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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宋铮讨论: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集群化

为探索中国高速发展实践背后的理论之谜,践行当代经济学基金会“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的宗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于9月11日举行主题为“四十年中国奇迹:经济学理论探索”的研讨会。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聂辉华很高兴给宋铮教授的演讲做一个简单的评论。我分两部分,第一简单总结一下宋铮教授的演讲,第二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和疑问。


首先,宋铮教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在制度很弱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高速增长,这也是“中国之迷”(China Puzzle)。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在座的教授,为此做了很多研究。


第二点,宋铮教授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他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企业集群(conglomerate)能够避免制度的不足,或者是解开中国之迷。在这之前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确实没有这样一种看法。


第三点,他的演讲亮点是,使用了大数据,我相信这也是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他使用了国家工商总局的企业注册数据,总共超过1千万个观测值,并且进行了中德对比。当然,工商总局的数据有一些缺点。一是指标比较少。企业在注册时的信息未必是真实的,而且不带有财务信息,没有员工人数、销售额、利润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变量。二是更新很慢。很多企业注册的时候特别积极,但是注销的时候特别麻烦。这和政策有关,中央政府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导致很多地方把企业注册数作为一种政绩,因此不愿意让企业注销。你可能在一天之内可能就注册10家企业,但是注销一家企业没有半年做不下来。所以很多企业发生了股权变更、资产变化,或者企业亏损,他未必会及时去更新,更不愿去注销。我一直研究僵尸企业,在调研中就发现注销一个僵尸企业会涉及国资委、税务局、人社局等多个部门,非常困难。当然,对这个数据的缺陷,我相信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我只是说可能存在的这些问题。


第二部分,我想简单谈谈我的疑问或者下一步的研究建议。宋铮教授的研究很有意思,可能因为时间短,另外还处于初步阶段,所以有些问题不是讲得很深入。第一个问题,宋铮教授认为,中国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会有高速增长,是因为有以国家为中心的企业集群。但是我在演讲中没有特别具体的看到,通过国家为中心的企业集群,怎么能解决产权不清、法制不彰,以及市场秩序不好的问题呢?如果能,渠道是什么?机制是什么?文章讨论的东方希望集团在外面办企业时就找国有企业合作。如果国企只是放一小部分股本在里面,地方领导未必会重视它,甚至都不能合并财务报表,国企为什么帮你呢?这是一个问题。当年乡镇企业就是利用这种“模糊产权”的方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2000年前后大部分产权不清的乡镇企业都改制为民营企业了,这说明民企跟国企的合作未必可靠。


第二个问题,企业集群有行业差异吗?如果民企所在的行业没有国有企业怎么办?是不是我就不能干了?我刚才没有听清楚他介绍,这里面有没有行业细分。制造业和服务业差别很大。我们去地方调研,都要问你们这个行业要经常和政府打交道吗?哪些行业不跟政府打交道呢?是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做对手的,它就不需要经常和政府打交道。例如电子商务行业,它是不需要频繁跟政府打交道的,因为他们没有国企竞争,他们需要非常快的市场响应速度,国企是没有优势的,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模式。


第三个问题,企业集群和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网络、企业协作以及行业关联有什么区别呢?在日本以丰田或者本田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发展很快,他们甚至没有股权关系,但是有合作关系,其实能起到的作用是不是也类似于企业集群?其实,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有小企业依附于大企业。他们会合作,可能有股权关系合作,也有可能没有股权关系。还有行业的投入产出关系,我们用投入产出表可以描绘出大体的行业层面的关联,这种相关性与企业集群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研究僵尸企业问题时,发现僵尸企业存在地区和行业的传染效应。


第四个问题,我特别关心的是,在企业集群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如何互动的?我假设有两种互动模式:一种是面对面的竞争,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等竞争;另外一种就是跟进式的竞争,你国有企业先进了,我民营企业后进这个行业,这两种模式是不一样的,带来的效果也不同。如果所有的民营企业都依赖于国有企业才能生存,那不就跟寄生虫差不多。这种模式对于我们创新的影响,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前面也提到了中国缺乏创新,这种模式是不是特别不利于创新?


最后一点,你在开始提到一个问题,中国有很弱的制度,很强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我对此有点不一样的看法。国家能力的研究主要是Besley和Persson两人的文献。他们发了三篇这方面的重要文章,Persson教授还来过中国。根据他的数据,国家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能力,主要就是司法能力;第二是补充或者扩展市场秩序的能力,其实就是提供公共产品的集体能力;第三是征税能力。中国很明显,在第三个能力上很强,前两个能力得分并不高。他还画了一个图,中国的国家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中国的制度也是中等水平。所以我觉得看你怎么理解中国的国家能力,我就说这么几点。




    

宋铮:我先回应一下。第一个数据上的问题,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保证不出大的差错,我们同样的结果放在工业企业数据上是成立的。虽然数据不完善,但是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比对,总的来说结果是很稳定的。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所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存在。


第二个是这个东西如何解决问题,我们并没有任何的直接的证据,比如说为什么东方希望找了一个小国企,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有一些数据可以佐证这个观点,私营企业一旦有了一个合资以后,他的规模会增大,增长会更多。但是这个都是数据上的证据,我们并没有在微观层面,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完全清楚。比如政府是如何帮助民营企业的,他可能需要有个名目,一旦你跟国有企业有了某种合作关系以后,政府就可以比较正当的支配他的资源。


企业的协作和股权关系,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股权关系,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协作关系,比如说你提到的生产网络的事情,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这个事,我们个税务总局有合作协议,我们有企业层面的,不光是行业层面的投入产出的数据,我们可以弥补我们股权关系上信息不完备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些企业关联的这些估算也好,判断也好都是一个低估,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主要是一个在不同产业链上的东西,很少见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同一地区,同一行业直接的竞争,我很少见到。很多往往是上下游的关系,或者是不同地区的关系,我也完全同意这种关联,这种上下游的关系对创新的影响,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深究,很有可能有这样的作用。


最后你说的Persson的研究,他为什么把中国放在当中,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不足以完全支持他所说的他的概念,state capacity,当然对state capacity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这一点我也认同,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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