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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龙:人力资本应与物质资本一起分享企业所有权

 

奥利弗.哈特因在不完全契约理论上的开创性贡献而荣获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哈特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组契约的集合,由于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对称性,契约是不完备的,那些契约中未提及的资产用法的控制权力,即剩余控制权如何分配对于克服企业内的“偷懒”行为就非常重要了。企业内包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契约中没有事前界定的剩余控制权即企业所有权到底应该由谁来支配对于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实非常重要的,是应该遵循物质资本至上逻辑还是应遵循让人力资本分享企业所有权逻辑,在经济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哈特认为,剩余控制权直接来源于对物质资产的所有权因而剩余控制权天然地归非人力资本所有。在一个企业中,谁拥有了物质资出,谁就相应地控制了人力资产,谁就拥有了企业。只有在物质资产的意义上定义企业,才能正确理解企业的并购。


哈特强调一种有效率的剩余权利的配置必须是购买者激励上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充分弥补售出者激励上的损失,这一原理对于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因权利配置低效率导致企业内“偷懒”行为蔓延是有很明显的启示意义,因此,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安排应遵循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但哈特认为剩余控制权单一地归属于物质资本所有者见解则有所偏颇。企业实质上是一个契约网络,其中具有不同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个人或组织通过谈判来分配各自的责任、权利和利益,谈判的结果就是形成一份有约束力的契约。“资本雇佣劳动”或“股东至上主义”的最优证明只能限制在严格的新古典范式内。就现实的企业来说,出资人、职工、经理人员、债权人、长期的供货商及销售代理商等个人或组织确实对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分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意味着现代企业理论必须合理地解释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决定作用。欧洲的不少国家在战后就开始通过立法强制规定必须接受职工进入企业决策层,由此形成共同治理模式。


从已有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来看,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单纯地改进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和激励,而不是试图建立一个符合现实约束条件的科学的治理结构。不难看出,这是典型的“股东至上主义”在支配着改革的进程。所谓“股东至上”逻辑,就是指企业的制度效率的度量标准在于所有者或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如果经营者的自由处置行为损害了所有者的利益,即意味着企业的治理结构有问题。故此,治理结构就简化为单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作为所有者的委托人如何激励和约束代理人。按此逻辑,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在于,国家资本的所有权权益不能得到保全,因而改革的关键就是如何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也就是如何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所以,整个国有企业渐进改革过程就表现为政府的放权让利,实质上则是政府与企业经营者的权利争夺。由于不对称信息及“廉价投票权”的外在约束,经营者在这场权利争夺战中总能占优势,从而能合法地取得绝对的自由处置权。然而,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产生机制行政化,无法保证有能力的人走上决策岗位;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监控机制的行政化及国有资本的无限责任制度又无法硬化企业的约束机制,结果改革越深化,经营者手中的权利也越大,滥用权利的现象也越多,这是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真正根源。


因此,要克服以上难题,就必须实现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其核心是扬弃传统的“股东至上逻辑”,遵循既符合国情,又顺应潮流的“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新的改革逻辑强调,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而且要重视利用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控制;不仅仅强调经营者的权威,还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与“股东至上逻辑”的本质差异在于公司的目标是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仅只是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公司是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缔结的“契约网”,各利益相关者或在公司中投入物质资本,或投人人力资本,目的是获取单位个人生产无法获得的合作收益。“合作逻辑”并不否认每个产权主体的自利追求,而是强调理性的产权主体把公司的适应能力看作是自身利益的源泉。因此,一个体现和贯彻“合作逻辑”的治理结构必须让每个产权主体都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但这是机会的均等,而不是权力的平均化。现实的企业所有权分配结构总是不平均的,这取决于产权主体相互之间的谈判。


贯彻了“合作逻辑”的治理结构就是“共同治理”机制,它强调决策的共同参与与监督的相互制约。具体地说,就是董事会、监督事会中要有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如职工代表、银行代表等。共同治理的核心就是通过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产权主体的行为;适当的投票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则用来稳定合作的基础,并达到产权主体行为统一于企业适应能力提高这一共同目标之上。


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论,我们认为,在逐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指导下,相关的治理结构也必须以此展开分类再造,从而做到治理结构和分类改革路径的匹配,并通过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有机结合的方式来重构具体的治理机制。


