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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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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经济学动态】公众号;

全文可阅读《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5期。

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第一代不完全合同理论受质疑的原因之一。不完全合同的内生性是第二代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关键特征。合同完全的代价是复杂环境和缔约方有限的缔约能力导致的事前成本;合同不完全的代价是缔约方需要事后花费成本进行再谈判或协调。最优合同应最小化这两种成本。基于机制设计方法寻找导致缔约方选择不完全合同的结构性环境是一重要思路,但研究离现实越来越远。基于有限理性和行为因素的研究富有潜力,但仍待发展。


在未来状态不确定的条件下,完全合同是一份包括未来各种可能的自然状态和相应行动的合同,它在形式上通常是“复杂”的,而不完全合同因为将一些自然状态所对应的行动留给未来通过再谈判决定,或者让这些行动由一个事先约定的调整机制(如分配控制权)决定,它在形式上往往比较“简单”。人们在交易时是愿意选择一份更“复杂”的完全合同,还是愿意选择一份更“简单”的不完全合同?这就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第二代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是不完全合同理论基础研究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代不完全合同理论模型假设合同的不完全是外生给定的,通过考察控制权的分配,研究企业边界、金融合同、政府边界、国际贸易与生产组织等制度问题。这些理论虽然对许多现象有着巨大解释力,但是也受到一些质疑。其中一点便是这些理论对合同不完全性的论述缺少严格的理论基础。早期的不完全合同理论列举了一些直观的可能阻碍人们订立“最佳”完全合同的现实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缔约方对合同所涉及的诸如未来状态、行动及收益等信息的难以预见性;或者即使可预见到但难以在合同中加以描述或者书写;或者即使一方当事人能够充分描述合同所涉及的上述要素,但因为所掌握信息的差异,难以让各方都能充分理解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更难以让诸如法院、仲裁机构等第三方去证实当事人履约行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unverifiable)。简单来说,就是对未来事件的预见性、描述性和第三方可证实性。但是,在早期的理论中,对这三点是否必然导致合同不完全并没有严格的证明,即缺乏稳健的理论基础。Maskin & Tirole1999)更指出,缔约方对未来状态的不可预见性的“非理性”与能够预期未来收益并在缔约阶段就进行优化决策的“充分理性”之间存在着“张力”,他们在上述三点假设下证明了最优合同是完全合同(机制)的结论,从而得出了合同能否描述未来的全部状态与合同的不完全程度无关的“不相关定理”。


Maskin & Tirole(1999)在质疑了不完全合同理论基础的同时,也引发了理论经济学家关于不完全合同理论基础的重大争论。这一争论并没有阻碍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发展,相反激发了为不完全合同寻找更稳健理论基础和以内生的合同不完全性为特征的新理论研究。毕竟不完全合同是现实存在的客观事实,而从理论角度看上去完美、可行的Maskin-Tirole机制在现实中却难觅踪影。


研究表明,关于不完全合同理论基础研究的难点不在于发现可能影响合同完全性的各种现实因素,而在于找到这些因素导致合同不完全的条件。因为直观上合理的因素实际上并不必然导致人们选择签订一份不完全合同。以不可预见性为例,尽管充分预见未来信息是有困难的,但当事人是否可以在缔约前通过努力来获取未来各种可能状态的信息并确定最优行动呢?抑或选择“走一步看一步”,在既有的信息基础上先签一份合同,把事前难以预料的问题留到事后再谈判呢?再以不可描述性为例,当合同所涉及的未来状态和行动信息不可描述时,能否设计一种博弈机制,使得当事人愿意按照合同各方本来的交易意愿来执行合同呢?


