西 方的评价 方法做过调整。在中国 自 己发展出国际经济数据的评价体系之前,我 目前采 用的数据可以减少对数据本 身的争论。这并不代表我对西 方数据的定义和分类没有批评和修正。

 

本文对联合国三次产业的定义就做了修正,提出“ 广义 工业”的分类,即第 二产业加上第三产业中的运输和通讯,定义为 广义 工业。我发现中国的 广义 工业的真实 GDP 已经超过美国, 比购买 力平价的 GDP 超过美国,更能说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 力,以及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后果。请读者注意。

 

现有的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对增长问题的分析,在 方法论上有两个重 大问题:第 一,忽视经济规模的量级差距4。计量分析把   几亿   口的超 大国家和几百万、   十万   口的 小国平等对待,如何能理解中国发展的困难所在?如果演化 生物学家把全部 生物放在 一起,从细菌到哺乳动物按数量做回归分析,如何能发现 生物演化的规律?第 二,经济分析的线性理论,对历史上 人均 GDP 的指数增长,没有历史发展的阶段观念5

 

我们发现,新中国前 28 年提高人均 GDP  走过的历史进程,相当于英国现代化初期的 700 年, 日本的 300 年, 而人口规模中国 比英国和日本要大几十倍。如果和新加坡等东亚小龙比, 人口规模更大到几百倍。外加西方从地缘政治出发对中国持续几十年的科技禁运和封锁等不利条件。新中国后 38 年提高人均 GDP 的数值增幅确实 比前 28 年大得多。但是 目前中国和英国、 日本、美国在人均 GDP 上的差距只有几十年。有人试图 用新中国后 38 年的成就否定前 28 年的成就, 用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即政府和国企在现代化基础建设中的作 用,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我们 面对的中国道路,不同于西 方早期的市场经济和苏联的指令经济,是新型的混合经济,兼顾了计划经济的长远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灵活竞争,以及 非盈利部门的教育和创新。如何总结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经验,重新检验经济史和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出发点,是本 文探索的 目标。

 

(1 . 1) 中国经济增长的幅度和结构演化

 

I 给出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6。从公元 1 年到 1500 年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前,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各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亚洲人口远超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使美国人口在 1500 到 1700 年间下降 一半以上, 目前印第安原著民的人口比例仅1%。印度在 1500 到 1950 年间、中国在 1820-1950 年间的 人  口规模也由于西 方殖民和 入侵 大幅减少三分之一以上,但是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世界的人口大国。欧美人口从 1500 到 1950 年的 450 年间急剧扩张,也只占世界人口的 20%左右。1990 年后由于老龄化,欧美人口下降到低于 20%。中国人口规模 大于欧美 日发达国家总和。所以,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 大致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约 500 年的进程(见表 I)。世界人  口的历史变迁,也有力的驳斥西方文献对 革命战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攻击。因为中国 革命成功和印度独 立之后,都恢复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趋势(参见后面的表 III)。

 

由于篇幅关系,我们没有列入亚非和拉美的主要大国。选择 比较中国道路的参照样本,我们有三个考虑。 一是中国现代化的难度,必须考虑 1 亿人口以上的 大国或地区,如美国、西欧(欧盟)、苏联(俄国)、和日本。 用中 小国家的经验,如韩国、新加坡和北欧国家,这种 比较在数量级上没有意义。 二是经济和科技实力足以影响世界格局,例如只有几千万人口的英国、德国,在工业 革命和科学 革命中的影响,超过它们的人口规模。三是古 文明复兴的艰难,我们在人口大国的伊朗(当年的波斯帝国)、埃及和土耳其中,中东的文明 大国只列了土耳其。 一来因为历史上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稳定超过千年的 大帝国。和中国 文明可以一比。 土耳其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全盘西化的代表,但是它现代化的进程始终无法摆脱西方控制的阴影。 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及其和西方的关系,将影响北约和伊斯兰世界的格局,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综合考虑,人口 8千万的土耳其,在世界历史和发展战略上的地位, 比人口近1亿的埃及、墨西哥,以及人口约 2 亿的印尼、巴西,更能看出中国道路的特色。将来考虑地区战略时,才需要注意这些国家。

从表 II 看,中国经济的规模在世界的比例,2017年重回 1700 年(明代)以前世界第 一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印度、 土耳其的地位有所上升,但远不如中国。发达国家相对地位由于中国崛起而相继衰落。其中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回落到 1700年前的地位,德国回落到 1820 年前的地位,美国回落到 1900 年的地位, 日本回落到1960 年代的地位, 俄国回落到 1950 年的地位。西方学者把中国崛起称为中国复兴是有道理的。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 文明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在短短四十年间,把中国经济规模的比例提升的 3 倍多,等价西方世界 250 年间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军事、科技、金融等方面,全面进入世界大国的前列,创造了人口一亿以上的大国现代化的奇迹。