1,处于公益类领域企业通常实行国有国营模式,相应的治理结构应为内部人决策和外部人监督这两种机制的有机组合。


公益类国有企业为了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通常由政府直接经营,这个领域主要是国有独资公司,极少数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采取混合所有制形式,这部分等同于第二类模式。就国有独资公司而言,由于只有国有股这一单一的股东,并且国有股又具有完全社会化的性质,因此,党委的重大决策通过公司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核心政治作用,在此基础上具体建立两种治理机制:首先是内部人负责公司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这是内部人决策机制。由于公司的管理层和职工对企业和行业更熟悉,具体的生产经营管理需要这些内部人来实现,才能避免出现决策失误。但为了避免管理层独断专行,即便是内部人决策机制,也应该按照利益相关者论来再造,具体来说,就是构建共同治理模式下的内部人决策机制。也就是说,公司的董事会虽然由内部人组成,但工人董事应该占有一定的比例,从而确保工人董事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设计也便于工人和管理层进行民主协商和信息交流,使得公司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其次,构建独立于内部人的外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任免管理层,并决定管理层的薪酬水平和结构;二是有关部门派出独立的监事,负责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三是审计部门对企业进行定期审计;四是企业信息公开,类似上市公司的做法,在指定平台上定期公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为主的财务信息,法定豁免披露的除外;五是接受利益相关者或者其他社会成员委托国家审计机关或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不定期进行全面审计和专项审计。这套独立的外部治理机制实际上分设立了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三个机制。人事和薪酬的控制属于事前监督,通过管理层的选拔和薪酬制度的建立,可以事前形成对管理层的有效激励。而独立监事制度则是通过独立的监事出巡企业,事中检查和监督。审计则是标准的事后监督机制。和过去的做法不同,本报告认为,审计必须和信息披露制度相结合、定期和不定期审计相结合,才能做到事后监督的有效性。信息披露可以实现社会监督,通过社会成员对所披露信息的分析和甄别,更容易发现问题。一旦发现问题,社会成员有权利提请审计机构针对所发现的问题予以审计,审计部门有义务接受社会成员的委托。注意,此处的审计机构不仅仅是国家机关,还可以是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等。假如一个债权人或者或有债权人委托第三方审计,那么第三方审计有权利对公司进行必要的审计。


2,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通常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条件合适时在海内外公开上市,但为了兼顾社会目标与利润目标,国有资本要保持控股地位。相应的治理结构为董事会共同治理、监事会共同监督、外部相机治理三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在自然垄断领域,国有资本保持控股地位,但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因而针对这个领域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再造,同样需要发挥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政治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一是没有混改的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再造;二是包含非国有资本的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再造;三是国有参股公司的治理结构再造。没有进行混改的国有控股公司实际上就是国有独资公司,其治理结构可以参照第一类模式。但考虑到可混改的可能性,需要在治理结构的再造上保留制度创新的空间。因而可以把有混改和无混改的国有控股公司作为一个统一的类别来看待。


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来说,首先是要突出国有资本的权益地位,但又不能像第一类模式那样,完全国有国营,而是要在制度层面上充分保护非国有资本的权益。其次,国有控股公司以管资本为主,政府只需要关注控股地位是否保持、国有资本是否保值增值这两个问题,而无需关心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在治理结构的设计上,要采取一定的分权原则。简而言之,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应按照董事会共同治理、监事会共同监督、外部相机治理的三位一体模式。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董事会采取共同治理模式,核心设计是利益相关者代表进入董事会,具体包括:(1)政府派出外部董事,由政府有关部门选派,人选必须是能力和经验足以胜任董事角色,比如企业所在行业的技术专家;财务和法律专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等等。这类似淡马锡模式中的外部董事。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国有控股公司董事监事专家库,从中进行选择。外部独立董事和企业没有任何关联性,其津贴由政府有关部门支付。外部独立董事属于兼职。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负责企业董事会层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决策。(2)管理董事。这部分董事由公司高管构成,高管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熟悉公司的方方面面,参加董事会有助于重大事项的交流和沟通。(3)职工董事。由经验丰富、富有责任心的职工代表担任。职工熟悉基层工作,对企业的具体管理事务有自己的认识。能够从自身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4)其他利益相关者代表。其中主要是直接债权人代表,比如银行等金融机构派出的董事。由于国有控股公司需要国有资本的运营,涉及到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把金融机构代表纳入进来,有助于提高这方面的决策效率。外部独立董事、管理董事、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代表董事可以各占三分之一。


第二,监事会采取共同监督模式。过去监事会基本上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后来针对国有大型企业建立了外派监事制度,起到了较好的监督效果。但外派监事存在一个弱点,就是难以及时发现企业内部的变化情况。因此,国有控股公司的监事会需要按照共同监督的模式再造,具体来说就是:(1)保留外派独立监事制度,政府有关部门从外部董事监事专家库中选派独立监事代表进入公司监事会,并担任监事会主席。(2)工会监事。选拔经验丰富的有责任心的基层工会代表进入监事会,成为工会监事。(3)政府监事。由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担任。主要是监督公司的负外部性,督促国有控股公司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环保部门可以直接派出监事,进入企业,直接监督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原先国有企业的监事会就是由外派监事和职工代表组成,但职工代表监事往往形同虚设。让监事会的共同监督模式成为实际有效的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监事可以给管理层打分,进行评价,而这个评价直接影响到其晋升和薪酬水平。