事实上,无论是完全合同还是不完全合同,都会给缔约或履约过程带来成本。人们选择签订完全合同还是不完全合同,或者选择签订尽可能完全的合同或者更加不完全的合同,取决于哪一种合同形式能最小化缔约和履约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可能发生在缔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缔约之后、自然状态实现(不确定性消失)之前(即通常所说的“事前”),还可能发生在自然状态实现之后(即通常所说的“事后”),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事前的缔约成本和事后的缔约成本。因复杂环境和缔约方有限的缔约能力所导致的事前成本是完全合同的代价,而缔约方在事后进行再谈判或协调行动所导致的成本是不完全合同的代价,最优合同应该能最小化这两种缔约成本。事前成本越大,缔约方越愿意选择更不完全的合同,而事后成本越大,缔约方越倾向于选择更完全的合同。


不完全合同理论文献众多,且在经济学诸多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国内外对该理论的多个方面已做了综述。但就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而言,虽然近几年已有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就作者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系统、详细的综述性论文。本文从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内涵开始,在一个统一的模型框架下,系统综述这一方向上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可能应用。本文余下的安排为,第二节首先通过对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典型模型的梳理和总结,构建一个一般性的内生不完全合同的模型框架。第三节讨论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研究中几个常见的关键问题。作为不完全合同理论基础问题争论的焦点和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研究的参照,第四节论述可证实但不可观察条件下的Maskin-Tirole机制,以及导致该机制在现实中难觅其踪的非稳健性特征。然后,作为既是对Maskin & Tirole1999)质疑的回应,也是对相关文献的总结和梳理,我们将分两类具体介绍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文献。其中,第五节总结基于事前缔约成本的研究,第六节总结基于事后缔约成本的研究。第七节讨论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对解释现实的新意义,并总结未来发展方向。


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对影响事前和事后缔约成本因素的研究从早期的“不可预见性”、“不可描述性”、“不可证实性”逐渐拓展至人的“有限理性”和“心理或行为”因素。基于后两类因素的研究尽管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目前仍只能说是初步的,而这也是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关于有限理性因素,因为经济学对人的理性认知过程仍在探索中,这导致有限理性理论自身的分析框架仍待完善。所以,基于有限理性的不完全合同理论仍然没有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奠基性模型框架。“心理或行为”因素方面则更为复杂,因为心理或行为经济学对人的非理性心理或行为特征的分析呈现出多个细分领域,而且大多数细分领域仍在发展过程中。所以,未来将更多的心理或行为因素引入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分析是可预见的有潜力的研究。


最后,我们讨论相对于第一代不完全合同理论,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的解释对象的拓展。第一代不完全合同理论是在合同不完全假设下,研究以控制权配置为特征的合同和制度现象。而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则把合同和制度本身以及其具体形式看作是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内生工具,这无疑拓展了理论的解释对象。例如,我们通常认为一些低效率现象是相关法律或制度不完善或是执行不力导致的,然而,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告诉我们,过于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以及过于严格的执行反倒可能导致低效率。理解了这一点以及导致低效率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和制度差异。再例如,第一代不完全合同理论告诉我们权力应该在不同利益方之间如何分配:应该集中还是分散;配置给这一方还是那一方。而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则告诉我们:权力是否应该被更完美的制度所约束;在制度的演化过程中,为什么有时制度看上去会倒退而决策者的权力会扩大,而另一些时候权力又会被严格的制度所取代。在引入有限理性和行为因素之后,基于不同的认知水平和文化背景的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差异会导致不同国家在制度设计以及制度运行效率上的差异。“合同作为参考点”的理论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制度对利益相关者所预期的自身利益的锚定效应,以及制度变化所引起的成本。不过,在一个复杂的制度中,参考点本身是如何被内生决定的仍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我们通常期望制度是完美的,也经常将其与理论上完美的制度进行比较,却忽视了不完美是常态。而内生不完全合同理论告诉我们:完美是有代价的。真正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制度是不完美的,或者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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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士成,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200237,电子邮箱:jiangshicheng @ecust.edu.cn

李靖,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0444,电子邮箱:lijing_lee@163.com

费方域,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研究院,邮政编码:200030,电子邮箱:fyfei@sj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