从表 II 可以看到,在农业社会的 1-1500 年的 1500 年间,印度、中国、和土耳其(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世界三大经济体,其中印度和中国加起来的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的 一半。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规模迅速上升,在 1700 年达到 高峰(世界经济总量的 10.2%),但 1900年被美国超过。美国经济规模的高峰在 1950 年,高达 27.3%, 此后不断下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总量中国第 一(18.2%),欧盟第 二(16.4),美国第三(15.2%)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三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土耳其的经济规模不断下降。中国清代的经济规模在 1820 年达到世界历史的最 高峰(32.7%),鸦 片战争后不断下降,到 1950年最低只有 4.6%。新中国建 立后不断增加,直到 2017 年恢复世界第一。印度从 1978 年后才开始回升。 而老牌帝国 土 耳其在一次大战战败后,虽厉行全盘西化的改 革,最早加入北约和西 方富国俱乐部(OECD), 始终没有恢复世界 大国的地位,经济总量排名第 14,在意 大利和墨西哥之下。 令人遗憾的是俄国总量在 1900 年接近德国,1990 年苏联经济总量与 日本相当(8.6%),科技军事实 力仅此于美国,却在 1990 年解体后 一路下滑,2017 年的经济规模的世界比例,下降超过 一半。只有军事 力量依然是世界强国。大国兴衰的历史充分说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包括英国早先的重商主义,例如航海法案7

 

从表 III 可见,新中国前 28 年 人均 GDP 的增速 高于印度、英国、美国,低于日本、 土 耳其、苏联。后 38 年 人均 GDP 的增速中国最高,其次是印度、 土耳其,发达国家增速低于新兴发展中国家,依次是德国,英国、 日本、美国。转型经济的俄国和前苏联国家最低。休克疗法的自由化、私有化后果远远不如中国的混合经济,以及有自主政策的新兴经济,如印度和土耳其

 

应当指出的是, 高科技的发展,使人均 GDP 的增长是非线性的过程,不是随时间平稳增长。为了比较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必要对比主要大国历史发展的路径,见表 IV.

从表 IV 可见, 新中国前 28 年 走过的人均 GDP 提 高的路径, 土耳其花了1900 年,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土耳其前 身是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处于东西方的交通要道,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是世界贸易中心和富裕帝国。后来的西方国家能够后来居上,靠的是发现绕过地中海的大西洋航线,以及市场规模扩大诱发的工业革命。新中国前 28 年从农业国建成工业基础,英国用了 700 年, 日本 300 年,美国 115年。 而中国同期的人口起点规模,是 土 耳其的 68 倍,英国的 273 倍, 日本的 29 倍,美国 547 倍。新中国后 38 年,从中等收入的基础工业国,飞升到中高收入的工业强国, 英国 了 261 年,日本 303 年,美国 166 年,苏联 85 年。 土耳其虽然只用了102 年,但是科技水平无法和中国以及西方强国相 比。而中国同期的人口起点规模,是英国和美国的 106 倍,日本的 21 倍,苏联的 4 倍, 土耳其的 64 倍。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不仅超越古文明的大国土耳其,而且先后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应当指出的是, 目前通行的西方 GDP 和人均 GDP 的测量,不能反映真实的国家经济实力。尤其是美国 1980 年代开始去 工业化之后,虚增的第三产业 GDP,有不少成分是对国计民 生有害的 GDP, 例如过度医疗、过度官司、过度军费等。产业的分类也不科学。西 方把运输、通讯等现代工业划 入第三产业,和传统的商业、餐饮、旅馆等服务业放在一起,掩盖了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有害趋势。我们采 用修正的 工业定义,把第二产业加上运输、通讯合称广义工业,把第三产业扣除运输、通讯合称狭义服务业。类比物理学的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重新分类的产业结构见表 V.

 

从表 VI 可见,中国 广义 工业的总量和购买力平价的 GDP 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美国按汇率计算的 GDP 总量依然 大于中国。因为中国的人口分别是美国的 4.2 倍,欧盟的 2.7 倍,俄国的 10 倍,相应地,美国的 人均 GDP 是中国的 3.5 倍,欧盟是中国的 2.4 倍,俄国是中国的 1.6 倍

 

应当指出的是, 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 高科技和金融服务的定价权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才会有西方已经无法支撑的高收入(人均 GDP),因为收入越 高,过度消费、过度借债的可能越 大,越失去国际竞争 力使实体经济外移。所以中国提出的全 面 小康社会是可实现可持续的。西 方的 高收 入 高消费是不可能持续的。这是美国要打贸易战,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理由。

 

1 . 2 )中国与西方调控经济能力的比较

 

