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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周期模型的演变(1970s-2018)

  内容提要  

本文是Kehoe et al.(2018,NBER)的一个summary。他们这篇文章概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的经济周期模型的演变:第一代是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主要用生产率冲击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匹配几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的一阶矩和二阶矩;第二代是动态新凯恩斯模型(DNK),并非源自于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而是基于RBC加上实际摩擦和名义摩擦,主要是政府机构用于政策比较和预测,其匹配十几个宏观经济变量;第三代是后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模型,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任何新加入的参数和特征都必须要有直接的证据支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RBC加金融摩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危机,方法论并没有出现大地震、大失灵。



当代经济周期模型的演变:解释大衰退

Kehoe,P,J  Midrigan,V  Pastorino,V


当代经济周期理论关注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这些模型可以产出宏观波动,其与现实经济类似。本文讨论了经济周期理论是如何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RBC理论演化到现在的模型。


1 第一代:基准RBC模型


从理论方面来看,当代经济周期模型就是Lucas(1976)对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大规模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批判所产生的结果。而从实践来看,传统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也遭遇了70年代滞胀的打击。(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见我们一起学宏观吧(九)——宏观经济学的历史故事(上)我们一起学宏观吧(十)——宏观经济学历史故事(下)


1.1 早期试图匹配宏观变量


第一代经济周期模型是RBC,包含代表性消费者,没有摩擦,只有一两个冲击来解释主要的宏观变量,例如产出、消费、投资和工作时间。其经典文献有Kydland and Prescott(1982)、Long and Plosser(1983)、Prescott(1986)等(经典文献解读可参见重读经典(1):构造时间与宏观经济波动(KP,1982)等)。

早期的文献都用表的形式来说明模型数据矩与实际数据矩(标准差、自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之间的匹配程度(例如Kydland and Prescott,1982)。当然,模型数据矩也没有完全与实际数据矩相匹配,例如模型产生的劳动时间波动还不到实际数据的一半。

因此,这个时期的经济周期模型就是在RBC中引入一个新的机制来解释模型矩与实际矩的“不匹配”。而加入的新机制和新参数一般都会以微观研究证据来支撑。


1.2 为啥忽略货币?


RBC模型忽视货币或者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出于三个原因:第一,早期RBC的目的是开发出最简洁的模型,并基于代理人的自利假设,产生出宏观变量的波动来与现实数据相匹配即可;第二,这类模型的简洁性反映了当时计算能力的限制;第三,许多研究RBC的宏观经济学家深受早期凯恩斯主义统计模型所得到的政策失灵的影响。

但是,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宏观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效应(Summers,1986;Romer,2016)。这类观点源自于对Sargent and Wallace(1975)“政策无效性”命题的误解(注:Barro(1977)就批判了当时的”粘性工资“模型)。

正确地理解是,Sargent and Wallace(1975)、Barro(1977)是批判了当时解释货币非中性的流行机制,而不是批判没有内在一致的模型来呈现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这种观点,或者是实际经济中货币政策并没有实际效应这种观点。更广义地说,宏观经济学家其实均同意货币政策应该在及经济周期中对冲击作出响应。


1.3 为什么关注于技术冲击?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生产率比较容易测量;第二,在一部门增长模型的其它地方加入任何冲击都很难产出类似于实际数据中的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时间的经济周期共变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代经济周末理论起源开始,时变生产率参数的变动就没有被理解成是”技术变动”。即是说,TFP的下降不应该被理解成单个企业忘了如何生产或者胡乱操作生产过程。


2 第二代:央行对NK模型的应用


当代经济周期模型的第二代是由中等规模的DSGE模型组成。央行比较满意这类模型,因此,它们必然要反映货币的实际效应,以及预测能力。

第二代经济周期模型是为了拟合大量的宏观时间序列特征而构建的,因此,大部分的模型扩展都是增加额外的特征来使得模型尽可能好地拟合宏观变量的样本内性质。由此,也很少有文献致力于追求具有明晰的经济社会含义的冲击和使得模型具有很强的外部有效性的新参数。这也导致了第二代经济周期模型难以理解(参见【香樟推文0554】宏观经济学的麻烦-升级版 ——保罗-罗默的回应)。

在应对Lucas(1976)批判方面,第一代模型会设定承诺技术、偏好、信息结构和物质约束(例如资本调整成本),然后在给定摩擦下,agents会自由的选择合约以及交易的资产。而第二代模型则直接对合约进行限制(例如粘性工资合约),或者对交易资产的类型进行限制,即使这些限制没有任何人感兴趣。这些假设的限制证明了政府干预的正当性。但是,在第一代建模者看来,这样的设置很有问题,因为政府干预可能会影响到未设定的前提条件。

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个名字也容易让非宏观经济学家们误解,其实,它们并非基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即使有些方程也被标注动态IS曲线和PC曲线,参见DSGE建模与编程入门(29):NK、程序及结果),而是基于第一代经济周期模型。基于此,无论是政策含义(Correia et al.,2008),还是经济周期驱动力(Prescott,1986;Justiniano et al.,2010),DNK均与RBC是同质的。

