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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鲁斯经济社会危机理论研究探析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叶,法国经济社会史学家欧内斯特·拉布鲁斯以价格、工资、资本系列数据为基础,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计量学等学科方法,提出了自己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从而成为危机理论的奠基者。该理论一方面植根于法国18世纪以来的重农主义,另一方面也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急欲促成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年鉴学派的需求。危机理论提出后,虽得到国际价格史科学委员会的肯定,但在法国国内遭到传统史学家的猛烈抨击。拉布鲁斯在年鉴学派的支持下最终进入了史学界,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材料和新理论的涌现,拉布鲁斯的危机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影响力日渐式微,终遭其门生放弃。拉布鲁斯危机理论的兴衰,折射出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错综复杂的结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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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是主要经济因素尤其是生产和消费两大变量失衡的现象。时至今日,针对这种失衡现象,当代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方方面面深层的剖析,但从史学视角探讨经济危机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对此,法国史学家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1895-1988)首先做出了表率。当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际,研究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成为学界的迫切愿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拉布鲁斯分别于1933年和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和历史学博士论文《18世纪法国价格与收入运动概览》和《旧制度末期及大革命初期法国经济危机》。这两篇论文“叙”与“论”前后相继,突破了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间的藩篱,构成了拉布鲁斯危机理论的核心内容。这在当时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和传统史学三足鼎立的局面下独树一帜,并得到国际价格史科学委员会的认可。1988年拉布鲁斯去世后,许多史学名家撰文纪念其在历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和做出的突出贡献,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拉布鲁斯的学术研究进行反思,其中集大成者是意大利史学家博尔盖蒂。但在我国史学界,拉布鲁斯得到的关注远不及年鉴学派或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这与他的学术成就相比,是一种极不相称的反差。本文从拉布鲁斯危机理论的缘起、基本特点和存在问题几方面着手,梳理这位极富争议的史学家的学术渊源及其从经济学、社会学向历史学转变的过程,以突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经济社会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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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拉布鲁斯危机理论提出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192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危机所到之处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整个世界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在此背景下,危机产生的原因、机理和影响就成为各国学者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拉布鲁斯的危机理论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这一理论建立在对法国十八九世纪谷物价格的梳理之上,旨在把握价格变迁的基本规律以解释危机形成的机制,这种做法得到了逐渐成熟的国际价格史学界的肯定。


20世纪30年代起,以价格史为研究旨趣的各学科专家开始组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并在价格史研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价格史学科的形成是费舍(Fisher)、皮古(Pigou)和马歇尔(Marshall)等学者在1911—1923年构建的货币计量理论的结果。1930年,伦敦经济学院的贝弗里奇爵士(Sir Beveridge)和哈佛商学院的盖伊(E.F.Gay)以其德高望重的学术地位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成立了国际价格史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ice History,以下简称委员会),其每三个月召开常规会议来确定研究目的、素材、方法及成果发表形式,研究宗旨在于整合全球价格史的研究成果,用统一的方法、技术和度量衡得出宏观的、长时段的结论,最后获得关于全球性危机最直接的信息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此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均为经济学科班出身,强调理论建构甚于实证研究。这一研究倾向为经济学家和强调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家日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当价格史研究进入史学传统深厚的法国时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拉布鲁斯的研究成为两派交锋的焦点。


拉布鲁斯以四种类型的材料构建价格系列,提出了危机理论。他搜集的数据不拘泥于从政府文件和抽样法(sondage)中获得的结果,其中最具争议的是领主和领地的账本以及租约、公证员文书、婚姻合同和死者的财产清单。“厚重的档案”(archives lourdes)是拉氏在旧制度和19世纪的研究中最明显的特点,且是其数据的主要来源,这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常见。拉布鲁斯承认搜集到的档案会有信息不全或质量参差的缺陷,但他会优先录用教区和市镇的材料。博尔盖蒂(Maria Novella Borghetti)认为,拉氏对材料的组织不为形式所限,从整体及内部联系来看,这种方法能不间断地审视早前成果的关联性和合理性,从而尽可能地保证分析的进展。依据上述原则,拉氏于1933年完成《概览》一书,以官方的食品市场价目表(mercuriale)为主要资料建立了连续的、统一的价格系列,该方法为委员会所认可。然而传统史学家亨利·奥赛(Henri Hauser)认为,该材料的选择有人为制造历史事实的嫌疑。奥赛倾向于使用私人或企业的会计账本和家庭账本等较为主观的、松散的数据来源,无法达到委员会对数据系列的要求,最后其研究被委员会宣布失败,导致法国的价格史研究被孤立。拉布鲁斯危机理论在法国国内引起的争议实际上反映出英法经济史学界之间的芥蒂。该状况直接导致:一方面,价格史在较长时间内无法广泛地激起法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兴趣,成果屈指可数;另一方面,法国价格史的研究水平逐渐落后于英国、德国和波兰,且无法与国际价格史学界进行有效的对话。