第三,在上述两种治理机制之外,设立外部相机治理模式。所谓相机治理机制,就是根据企业出现的某种信号而启动的治理机制。对国有控股公司来说,如果董事会和监事会能够正常有效运转,那么外部相机治理机制就不会启动。假如公司出现了某些信号,外部相机治理机制就会随之启动。(1)外部相机治理机制的设定。外部相机治理机制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事前人事和薪酬决策和事后审计监督;二是随势所变的管理层更迭机制和公司并购重组机制,可看作是某种相机机制。(2)常规机制,就是公司的主要决策者,也就是控股公司的高管,由外部任免,也就是政府有关部门任免,相应的薪酬水平也由有关部门决定,这和现行的做法一致;政府审计机关定期对公司展开审计。(3)所谓相机机制,就是外部治理相机而行的意思,当公司出现了某种状况,比如高管腐败;业绩大幅下滑;重大决策失误等等,这种机制就会随机启动,有关部门通过对公司进行调查研究,相机任免公司高管;如果涉及到公司业务的重大变化,好的方面如快速扩张;不好的方面如财务危机,那么外部相机机制就可以通过相关人事变动来推动公司的并购重组,从而达到化解风险的目的。


第四,对于混改的国有控股公司,其他机制不变,但在董事会共同治理模式中,应增设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派出人数取决于其股份占比大小。假如非国有股东因参股份额很小,不构成派出董事的条件,那么可以允许非国有股东派出其监事代表,行使监督权。这样有利于保障非国有股东在国有控股公司中的权益。


第五,对于这些领域中的混改的国有参股公司,不具备控股权,严格意义上已经不属于国有企业,这类企业按照公司法要求建立治理结构,国有股东按自己持有的股份数选派自己的董事。其他机制不成立。


3,纯私人物品领域实现国有资本的证券化,相应的治理结构为董事会共同治理、监事会共同监督、外部相机治理三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对于纯私人物品领域的国有企业来说,由于核心内容是管效益,通过国有资本证券化以及资产组合管理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而这类企业的治理结构可以采取类似养老金、社保基金或者国外大学捐赠基金的治理结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董事会采取共同治理模式。但和第二类国有控股公司的共同治理模式不同,由于纯私人物品领域中国有资本的管理以管效益为主,核心内容是确保国有资本的流动性,通过国有资本的证券化和资产管理组合技术与方法,依托多层次金融市场,来实现国有资本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因此,相应的董事会共同治理机制应该和这一核心内容相匹配。本报告认为,这类企业的董事会应该包括三类代表:(1)政府派出的外部董事,这点和准公共品和公益品领域的国有投资公司相同,政府外部董事由政府有关部门从国有控股公司董事监事专家库中选择。(2)管理董事。这部分董事由公司高管构成。(3)职工董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出代表进入董事会。(4)金融专家独立董事。由政府有关部门从国有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其他投资公司和金融机构中选择经验丰富、富有责任心的金融专家担任。这些金融专家熟悉金融市场,通晓证券化和资产组合管理的理论和技术,能够帮助公司更好的管理好国有资本。


第二,监事会采取共同监督模式。和准公共品和公益品领域的国有控股公司类似,纯私人物品领域的国有企业同样设置监事会的共同监督机制:(1)外派独立监事和工会监事的设置与准公共品和公益品领域的国有控股公司类似。(2)审计监事。由政府审计部门工作人员担任,或者由政府有关部门从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选拔合适的人员担任,其作用是监督公司的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情况。这点与准公共品和公益品领域的国有控股公司不同。这是因为纯私人领域的国有企业核心在管效益,而不是管具体的国有资本在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监事有权评价管理层的工作情况,并且这个评价直接影响到其晋升和薪酬水平。


第三,纯私人物品领域的国有企业同样需要设立外部相机治理模式。这方面与准公共品和公益品领域的国有控股公司外部相机治理模式类似。


第四,对于混改的国有控股公司,其他机制不变,但在董事会共同治理模式中,应增设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派出人数取决于其股份占比大小。


第五,同样的道理,对于这些领域中的混改的国有参股公司,不具备控股权,严格意义上已经不属于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只需按照公司法要求建立相应的治理结构,国有股东按自己持有的股份数选派自己的董事。无需增设特定的针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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