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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长泰:借鉴他人经验VS深耕于中国土壤


为探索中国高速发展实践背后的理论之谜,践行当代经济学基金会“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的宗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于9月11日举行主题为“四十年中国奇迹:经济学理论探索”的研讨会。

 


谢长泰

芝加哥大学教授

  

我想跟大家仔细分享一下,在三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的三个变革,是在过去40年当中出现的,我挑了三个,我把它当成三个最重要的事项,这是在中国所发生的。第一个就是贸易的自由化,还有一个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我还会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背景和它的历史发展。第三个,就是改善私营企业的营商环境,这是我挑出来三个最主要的话题,这三点是最主要的三点内容,确实是在中国真实发生的。

 

这三点是深耕于中国土壤的,还是借鉴他人经验的?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回到1980年那个时代,我找到这张照片,这是1980年时候的照片,当时是邓小平,大家能认出这个人吗?他是Robert McNamara,那时他还是世行的行长。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看一下罗伯特写了一段自传,他说邓小平这样说了,我们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我们需要外来的人和外国人的帮助才能赶上来。

 

我是这样认为的,你看到他所提出这样的概念,就是在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包括中国的领导层,当时都非常的认同这一点,就是真的要将经济开发。到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没有任何的质疑,也就是改革开放是非常关键的,这对于中国来讲是有推动作用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中国真正的认识到开放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界大国。

 

我们再看下,过了几年之后他又这样说,中国应该要通过国际交流来改善自己的缺点。这一段中国开始寻求全球的国际经验,至少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观点,而且正在发生并变为现实的一个观点。在历史上,在1985年的时候,巴山轮会议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我专门找到了当时历史事件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长江上所拍摄的,大家能够看到戴眼镜的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科尔奈。可能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了,最聪明,最智慧的中国经济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必须要专注地参加长江上的这个会议,我不知道他们的路线是什么,就是沿着长江走了一圈,跟科尔奈和托宾一起,这是当时拍的照片,科尔奈是船上最重要的人,还包括中国的官员,这应该是薛暮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年轻的楼继伟也在那边。

 

我们想想看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最聪明的,最智慧的官员和学者,他们在指点中国的未来,他们必须在这个船上互相沟通,而且他们讨论的就是经济改革,可能有4到5位西方的经济学家。如果你去看当时的历史记录,其实当时是中国的总理强烈要求他们做这件事情。

 

我是希望能够找到当时的这些记录,我发现了一封信,托宾写给耶鲁大学经济系的请假信,他说他要去开一个或许会改变世界的会议。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机会,那些高官不再关注自己的政绩和工作,也不打电话,而是关注于如何能够管理一个分散的经济体,了解这个经济体当中一些困难的问题。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人或者是两个关键的信息,第一个是科尔奈,我认为科尔奈他是在解释,对中国问题而言,没有一个中庸的方法,因为中庸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所以你要么就采用彻底的方法,如果你采用中庸的方法,大概就会出现像匈牙利相同的问题。

 

托宾是怎么说的?他对现在的状态不是没有方法,对于现在的状态,你仍然可以管理宏观的经济,通过货币政策,他当时也在描述货币政策到底是什么,他同时也在描述他自己能够理解的货币政策。像中国的官员当时是没有那些管理货币的工具。所以从这两位关键人的发言记录当中可以看到,他们说你必须要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通过货币政策的改革,包括要改革你的金融机构,这是在1985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后来我们知道在1989年之后的事情,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直到20年之后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这张照片是在1998年的时候,来自香港的报纸,大家能够看出这个照片上的人是谁吗?这个西方人是Paulson,他是高盛的总裁,另外一个人大家能认出来他是谁吗?王岐山,你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的发布会吗?98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两个人坐在了一起?我找到的这张照片,代表的就是高盛所做的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90年代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具体讲,王岐山把Paulson请过来,说我想让你把事情搞定。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一个设计的对话,当然这只是香港报纸的观点,王岐山说这次你帮我来把金融系统整理干净,然后Paulson说,我有办法,看上去是有点夸张的一个设计对话,这个想法是从80年代科尔奈、托宾开始的,但是最终这个想法的实行、落实,到底如何推进经济改革,如何按照科尔奈的想法来落实?最终由高盛接手完成的。

 

所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二个有意思的地方,我把它叫做向高盛学习,这个改革的时期也就是向高盛学习的时期。高盛是怎么做的呢?高盛对中国做了什么?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情况,他们其实非常努力的清理了很多当时银行的坏账情况,还有本地政府的信托情况。高盛也和中国一起进行了公司化和私有化,对很多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化和私有化。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和高盛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那个时候高盛可能看不到什么利益,所以他们没有涉及,没有着手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对于一些小型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或者直接关闭。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大概在90年代末和2000年初的时候,我认为那个阶段其实是为后来奠定了基础。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高盛完成的,当然有一部分工作不是高盛工业的,比如说对小型企业的国有化和关闭,高盛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说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跟高盛是有关系的。