拉布鲁斯以价格史研究为根基的危机研究在法国毁誉参半,但在史学的“份地”即将被社会科学瓜分的时刻,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学派正在为构建一种以史学为主、社会科学为辅的新史学而努力,拉布鲁斯的研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概览》一书发表后,传统史家对拉布鲁斯的批判愈演愈烈。卡昂(Cahen)反对拉布鲁斯关于1780—1785年法国富人财富剧增的结论;里克马尔(Ricommard)认为谷物价格升降并无规律性和普遍性可言。但拉布鲁斯得到了年鉴学派史学家勒费弗尓(G.Lefebvre)、布洛赫(M.Bloch)和费弗尔(L.Febvre)等人的肯定与推荐,从而得以顺利地进入史学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勒费弗尓对他的支持最为关键。勒费弗尓在1928年以后执掌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刊物《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1937年拉布鲁斯在该刊发表了《关于解读经济曲线的一些看法》(“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a lecture des courbes économiques”)一文,勒费弗尓随即撰文力挺。他在文中说:“近期,拉布鲁斯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18世纪法国价格运动的重要作品。”熟知勒费弗尓的人都了解他的谨言慎行,“重要”一词的使用,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立场。勒费弗尔了解到拉布鲁斯第一篇博士论文属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这一履历将成为他进入史学界的绊脚石。由此他劝说拉布鲁斯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为其名正言顺地进入历史学界创造条件。关于另一位年鉴学派史家布洛赫,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他与拉布鲁斯之间存在频繁的学术往来,但布洛赫曾公开宣称拉氏的研究具有揭示真理的意义,1938年他在拉布鲁斯谋求高等研究实践学校第四部导师职位时予以支持。1944年布洛赫去世后,拉布鲁斯接任其导师职位,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史学生涯。


拉布鲁斯进入史学界后既与年鉴学派交好,又与传统史学家和睦共处,既在年鉴学派的大本营高等研究实践学校第六部就任,又在传统史学的堡垒巴黎大学任职。他在1960年至1975年至少指导了8篇博士论文,其中,我们熟知的勒华拉杜里和阿居隆的博士论文就延续了拉布鲁斯那种长时段的、以数据系列来研究某个地区经济社会史的传统和方法。20世纪70年代,拉布鲁斯和他的学生的研究构成了当时法国史学界的主流,以致皮埃尔·肖努认为,“整个法国历史学派都属于拉布鲁斯派”。其实,拉布鲁斯对危机理论的构建并非前无古人的学术尝试,其研究方向植根于18世纪重农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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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拉布鲁斯危机理论的学术渊源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更关心提高效率和资源优化的问题,社会科学受到热捧。拉布鲁斯危机理论结合18世纪重农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于格拉尔、康德拉季耶夫、西米昂和阿夫塔里翁等学者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最终形成“以生存危机来理解社会运动”的洞见,将经济学、社会学融入历史学,其危机理论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18世纪的法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农业大国,政治和社会稳定取决于谷物价格这个关键因素,因此粮价这个现实问题在法国学术界一直备受重视。早在18世纪中前期,重农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采用基本的运算法(arithmétique)对谷物价格有过初步探索,其中的两位学者——博瓦斯吉尔伯尔和魁奈对拉布鲁斯影响至深。被誉为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博瓦斯吉尔(Pierre de Boisguilbert,又作Boisguillebert,1646-1714年)在其著作中就表达过对“适中”价格的青睐。在此基础上,他坚称经济秩序的紊乱(désordre)是谷物出口禁令所致。博瓦斯吉尔伯尔这种紊乱源自农业的看法与拉布鲁斯关于“旧制度”危机发端于农业的观点相契合。博瓦斯吉尔伯尔的思想也影响了同时代的魁奈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年),魁奈为《百科全书》撰写“谷物”(grains)和“佃农”(fermier)词条的举动,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对社会上轻农业重工商业做法的惋惜。他认为,歉收和高粮价会造成饥馑(disette)或饥荒(famine),谷物产量丰足且能维持高价才能既让农民得利,又有提高工人工资之效。魁奈对价格的变迁、控制和影响的论述启发了拉布鲁斯将谷物价格与社会危机相联系的思路。