西 方近三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大萧条后 1940-1970年代的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全面攻击和逆转,其结果是 2008 年的 金融危机,后果仅次于 1930 年代的大萧条。特朗普最近发动的贸易战,使世界经济重新受到新的世界经济大衰退的威胁。国内媒体经济学家在近年来也在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旗号下,反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中国政府在危机中的 干预政策。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可以观察各国经济周期和经济衰退的长度、深度、和恢复期。见表VII 和表 VIII

 

依据荷兰世界经济史的人口数据,按表 VII 和表 VIII 的表格统计。近代工业革命以来, 人口下降 10%以上(即峰谷人口小于 90%)的历史事件有 11 次。最严重的当属英国殖民者对美国印第安 人的 土地掠夺导致的人口大规模减员,使 1600-1700年间的美国 人口减少三分之一, 目前美国原住民的人口不到美国人口的 1%。

 

战争和动乱造成的人口大规模减员有 5 次。包括波兰在二战中人口下降到75.7%,印巴分治的动乱人口下降到 83.3%,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人口下降到 86.9%,柬埔寨战争人口下降到 88.5%, 苏联二战 88.7%。法国、德国、 日本令人惊奇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指导下的休克疗法,给东欧和前苏联经济造成的人口减员,影响比两次大战还要严重。最严重的是拉脱维亚,人口下降到73.5%(持续 29 年 至今),其次依序是:立陶宛 77.6%(持续 28 年至今),保加利亚 79.5%(持续 27 年 至今); 爱沙尼亚 81.9%(持续 29 年 至今),乌克兰 85.2% (持续 23 年 至今)。与此对比的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人口纯减少 1%,恢复时期只有 2 年。俄国转型 人  口下降 3.6%,恢复期长达 7 年。

 

联合国给出的人口数据更为震惊。1989 年到 2016 的 27 年间,东欧人口从 3.83 亿 人,下降到 2.93 亿人,人口减少了 8,920 万,即 1989 年人口的 23%。同期,西欧人口只增加了 1,847 万。1970 到 1997 的 27 年间西欧人口增长了 1.097 倍。如果保持同样的人口增长率,西欧 1989 年后增加的人口,2016 年应当到 1.93 亿,实际只有 1.94 亿 人。则移民可能的来源只有 100 万人。所以,东欧转型 27 年间“ 非正常减员”的人口数,估计至少有 8000 万人,即 21%。 人口减少的原因可能是老弱者死亡、年青人推迟婚姻和生育等。

 

(1 . 3) 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1978 - 2016 )

 

用联合国真实 GDP 的数据,可得表 IX.

 

从表 VII 可见,近半个世纪以来,各 大国经济衰退幅度最 大的是俄国实行的休克疗法,经济下降达 43,恢复期长达 9 年。下降超过 5%的有次,按衰退深度排序,分别是日本 2009 年的衰退 6.5%,巴西 1983 年债务危机的衰退 6.3%, 土耳其 2001年的衰退 5.9%,德国 2009 年的衰退 5.6%,韩国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衰退 5.5%,印度 1975 年的衰退 5%。值得注意的是 2008 年 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只下降了 3.1%,可能的原因是美国的金融霸权得以对外转嫁危机。中国 1976 年的衰退只有 1.6%,远低于英国 自由化改革的 1975 和 1981 年的两次衰退 3.9% 和 2.8%。由此可见,中国管理宏观经济稳定的有效性,不仅远高于拉美、和东欧,而且优于东亚和西欧国家,包括 日本、韩国和德国

 

如果考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规模和幅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和稳定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奇迹,超越了西方和东亚的工业化模式。这是本文要研究的观察基础。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对前二十八年的发展成就估计不足,对中国学习现代化过程中的代价估计过 高。包括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员影响的估计,以及文革经济损失的估计,都没有考虑国际 比较的历史而言过其实。本文的国际定量比较,只是重估中国道路的一个探索,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国际比较的研究和对话。

 

对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能力破解西方经济的困境。我们下面就来分析,哪些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中国经济的复兴和西方经济的衰落。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预言



前面给出的新中国,包括前 28年和后 38 年的经济增长,加上中国建成原子弹、导弹、核潜艇、载人空间飞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高铁、全球先进的电网、核反应堆、高速计算机、以及高产优质粮食品种,等全 方位的技术升级,远远超过北约扶植下的土 耳其,以及依赖美国经济的亚洲小龙,和拉美、 非洲的大国,如巴西、墨西哥、南 非、和菲律宾等。只有个别中小国家,如 几千万人口的韩国和 几百万人口的新加坡,可以在少数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但是和日本、德国等依赖美国的大国 一样,没有中国那样独立自主的科学、工业、和国防体系,也就没有中国央行那样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

 

下面我们具体讨论,中国道路的历史挑战了哪些经济学的流行理论8

 

 

