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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新自由主义何以在市场经济中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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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表明,自由的内涵和外延本身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并且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种自由主义思潮,如存在不同内涵的新自由主义。那么,为什么新(古典)自由主义会在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中不断偏盛呢?根本上就在于它是一种体现在市场经济中拥有支配性权力的工商阶层的利益,从而也就会得到它的支持和推广。事实上,新(古典)自由主义往往乐于将其理念宣扬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的自然秩序,现代主流经济学则进一步利用数理逻辑和理性模型为其理论和政策披上一层“客观”的面纱,进而也就自以为是一种科学;与此同时,新(古典)自由主义还每每将其他学说体系尤其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将其理论和政策视为根源于先验的立场而不是科学的分析。但正如华勒斯坦指出的,“意识形态这个词从来就不是人们或集团喜欢用于自身的一个词。意识形态论者一直否认自己是意识形态者。”[53]这句话对新(古典)自由主义来说再适用不过了,这里就从几方面来剖析新(古典)自由主义中嵌入的意识形态。

 

首先,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拥护者看。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中大行其道,尤其受到工商阶层的普遍欢迎。究其原因也正在于,新(古典)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观相一致,由此倡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尤其充分体现了工商阶层和富人的利益和意志。[54]拉斯基就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全部内容就是要努力解放生产工具的拥有者。使他们能够不再遵守那些约束他们充分利用生产工具的制度。自由主义这个学说的兴起就是试图为这一精神付诸现实提供理论上的支持。”[55]事实上,新(古典)自由主义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精神最早就是由商人以及银行家们提出的,他们力图确立自己追求财富和拥有财富的权利,并希望自己的这种权利尽可能地不受到来自社会权威的干预。为此,他们致力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革社会,二是夺取国家。拉斯基进一步写道:“他通过改革社会的风俗习惯并使之符合他的最终目的来给改革社会。他要夺取国家,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将社会至高无上的强制力量抓在自己手中,就可以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意图运用国家的权力。他向世人展示,在为个人追求财富的同时必然会为整个社会带来好处,从而证明自己的努力是正义的——虽然这种说服过程中也不排除高压的镇服。变富的人仅仅是因为变富了就成为社会的有功之臣。这就是这个新精神的精髓所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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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基于以其信念和精神来改造社会的目的,富裕的工商阶层还大量资助相关的学说研究以塑造社会舆论和认知。迈克杰斯尼就写道:那些“得到公司资助研究公共关系影响的一代人,给这些术语和思想加上了近乎神圣的光晕。结果,他们陈述的主张几乎无须加以辩护就被援引,使降低富人税收、制定环境法规、拆解公共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案合理化。真的,任何也许会干涉到公司主宰社会的行动都自然会受到怀疑,因为这些行动会妨碍到被鼓吹为惟一合理、公正、民主的商品和服务的配置者的自由市场的运作。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极尽其口才,使自己听起来好像每每他们代表少数富人实施政策时,他们正是在给穷人、环境和其他任何人施以巨大的恩泽福祉。”[57]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当前中国社会寻找到充分证据:那些极力宣扬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人无论在各地举行讲座、创办刊物刊还是在举行会议、组织学会等方面往往都可以得到民营企业以及富豪们的大力资助;相反,国营企业却很难资助马克思经济学或其他非主流的经济学会议,除非是一些官办或官方特许的会议,否则必然会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抨击。于是,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观点就得以充分而快速的报道和传播,进而也就获得了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和舆论掌控权。不过,这一事实也恰恰映衬出,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内涵了鲜明的利益导向和价值取向,它推崇的自由放任和市场竞争往往有利于那种拥有更大市场竞争地位和势力的大企业和企业主。

 