(1)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驱动力差异的误解,很大可能是由于文献中的标签误用:SW(2007)、Justiniano et al.(2010)均将投资技术冲击当作需求冲击,实际上,它是一种供给冲击

(2)DNK与带有中性货币的RBC具有相同的最优政策。这也是源于一种误解:在原始的价格粘性经济中,最优货币政策并不是试图修复实际冲击,而是试图产生出与无摩擦模型一样的灵活价格配置。

总而言之,第二代模型只是RBC加一些扭曲。


3 第三代:匹配宏观时间序列,关注外部有效性


第三代经济周期模型更多的关注于其核心机制的外部有效性。许多模型都引入了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并强化了模型机制与微观数据显示的驱动力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第三代模型又回到了第一代追求的目标:加入新的机制,并着重强调这些新机制和新参数的直接证据。

因此,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第一代建模者并不是不愿意引入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和丰富的机制,只有由于当时的算法和计算能力限制,只能将带有异质性冲击的非线性模型强制假设来加总异质性,例如BGG(1999)(参见重读经典(7):定量商业周期框架中的金融加速器(BGG,1999))。而现在,由于新算法和更高的计算能力,使得净财富在企业之间完全分布也可以计算。

此外,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使得宏观 经济建模已经发生了巨变(Christiano,2016)。这也情有可原:产出的下降是由于金融市场冲击溢出到实体经济,而第一、二代经济周期模型都没有刻画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Kehoe et al.(2018)认为此次大衰退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不同,它并没有对宏观经济方法论本身产生剧烈影响。这次危机给宏观经济学带来的最主要启示是金融因素很重要(参见KM,1997;BGG,1999;Christiano et al., 2014; Blanchard, 2017)。


4 两个例子:ABK(JPE forthcoming)、KMP(JPE forthcoming)


4.1 ABK(JPE forthcoming)


此次金融危机的特征:产出、劳动下降巨大、生产率略微下降、金融压力剧烈上升。由此引起了部门间企业增长率的巨大发散。

为了解释上述特征事实,Arellano et al.(JPE forthcoming)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和金融摩擦的模型,研究表明:企业层面波动的加剧会增加部门间企业增长率的扩散,且恶化金融条件,降低总产出和就业,并伴随有较小的TFP下降。

核心idea:企业雇佣投入来进行生产是有风险的。

三个关键的设定:(1)企业雇佣投入,并进行生产是发生在异质性冲击实现前;(2)金融市场不完善,企业只能进入state-uncontingent debt,并有内生违约风险;(3)引入Jensen(1986)的代理摩擦,即经理人可以自由的将现金转换成投资项目,而这些投资项目对经理人有利,而即将企业暴露在风险之中。因此,ABK模型的结果依赖于不完全金融市场和代理摩擦。

与CMR模型(Christiano et al.,2014,AER)相比,ABK模型详细研究了微观企业层面的动态。


4.2 KMP(JPE forthcoming)


KMP模型则研究了地区层面的宏观经济动态。(略)


5 当代宏观经济学家的官方语言


我们最好将当代经济周期模型看作是一种高度灵活的,宏观经济学家们用于交流的语言工具。当前,用DSGE模型为主的经济周期模型有大量的变种:实际与货币、灵活价格和粘性价格、金融或劳动摩擦、封闭与开放经济、无限期生存消费者和OLG(注:我们即将推送我们有关人口老龄化的DSGE模型的工作论文)、政策制定者或个体决策者层面的时间不一致问题、多重均衡、约束有效均衡或约束无效均衡、协调失灵等等。(注:其中很多建模,均可参见DSGE建模与编程汇总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宏观经济学并没有遭遇危机,方法论也没有发生大地震、大失灵,此刻也不需要非均衡的建模逻辑或者没有基础的摩擦和冲击。总之,当代宏观经济学家都生活在一个较开放的环境中,彼此都非常欢迎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idea,并用共同的、内在一致的语言来交流。


注:(1)对于HANK模型,Kaplan et al.(2018,JEP forthcoming)有一个非常棒的综述。

(2)对于金融因素在解释大衰退中的作用及机制,Gertler and Gilchrist(2018,NBER)有一个非常棒的综述。


许文立,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金融统计学会,xuweny87@163.com

许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kunxu2014@126.com



参考文献

  1. Arellano, C., Bai, Y., & Kehoe, P. J. (Forthcoming). Financial frictions and fluctuations in volat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 Kehoe, P., Pastorino, E., & Midrigan, V. (Forthcoming). Debt constraints and employ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 Kehoe,P,J, Midrigan,V, Pastorino,V.(2018). Evolution of Modern Business Cycle Models: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Recession(W24741). NBER.



文章来源:

文章转载自【宏观经济研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