2.1)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首先,我们在 2014 年的国际熊彼特经济学会的专题讲演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包括索罗的外生增长论9,和罗默的内 生增长论10,都无法解释现代化过程中 大国兴衰的历史11。理由很简单,索罗外生增长理论假设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推论是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趋同;罗默内生增长理论假设知识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增,推论是先进与后进国家的差距必然发散,这和世界史上大国兴衰的事实相矛盾。我们观察到的技术革命史都有生命周期,其规模经济从发育期的规模报酬递增,到成熟期的规模报酬不变,到衰 老期的规模报酬递减以 至衰亡,是技术竞争中必然出现的优胜劣败的 自然选择过程。才有历史上观察到的后起国家后来居上。

 

从方法论看,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模型是没有历史观的优化模型。技术革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不可能进行优化设计。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是依据生态学的物种竞争模型,数学是是 非线性动 力学模型和小波表象,取代索罗模型用噪声驱动来描写技术创新,才能兼顾经济增长理论的长期 非线性趋势和经济周期的中期结构演变,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随机游 走模型,来夸 大“看不见的 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即所谓的索罗剩余(Solow residual)只是经济增长未知因素(或 黑箱)的代名词,和技术创新没有可观测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的计量增长模型从来无力解释世界经济的大历史,包括殖民主义、世界 大战、和军备竞赛,对当代经济社会的最大影响。

 

2.2)交易成本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中国在最近三十年引进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取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国家贫富差距的原因。影响最大的,当数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12,以及依据交易成本理论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13。交易成本理论的核 心是 用市场交易取代政府监管,以及否认经济组织的成长是消耗能量而非节省能量的生物过程14。诺斯后来也发现美国 1870-1970 年,交易成本在 GDP 中的 比例从 25%增加到50%15。美国制造业外移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交易成本太高。私有化并没有节约所谓的交易成本,包括营销成本和打官司的成本。 中国改革的经验发现:政府监管和市场投机是一个竞争过程。放松监管可能促进竞争,也可能给破坏性投机增加漏洞16。科技发展也增加监管的需求,以促进建设性的合作。单靠“看不见的 手”不能保证市场能健康发展。

 

回顾历史,1950 年代,西 方最看好的东亚国家,应当是菲律宾。因为 2 千万以上的中等国家中,菲律宾的资源、海运条件最好,人均 GDP 比韩国、泰国、印尼、印度等国都高,又是美国的前殖民地,完全照搬美国法律,英文和教育普及,经济政策是标准的“看不见的 手”,保护私人产权。所以亚 行也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然而, 几十年过去,东亚小龙不仅远超菲律宾, 而且人口是菲律宾 30倍,人均GDP 在 1950 年不及菲律宾一半的中国,如今 人均 GDP 几乎是菲律宾的一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菲律宾没有搞过土地改革,所以大地主家族垄断经济和政治资源。中国和东亚小龙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土改和产业政策,才会比菲律宾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内生增长论片 面强调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没有强调知识的更新换代。菲律宾的技术升级落后,经济政策的观念落伍。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保护私有产权,确不区分鼓励创新、还是保护收租的私有产权17。客观上在南亚和拉美保护私人大地主和外国公司寡头的产权,不保护中小企业和农民的产权。才会导致巨 大的贫富分化和经济发展停滞。

 

2.3) 一般均衡理论,新 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


1970 年代 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 1980 年代出现 高通胀和高失业并存的胀滞现象,引发卢卡斯发起的反凯恩斯 革命,理论依据是所谓的微观基础论和理性预期论18,其 方法论的核 心是宏观经济学的动态 一般均衡理论。卢卡斯否认西方宏观经济学观察到的经济周期是内 生不稳定性造成的。他认为 大萧条这样的危机也是 工人的理性选择,即工资水平下降时, 工人会选择休假而非工作,所以无需政府干预。他看不到金融巨头引发的投资波动的幅度远大于家庭消费波动的幅度19

 

弗里德曼更是鼓吹市场自由化可以解决一切西方的社会问题20,包括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例如失业、通胀、贫困、婚姻、教育、吸毒、犯罪等等,他以为市场竞争会自动稳定市场经济,看不到投机竞争会放大市场的不稳定性21。弗里德曼自己亲自出马,为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政府献策,后来被西方国际机构总结为“华盛顿共识”22,先后在拉美和东欧国家推行,又被称之为“休克疗法”23,在拉美造成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在东欧和苏联造成长达一二十年的转型萧条,经济损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乌克兰等国 至今近三十年,还未走出经济和人口的持续下滑趋势。历史经验证明,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非线性的延时过程,调节时间可能长达几年到几十年。 一般均衡理论假设市场调节的速度极快、代价极小,完全没有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只是 黑板经济学的纸上谈兵。

 