 

中国进入WTO,01年的时候进入WTO,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发展,这两个重要的环节,这两个重要的时期,当我们去审视它们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什么是生长于中国土壤的东西,什么是借鉴西方的东西。

 

下一个我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阶段,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就是中国的私有部门的快速增长,这样的增长是前所未有的。你去思考这个阶段,你可能会问,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为私营部门建立全世界最好的经营环境?首先你要有透明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是利于执行的。在中国那个阶段发生了什么?我给大家一个衡量标准,那个时候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一个标准的衡量,营商环境的指标,它是由世界银行设计的指标,它叫做营商指标,世界银行雇佣到一些会计师,他们会进行衡量,衡量一下在一个国家进行业务商业经营需要哪些环境。在2013年的数据中他告诉我们,中国建于易于开展商业环境的指标我们排在151位,13年的时候,第152名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那时候海地排到140名,大概几年前特朗普也提到了这两个国家,如果你能够在中国经营业务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指标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这个指标不太真实,因为没有人跑到刚果,刚果易于中国展开商业活动。这是我MBA的学生说的一个笑话,他说刚果是一安吉利娜朱莉式的国家,因为她喜欢收养孩子,她收养孩子都来自于灾难深重的国家,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

 

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看看中国是怎么回应的,我想给大家说的信息就是,那时候中国对于世界银行发布这样的营商指标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比如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最高负责人,那时候他对《金融时报》这样说的,世界银行使用的指标方法是错误的,而且指标对读者是有误导作用的,对于中国的商业环境提升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看到中国有这么多的经商机会,这么大的增长,我们怎么能和刚果平起平坐呢?他也认为这个数据并不好,并不符合逻辑。当然你可以问问这位世界银行的主要负责人,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做个悬念。

 

所以我们如何理解他背后的逻辑呢?我的合作者重恩和宋铮在调研的时候去了一个城市,他们去了好像是负责教育的副市长的办公室,这个副市长和当时重要的官员探讨了之后,他们给了重恩和宋铮一张表格,这张表格可以告诉你我的办公室做了哪些工作。这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副市长做了什么呢?你看一下这个流程图跟教育有关吗?跟学生、跟测试水平有关吗?他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很明显,你所看到的情况,这样的一个招商引资的流程图,其实已经很好的总结了。至少对于这些本地政府来说,在本地政府的每一个办公室他们都在做什么呢?他们其实都在非常努力的选择那些有意向的投资者。对于我来说,这些副市长类似于经营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的做法和那些副市长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们主动寻求一些投资者,哪些投资者更适合他们的投资,然后进行谈判。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方式,这样的一些做法,让我来说就是第三个关键的机制,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些机制其实是真正的生根于中国土壤的机制,而且它基本上就是下面这些情况,我在后面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内容,这也和重恩和宋铮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看下面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是宋铮从一些新闻里找到的,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这是在机场拍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是河南省省长欢迎富士康台湾的郭台铭来到这个城市访问,那时候富士康也答应了要在这个城市建立富士康的工厂,宋铮找到这个照片是想告诉我们,这个城市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从什么都没有建立起来了一家工厂,而且招募到几万工人,所以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项目了,对于这些领导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要保证这个公司能够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一切资源。所以我要给大家总结为这是第三个机制,因为第三个机制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因为它是绝对独一的,生根于中国土壤的机制。我是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的引言,我觉得他证明了这样的机制是生根于中国的土壤的。作者McGregor当时金融时报的记者,他写了一本书叫The Party,他也描述了当时的营商环境,他说到每个城市都像一个独立的公司一样运营,城市会推动投资,迫使银行提供融资,他们的经营方式和公司非常相似,当地的领导人在其地区内以权力维护各种特殊安排。拉美洲有一种俗语,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可以给予你一切,如果你是我的敌人,你不是我朋友,那你就要遵守法规了。所以说他们的法律法规去针对那些不是他们朋友的人。

 