正是凭借工商阶层的资助,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和反对者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往往都面临截然不同的境遇,这也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得到反映。例如,米塞斯1940年移居美国的纽约市后,由于其思想与当时美国学术界占主流的凯恩斯主义不合,从而不为任何学术组织所聘用。但是,由于米塞斯的自由主义符合资本家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因而1945年Lawrence Fertig & William Volker基金会推荐他进入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直到退休;同时,由于纽约大学对他的学术成不认可而拒绝给他薪水,他的薪水也一直由这家基金会提供。再如,当哈耶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道德哲学教授时,其薪水也是由该基金资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是马克思、西斯蒙第、李斯特、凯里、霍布森还是凡勃伦,由于他们的思想为主流不容,从而也就无法得到商业机构的资助,一辈子只能呆在学术机构之外从事科研。例如,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亚当斯在康奈尔大学工程学院的公共集会上对财产“神圣性”做了批判,并对当时劳工骑士团的铁路罢工表示同情,而当时该大学主要捐款者之一就坐在大会主席台;为此,会议主持即时就起来反驳,康奈尔董事会也认为亚当斯的观点“危害社会秩序”而建议终止他的聘用合同。

 

其次,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及其后果看。实际上,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并非具有严格一致性,而是往往随着对象和时空转换而发生明显变动,这也充分体现出新(古典)自由主义所潜含的意识形态。譬如,针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新(古典)自由主义极力主张分拆;而针对垄断型私人企业,新(古典)自由主义则极力反对分拆,进而还提出种种理由来为之辩护,甚至将市场垄断视为是本质上的竞争。同时,在所有这些似乎不一致的政策中又体现出内在的一致性,其根本目的都是在于维护至高无上的商人利润。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看来,所有制度只能有利于利润的获取而不是限制,否则就与自由主义相悖。迈克杰斯尼就写道:“诚如新自由主义领袖弥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中所言,因为获取利润乃民主之根本,任何寻求反市场政策之政府就是反民主的,不管其得到民众多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把政府职能仅限于保护私有财产和实施合同,把政治论辩仅限于无足轻重的事宜(资源生产和分配以及社会组织等实际问题应取决于市场力量)乃至上策。”[58]正是基于这种终结目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充其量只能部分进行,而且,基础设施的私有化也只是在极少数工业化国家实施过;不过,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它却作为结构调整政策的组成部分而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普遍实践。有鉴于此,M.Finger指出,“这种私有化的推动力量实际上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依据,并对基础设施持有一种简单的看法。”[59]

 

同时,从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全球推行的后果来看,它也主要有利于富国以及富国中的富裕阶层。迈克杰斯尼写道: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往往会“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保障。”然而,即使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也会劝说欠发达国家应该为了其美好的未来而忍受“暂时”的现实困境,进而将这种“暂时”阵痛视为通达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迈克杰斯尼继续写道:“直面这些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却)宣称,美好生活总会遍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通无阻。”[60]试问,这种宣扬与历来的宗教布道存在任何的不同吗?实际上,面对社会底层大众在人世间遭受的种种苦难,基督教教义以及牧师们总是劝告要忍受,上帝能够洞悉人世间一切东西并且也是公平的,所有的苦难只是他们最终获得拯救的过程;即使在此世遭受了苦难和折磨,也会被上帝选入天堂,进而可以掌管浩瀚宇宙中的无数星球。问题是,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此世可切身感受的生活而不是彼岸虚烟飘渺的荣光,正因为这些现实生活感受不到上帝的任何关注和温暖,于是,“上帝死了”开始广泛流传,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解体而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

 