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是否定市场经济发展的内  矛盾和历史条件24。其核 心政策是只考虑资本自由运作的空间,无视民众的利益和后果,也不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结构性问题,而采用一刀切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 方案,结果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主导的自由化,造成英美经济脱实向虚的结果和西方的衰落,而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休克疗法在东欧推行的自由化,也遭到意想不到的挫折。例如,英国铁路的私有化降低而非提高了铁路的效率,因为私营的铁路公司各管一段,破坏了铁路的网络效应。 里根同时减税和扩军,导致财政赤字和大量负债,使金融资本主义架空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实体经济,直接埋下 2008 年 金融危机的定时炸弹。 金融寡头主导的拉美经济,在油价高涨时过度借债,在油价大跌时又陷入债务危机。对民生造成严重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拉美、东亚、和东欧国家的危机援助,都采取所谓“硬约束”,即在金融危机发生时,要求发展中国家保护外国债权 人 而 非本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即要求政府削减开支,提高利率,汇率贬值,以及金融自由化,使外国金融资本可以廉价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核心企业,包括韩国这样已经进入高收入的亚洲小龙。东亚金融危机前,韩国排名前十大的企业,外国资本拥有的股份不到百分之五, 而金融危机后则超过百分之五十。 而在 2008 年的 金融危机中,美欧日采用的量化宽松政策,则大规模推行保护垄断资本的“软约束”,和 IMF 的传统方针背道 而驰。即政府加大财政赤字,降低利率,央行购入巨量垄断企业的坏债和股权,以避免金融寡头和核心产业,如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破产,阻止外国资本收购核心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同时炒高股票市场,和捍卫汇率,但是让投机资本大规模冲击新兴市场,转嫁金融危机的损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双重标准,值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度警惕。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出现巨大的贫富分化,包括中产阶级萎缩,社会过半的财富向百分之一的人口集中。造成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

 

 

三、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经济学理论的检验



中国文明的复兴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提出新的挑战,包括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 2 5 。因为斯密的国富论片面强调市场对劳动分工的作用,低估了分工带来 的规模经济产生的市场不稳定性,以及政府在协调市场分工上的关键作用。 马克思没有看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西欧模式的不同,使中国和印度发展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同。中国文明的复兴突破了几派西方经济学的预言,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3 . 1 )亚当 · 斯密理论的局限和矛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 年发表时,英国还处在工业革命初期。斯密只注意到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模式只需要小政府,没有能预见铁路出现后,协调国际和国内的劳动分 工远非“看不见的 手”可以企及。包含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也隐藏了我们发展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斯密公认的贡献是提出劳动分 工提 高了 生产效率,同时他也承认“分 工受限于市场规模”26,被斯蒂格勒称为斯密定理27。斯密定理有两个严重后果,完全被当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第一,市场份额的限制 首先源于 自然资源的限制,这是 非线性理论 生态学的基础。它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开辟了道路。其理论含义是演化经济学否定无视资源限制的人性自私假设,也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观念,因为在生态资源上不可持续。第二,市场规模竞争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和多均衡态的存在。这就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设。因为规模经济不存在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多均衡态产生系统内生不稳定性,必然要求政府在危机时干预28

 

更为严重的是,斯密的两个错误猜测误导了西方的古典经济学。

 

第一个错误,是斯密认为市场交易会自动导致贸易平衡,不用政府干预。 他在《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里面,举了个案例。说的是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从东欧的哥尼斯堡运了 一船粮 食到西欧的葡萄牙去卖。返程的船会装上葡萄牙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东部去卖。这样,贸易这只“看不见的 手”可以 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斯密的错误在忽略不同货物的重量、体积、和单价不一样,往返贸易实现的总价值不一定相等,这是美国、欧洲、 日本如今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原因。当年英国为了扭转对中国的茶叶贸易逆差,发动了鸦片战争不够,还在印度种茶,花了 170 年29。美国贸易逆差从 1971 年到现在,打了多少次贸易战争和热战,还有逼日本签广场协议,都没有解决贸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的市场是原子论, 而非网络和层级论的世界观,形成的原因是国际分工的格局在资源、交通、和技术条件上,都不是平等的交易关系

 

第二个错误,是分工不能保证国富。斯密疑难是他自己不知道财富是什么?因为市场规模竞争下的定价权不是平等的。斯密不得不承认政治学家,《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的话,“财富就是权势(Wealth is power)”。在西方的殖民主义史上,垄断海运的暴利,加上先进的军事技术,可以供养强大的海军,侵占海外殖民地,抢劫其他国家的财富。西方列强的兴衰史,是列强“看得见的 手”的争霸史。“ 自由贸易”只是强国打开弱国市场的口号。 一旦强国自己的竞争力下降,就转而采用贸易保护主义。这被目前的贸易战证实。

 