这个生根于土壤的制度安排都有什么呢?首先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个机制,比如富士康他们是受亲睐的企业,他们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它能够带来的一些益处,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非常稳定的。另外可以巩固权力和财富,我们需要这些人,这样可以帮助当地的领导人进行权力的巩固。与此同时这样的一些方法是非常成功的,当然会有些成本的,比如在富士康所得到的这些优惠的待遇,是不是会阻止其他企业的发展?如果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需要通过发展一个企业来落实我的想法。我并不想认识党委书记。但是如果你不认识党委书记,你在这个城市可能就完全没有办法去从事任何的业务。但是富士康能从这样的体制中获利,也就是说他们所获得的优惠待遇,可能会阻止其他企业的发展,有的时候会的,有的时候不会的,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管它叫做中国土壤的负面影响。比如我们2008年出台的财政刺激方案,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是很巨大的,对于世界来说也是这样,那时候中国充满了风险,那时候中国进行了非常大的财政刺激,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财政刺激,就是因为朱镕基当时进行的改革,不让地方政府借钱。当时其实是不能进行金融的刺激,因为金融刺激是非法的,你没有办法运行这个赤字,你不能有赤字。如果不能改变这样的规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找到折中的方法,我们会有一些企业他们并不直接属于本地政府,这时候我们会让银行给他们贷款,所以这部分账也不在地方政府的账本上,这其实是我们财政刺激的机制,这个看起来是可以的,比如有这样的企业你需要这样的财政刺激,就好像你的妻子怀孕了她要生孩子,你去了医院,这个时候你特别的着急,你什么都不在乎,你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超速,闯红灯,这时候你是非常着急的,其实他们不在乎触犯任何的法律法规。

 

我把这个图给大家看,绿色的曲线是当时的投资率,虚线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我们进行财政刺激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开始刺激的时候投资是巨大的,但是你也会发现,总的来说对于预算赤字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你可能会挠挠头,你是如何让财政刺激起到作用呢?答案就是确实有一些没在账本上的一些财政刺激,而这些没有在账本上的财政刺激是没有在上面的财政赤字里显现出来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一旦刺激结束之后发生什么呢?一旦财务刺激结束之后,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财政赤字没有多大改变,但是你的投资率非常高,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情况就是,你一旦创造了这样一种机制,其实它会带起一些经济和制度上的活力 。人们会觉得这个方法是好用的,这个方法是起作用的。

 

这里有两组数据,其中一个数据的来源,是来自于万德,它收取了很多地方融资平台的财务报表,另外一个数据,这是我们的官方数据,来自于2011年到2013年对全部地方融资平台的审计,是国家审计署做的。如果你去读取一下这些官方数据,它们只覆盖官方债务,即当债务人遇到偿还障碍的时候,政府应该承担责任的债务。

 

哪个公司拥有这么大的资产?那个公司建筑了鸟巢和水立方,同时管理这个这么多资产?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北京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而且是北京自己的融资平台。2015年总债务应该是700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当地非常重要的融资平台,但是现在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中,基本上跟基础设施,跟财政刺激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规模。在万德数据库里,有1千7百到8百家发债的地方融资平台。蓝颜色的线是这些发债地方融资平台的总债务。底下的这条线,黑颜色这条线,是中国审计署所有的地方融资平台的总债务,总共有7、8000个融资平台。如果看一下这两个数据,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统计上的不可能性,就是官方公布的总债务在2015年是23万亿,而万德的数据是35万亿,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1千8百家地方融资平台的总债务比7千家的总债务还少了三分之一,所以你可以进行自我评估,到底债务是多少?如果再把那些没有发债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加进来,这个地方融资平台的总债务会更高,可能会高达45亿。

 

最后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再回到我一开始问的这个问题,有多少是生根于中国的土壤?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这是我们想要了解的,到底是外国人的土壤还是中国的土壤?其实这两个之间的界限是非常不清晰的,很难去判断出哪一个土壤是好的,哪一个土壤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真正看到的一些好的想法和坏的想法,是经常会融合在一起,好的有可能来自于西方,也可能坏的来自于西方,中国也有自己好的想法和不好的想法,所以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或者到底说好就是说外国的就是好的,中国的就是不好的。

 

我想对于大部分的情况来讲,中国在过去的40年当中所做的很成功的一件事情,大部分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要借鉴外国的经验,有的时候不借鉴,而且这种决定都是很正确的,其中一点就是要进行创新,因此我是把它叫做博采众长。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机制要发挥作用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反馈机制,你必须要足够的开放,才能够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法,就像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他这样一个说法是非常贴切的。但是如果石头太多了怎么办?或者说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你就需要知道有一些石头是滑的,有一些石头是有很尖锐的,有一些石头是太圆了,你有可能摔到河里被鱼吃掉,所以你需要有探索,需要有反馈机制,才知道这是一块危险的石头,那是一块安全的石头。我还是再次强调,大家讲到说中国土壤也好,还是外国的经验也好,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长期讨论的过程。你不能够简单的区分或者粗暴的说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是外国的,这是无法简单区分的,我的演讲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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