最后,从自由主义在不同时空下被赋予的内涵看。一般地,由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往往为工商阶层所利用,因此,他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会在不同时期赋予自由以不同的内涵。一方面,在中世纪末期,自由主义被用于支持和推动宗教改革,支持世俗政权没收教会财产,因为这符合新兴工商阶层的利益。拉斯基写道:“通过没收用以支持阻碍个人发展机会的财富,它为个人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那些财富的消失,财富背后的原则也消失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慢慢出现了一个关于生活的俗世的概念,这个概念将它所能够保有的王国范围划定得更加狭窄。”[61]另一方面,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民族国家的崛起,工商阶层为拓展海外市场以获取更大利益,又积极寻求政府的帮助。在很大程度上,重商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在特定时期的一种形态。拉斯基写道:“重商主义因而成为萌芽中的俗世国家迈向自由主义辉煌成就的第一步。接受重商主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证了和平,那么,一个政府为什么不能同时保证繁荣富足呢?工业衰落、大规模的移民,尤其是在像法国这样处于贫苦之中的国家里,货币贬值、需要保护国际经济冒险、因权威的总体衰落而在雇主和雇佣工之间产生的斗争、同行之间的斗争,所有这一切要求国家出面进行干预”;此时,“国家行动的动机不再是为了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获取财富、以及用立法手段设定获取财富的条件……视生产力为上帝的商人阶级的利益写满了新时代的每一领域。为了他们的利益不惜牺牲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政策的主流就是国家积极回应商人们的需求。”[62]

 

正因为商人阶级或资产阶级根本上是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因此,他们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实用主义的;或者说,他们所使用的“自由主义”一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实用化取向,其内涵及其政策往往随着社会环境而变动。关于这一点,拉斯基做了总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先是采取了宗教的手段,然后是文化的手段;国家是它最后要征服的领域。它追求自由并非作为普遍的真理,而只是将自由作为一种可以享有展现在它面前的财富的手段。它只是在寻找对手最薄弱的地方进行攻击。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它先是将国家当做同盟,然后又将它视为敌人……只有当新秩序的根基牢固地树立了以后,当别的领域中只有的获取使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成为必然的时候,资产阶级发动了最后的猛攻。到了那个时候,他的手中已经拥有了强大的主权。对他来说,国家只不过是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而已,他要求国家退出经济领域,提议由他来全权处理其中的一切事务。”[63]

 

由此,对由商人阶级或资产阶级构成的西方政府来说,它们在国内外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根本上都只是为了强化自身的霸权和最大化自身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取向在号称奉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是美国共和党政府身上得到非常鲜明的呈现:一方面在经济和政治上推行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极力实行凯恩斯主义;进而,军事上的凯恩斯主义又是为了有力贯彻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两者共同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服务。例如,在里根政府时期,一方面,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社会福利部门的开支被大幅削减,对外援助经费也被大幅削减;但另一方面,军事凯恩斯主义导致军事部门开支的迅猛增加,由此产生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同样,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所提交的新财年预算,在要求减少外国援助和非军事领域开支的同时,将军费预算大幅增加540亿美元,这包括可能增加数万名现役军人并建造数十艘战舰和数百架战机,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扩军行动之一”。2017年7月,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总额为6965亿美元的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一数字远远超过《预算控制法》规定的5490亿美元的军费上限。[64]有鉴于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看西方的理论宣讲,更重要的是看它实际推行的政策;进而,要探究这些看似“孤立”乃至“矛盾”的不同政策背后的一致性,这就需要剖析利益取向。乔姆斯基就指出,“要理解政策及其效果,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它是如何实施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阶级分析。”[65]


注:

 [53] 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张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54] 朱富强:“经济学科的价值取向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55] 拉斯基:《思想的阐释》,张振成、王亦兵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56] 拉斯基:《思想的阐释》,张振成、王亦兵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57] 迈克杰斯尼:“导言”,载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8] 迈克杰斯尼:“导言”,载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9] M.Finger:“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载魏伯乐等编:《私有化的局限》,王小卫、周缨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

[60] 迈克杰斯尼:“导言”,载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1] 拉斯基:《思想的阐释》,张振成、王亦兵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62] 拉斯基:《思想的阐释》,张振成、王亦兵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3页。

[63] 拉斯基:《思想的阐释》,张振成、王亦兵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64] “美通过国防授权法案 用‘军费优先’保障‘美国第一’”,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7/18/c_129657649.htm。

[65] 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本文节选自:朱富强:新自由主义的十大考辨;全文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文章转载自:爱思想网;原文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6期、2018年第1期和2018年第2期,也收入于《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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