所以,我们必须发展新的劳动分工理论和非均衡竞争下的经济学, 同时关注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和金融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新古典宣称的纯粹的经济行为。

 

 

3 . 2 )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总结中国经验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深刻揭 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预言了社会主义将会取代资本主义,产生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科学理论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果。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马克思本人没有见到苏联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所以马克思经济学不足以回答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新问题。中国实践的经验,突破了以西欧经验为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学。我们应当总结当代的新经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回答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新问题。我们以为,三个新问题值得马克思经济学研究。

 

第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相互作 用。马克思原来的设想是,生产关系的变 革应当发生在生产力先进的地方。当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是英国,后来寄希望于德国。他想不到,革命先发 生在半资本主义的俄国,然后还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苏联和中国改革的经验表明,科技革命引发的国际分工的发展是非均衡的。科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剥削发展中国家,来赎买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阻止革命和改革的发生。所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爆发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边缘区,而非核心区。列宁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突破了马克思的预言。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证明, 革命和建设都需要发挥政党、领袖、和干部的领导作用。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 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也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我们认识到 生产 力和 生产关系之间,有复杂 而 非单向的因果关系。

 

第 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不仅在经济分配领域, 而且在科技创新领域。如果 片 面强调分配公平, 片 面强调计划经济,会忽视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发展的多样性, 一度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落后于西 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改 革开放条件下发展的混合经济,必须兼顾马克思经济学的按劳分配,西 方经济学的流通效率,以及熊彼特经济学的创新机制。否则,不能兼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科技创新,也就不能保障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竞争 力。

 

第三,马克思低估了 文化、宗教、和社区,对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影响。马克思乐观地估计,科学可以取代宗教,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双刃剑,使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各种新宗教有复活与深 入民间的趋势,成为西 方消费主义和东 方官僚主义的劲敌,反 而是韦伯宣称的新教伦理在西 方的衰落,造成巨 大的 文明冲突和西 方福利社会的危机。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如果不重视精神 文明和基层社区的建设,任由西 方私有产权膨胀的 高消费主导,中国 面临的挑战不是什么“中等收 入陷阱”, 而是西 方的“ 高收 入陷阱”,包括经济的脱实向虚, 高教育的 女性不愿结婚和 生育,社会 老龄化和依靠外劳,染上富贵病“富不过三代”,如此等等。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增长,必须研究和发扬适合当地 生态环境的传统 文化,发展多样和健康的 生活 方式。政治经济学应当和 文化经济学、 文化 人类学合作研究。

 

我们将在下 一章讨论,如何整合各派经济学的有益贡献,发展新经济学的统 一框架,把中国的发展经验,上升为新的有 一般意义的经济学新思维。

 

 

四、从代谢经济学的新视角理解中国道路的发展经验



 

我们准备把解释中国复兴的《代谢增长论》,发展为更 一般的“代谢经济学”,以实现毛泽东的非均衡发展的理念,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并整合各派经济学的成就。下面讨论我们提出的思路,和大家探讨。

 

4 . 1) 自主型的开放和双轨制的改革

 

我们不同意国内有些人的说法,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简单片面地描写为化为“市场化改革”,和“对美国开放”,因为这不能说明为什么拉美、东欧的对美国开放和 自由化改 革,遭遇重 大挫折,只有中国的改 革开放取得西 方出乎预料的成果。原因在中国是 自主型开放,东欧是单 方 面开放, 而拉美是依赖型开放。中国改 革开放的进城始终是依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推 行的渐进 自主开放。开放的时间、范围和速度,取决于中国经济实际的需要和竞争 力。中国 首先开放少数经济特区,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同时让特区内的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和外国公司的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学习和改革中国的技术和管理,培养自己的人才。这给了中国企业和政府宝贵的学习机遇和调整空间。以家电产业为例,中国迅速引进日本的生产线和香港、台湾的营销渠道,从进口日美产品到迅速打入国际市场。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从逆差转为顺差,再实现人民币的双轨制的并轨,取消外汇卷。其调整过程,始终保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出现东欧片面对西方开放,但是西方没有取消贸易壁垒,导致巨额贸易逆差,货币大幅贬值,企业大量倒闭,核心国企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拉美对美国资本的开放,因为缺乏国有和民族企业的竞争,更是被跨国资本控制本国的 自然资源和金融市场。 日本和德国因为有美国驻军,没有独立的国防体系,也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即使技术先进的德国和日本,也没有摆脱美国的依赖经济,在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中,经济损失比美国还严重。加上美国一直没有解除对中国高科技的禁运。所以片面强调对西方资本开放, 而低估中国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和经济政策,就无法理解中国道路的自主性。换言之,经济体系的开放只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上,对西方的经济开放带来的经济政治风险,包括国际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兼并和压制,以及分离和 瓦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可能,包括战争的风险,都必须保持警惕。因为斯密自己承认,国家财富是一种权势,必须依靠科技、军事、 金融、和政治的强权来保卫,不是纯粹的发展经济分工,就能控制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和控制权。中国的开放能够 自主,关键在坚持实 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国际资本的双轨制,混合经济依然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权。即使英国和美国这样的 老牌资本主义,也实行不同形式的双轨制,不存在新制度经济学鼓吹的纯粹的私有制。

 

判断经济模式的孰优孰劣,不能只看短期的经济效益,必须兼顾中期的社会效益和长期的生态效益。

 

 

4.2)中国的竞争优势在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

 

最近美国总统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突显西方经济学的自相矛盾,说明经济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在 2001 年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西 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三大产业必败无疑,包括 金融、汽车、和农业。理由是中国 金融业的坏账率 高,产权不清,银 行对国企是“软约束”,汽车业的技术落后西方近半个世纪,农业的规模经营和 生产技术和西 方的差距更 大。但是,十几年过去,中国的四大国有银 行排名居世界前十名之 首,超过美国的银 行巨头。汽车产量和销售量世界第 一,技术差距迅速缩短。农业不仅产量世界第一,品种数量也是世界第一,中国 人餐桌上 食品的丰富让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关键是,中国大量的小商品和机电产品价廉物美,畅销世界,严重打击美欧产品传统的垄断地位。西方经济学家 无法解释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只好求助于反倾销法,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经济学理论完全自相矛盾。

 

如果西方经济学自圆其说,假设私有经济效率高于国有经济或混合经济,则中国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只会在国际竞争中失败,怎么可能打败美欧企业?其实西方媒体的调查已经发现,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在规模经济。因为大批量 生产可以降低企业的平均成本。这证实了斯密定理的观察,即规模经济在国际劳动分工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就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市场优化的条件是只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但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没有均衡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无法自动保持市场稳定性,包括国际贸易的自动平衡。

 

经济复杂性的研究表明:规模报酬递增是类似硅 谷那样典型的非均衡集聚过程30美国市值超万亿美元的苹果手机,只能在美国研发,但是必须在中国生产,因为中国珠江三角和长江三角的产业集群,有高效的零部件配套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成立,则中国在资源优势上不如东欧和拉美,在劳工成本和私有产权保护上不如印度和南亚,在资本和技术输入上不及多数发展中国家。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国能够复兴,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保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国家和文化的统一。使中国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的 GDP 算,和欧盟美国相当,但是人口规模 高于发达国家之和。这使中国的基础建设,包括电 网、互联网、和高铁的规模效应 高于美欧日等发达大国。 而中国执政党的长期规划和全国协作能力,远 大于联邦制的美国和邦联制的欧盟。发展基于规模经济的复杂经济学,是我们从 1980 年代从经济混沌研究开始的原创贡献31

 

(4.3) 技术竞争的学习能力是比资本更重要的决定因素

 

从古典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都把资本的原始积累作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起点。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和 日本以殖民扩张积累原始资本的可能。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又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国民教育素质和人均GDP 也不如东欧和中东国家。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土地、劳 力、和资本的三要素理论,加上西方国家在资本和技术输出上对中国限制,在 2000 年之前,没有任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会预 言中国经济的崛起。只有我们在 1987 年提出的劳动分 工模型,引入技术竞争的学习能力和文化因素,发现后起的集体主义文化,如 1970 年代的日本、和 19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如果在人均消耗资源上比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节省资源,同时在学习新技术的速度上超越西方,则有可能在经济竞争中获胜。同时集体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也优于个人主义经济。则 一结论,在 1987 年的复杂系统的国际研讨会上引起演化 生态学家和军备竞赛研究者的注意322014 年则以“代谢增长论”的新视 角赢得熊彼特经济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的认同,成为我们发展“代谢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4 . 4) 产业生命周期的四阶段论和政府作用的相应演变

 

西方经济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对“东亚模式”和“中国模式”质疑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否需要和是否有效。美国特朗普总统发动的美中贸易战的一个核 心问题,就是攻击中国制造 2025 的产业政策,威胁到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比日本 1970 年代的产业政策,对美国更具竞争力。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都主张小政府甚至无政府,所以他们都无法解释西方列强的军备扩张。凯恩斯经济学只重视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角度调节宏观经济的波动,但是没有讨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没有注意军备扩张推动的产业,如核能、航天、计算机、互联 网、GPS 等等,不是单靠“看不见的 手” 或央行加财政部的干预可以产 生的。原因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假设企业寿命无限,没有技术和产业的新陈代谢,所以无需政府干预。

 

代谢增长论把生命小波引入产业的新陈代谢过程,可区分为发育期-生长期-成熟期-衰 老期等四个阶段33,有助于理解政府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见图I。

 

 

在发育期 I,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很 大,只有政府研究机构和非盈利的大学能够投入基础研究。

 

在生长期 II, 基础研发进入应用阶段,企业竞争迅速扩大市场,实现规模递增,此时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竞争起主导作用。政府监管的作 用是及时制定技术标准,同时防止出现经济过热。

 

在成熟期 III,规模报酬不变,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这一阶段。政府的反垄断法有助于防止成熟产业的既得利益会形成垄断,阻碍新技术的进入。

 

在衰老期 IV,规模报酬递减的结果,可能不是趋于均衡, 而是走向衰亡。政府需要帮助夕阳企业转型,包括给失业工人提供救助和技术再教育等等。

 

中国政府在这四个阶段的发展经验,都值得东欧和发展中国家借鉴。在代谢增长论的框架之下,我们解决了混合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兼容问题,和产业政策的作用问题。

 

考虑各国工业革命的经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私有产权优于混合产权。产业发育期的基础研究,显然非盈利机构占主导地位。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混合经济也可以兼顾民营经济的灵活性、集体经济的稳定性、和国有企业的攻坚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期间的高增长和低动荡,显 示了混合经济比单纯私有经济有更大的优越性。

  

五. 理解市场功能的三个维度,发展经济学的统一理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显然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这引起国内外经济学家的不少误解。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让几亿人口摆脱贫困,但是依然和西方的福利社会有巨大差距。有人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或重商主义,有的则认为中国是专制集权主义。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及官员的选拔,都面临比西方跨国公司和议会民主更激烈的竞争淘汰过程。中国在兼顾发展和民生上的成就,超越西方任何大国的成就。

 

为了澄清经济学的理论混乱,理解中国混合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提出市场经济的功能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分配、和竞争。新古典经济学只考虑市场的交易功能,马克思经济学强调 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分配功能,熊彼特经济学强调新旧产业的竞争功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我们同时兼顾市场的交易、分配、和竞争功能,才能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 日益发展的国际劳动分工,要求 日益紧密的社会协作,包括国家间的协调。单靠市场交易不可能稳定国际分工市场、解决社会分化的 矛盾冲突。

 

新古典经济学的 一个简单概念,即线性交叉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产 生唯 一稳定的市场均衡,见图 II。因为消费者喜欢价廉量多, 而生产者喜欢价高量多。由此推理说人性是自私的。

图II. 描写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构造的理想市场。因为线性的需求曲线 DD 和供给曲线 SS 只有一个交点,即唯一稳定的均衡态,代表市场可以自动平衡。没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当然就无需政府干预。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供求曲线不同,经济复杂性研究引进有限的资源约束,得到非线性的供求曲线,市场行为就复杂的多,见图 III。


III 的(a) 图给出行为经济学的 S 形需求曲线,描写从众行为。市场可能在冷门和热门的两个亚稳态之间,大涨大落34 金融市场也有类似行为。(b) 图是信息经济学描写的效率 工资,产生 Z 形的劳动供给曲线35可以描写不同工资等级之间激励机制的效果不同

 

依据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生命过程存在物质的生存下限和饱和上限。所以,劳力的供给曲线是 Z 形,而非正斜率的直线。在小康区之内,物质激励有积极作用,可以实行按劳付酬的混合经济模式。生存线以下,是抱团取暖的集体主义模式,才能牺牲小我拯救 大我。这也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模式。在生存区的饱和线以上,收入越高反而工作越少, 人们的积极性不是来自物质奖励,而是兴趣爱好。这是我们在若干北欧国家已经观察到的经济模式,将来可以成为走向共产主义的创新社区。高科技时代的信息分享、开源代码、免费资讯,和可再生的能源与绿色经济,可能会创造新的经济社会模式。

 

我们这里描写的非线性供求曲线,可以整合现有经济学不同学派的观察,理解市场内生的多均衡态,不稳定性,以及物质和精神的多种激励机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国有、集体、和民营的多种所有制下,兼顾了市场的稳定和创新。

 

在方法论上,我们可以引入复杂经济学的 非线性数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观36,整合现有各派经济学的有益成果,发展统 一的《代谢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用以理解中国经验以及世界文明的多样发展。

 

结论



如果依据毛泽东、邓 小平、到习近平等三个时期的中国经验来总结中国发展的道路,我们从检验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开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并吸收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有益贡献。我们从 1970 年代开始探索李约瑟之谜,到 2014 年提出代谢增长论,用技术和产业新陈代谢的小波理论,来理解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我们认为,推动中国文明复兴和超常增长的动力,不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资本和劳动,而是技术和产业的新陈代谢。资本和劳力只有和开发新资源的新技术结合,才能创造价值。劳动分工的协作要经过市场和社会的双重协作,才能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注释略

本文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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