如果说重农学派的论述止于价格变迁和农业发展,尚未涉及经济危机的话,那么最早与“危机”结缘并系统研究该现象的学者则是克雷芒·于格拉尔医生(Clément Juglar, 1819-1905)。他于1862年首次关注商业周期以及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著有《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性回归》。他没有刻意强调农业在经济危机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周期性的歉收、谷物高价和饥馑与银行票据难以贴现同时出现纯属巧合,并非导致危机出现的必然因素,(这些现象)充其量使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已。19世纪以来,真正能界定周期和危机的是贴现(crédit)。提沃(Jean-Marie Thiveaud)认为,拉布鲁斯借鉴了于格拉尔等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理论的阐释,将这一视角带入历史学领域。


于格拉尔之后,国际学术界以苏联的危机史研究最为瞩目。此类研究突破了大卫·李嘉图式经典论断——危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意外的、个别的现象,而将危机定性为经济周期中的必然现象。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Ï Dmitrievitch Kondratieff,1892-1938)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提出持续30—60年的经济周期理论(1792—1850年、1850—1896年和1896—1940年)。从1938年起,其学说逐渐传到法国,但未得到足够重视,主要表现为:以经济学文献为研究基础并依赖大量数据信息的西米昂对康氏提出的周期理论知之甚少;康氏成果中的大量工资数据也没有被拉布鲁斯引用。但拉布鲁斯在这一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周期,从14世纪延绵至19世纪70年代,据此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长周期和周期间理论。此外,康氏认为战争(危机)必定因一些确实存在的经济状况而爆发。这一结论与拉布鲁斯发现的谷物价格峰值多与革命重合的现象有相似之处。


除重农主义思想和周期理论外,法国社会科学对拉布鲁斯的影响也很深。拉布鲁斯首先受到涂尔干学派代表人物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1872-1935)的启发。西米昂在学术上的创见主要体现为他用社会学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将经济数据与社会阶层、集体意识综合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他用大量数据勾勒出长时段的经济周期,并尝试追溯这些周期的根源——货币。他认为,增加货币量以促进投资是经济处于繁荣期的原因,货币量紧缩导致经济萎缩。西米昂对拉布鲁斯危机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对工资、价格、货币周期运动阶段A(增长)和阶段B(下降)的界定,而A、B阶段正是拉布鲁斯周期的基本标准,拉布鲁斯有关危机的界定取决于这两个阶段的相对值。另外,拉布鲁斯用以诠释大革命前经济危机的“周期间隙”理论是西米昂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可以说,拉布鲁斯在早期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米昂的方法和结论,如果说两者的周期理论存在差异的话,那么西米昂的论著较抽象,甚至偏哲学化;而拉布鲁斯的论著则更具体,更着力于数据的计算原理,与历史学更为趋近。


拉布鲁斯在20世纪30年代非常推崇西米昂的研究方法,并可能于1919—1932年多次参加西米昂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组织的学术会议。1973年,他示意学生布维埃(Jean Bouvier)将《弗朗索瓦·西米昂之火》一文从《拉布鲁斯合集》中抽出在《年鉴》杂志上重刊,这一做法显然是在向西米昂致敬。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为突破西米昂范式、突显自身研究的独立性,开始刻意与之保持距离。首先,西米昂曾受年鉴学派史学家之邀参与价格史研究项目,但1933年因不赞同该计划的研究方向而退出,转而与奥赛合作,后者曾公开批评拉布鲁斯的方法和材料,这在客观上拉开了两人的距离。其次,拉布鲁斯一方面吸收西米昂引介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节奏、货币作用以及经济生活中的心理诉求(les instances psychologiques)等领域与西米昂渐行渐远。危机现象在西米昂眼中是变化的源头,而在拉布鲁斯那里周而复始的危机是结构闭锁(blocage)的表现。关于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西米昂在其论著中反复强调,而拉布鲁斯对此兴趣不大,他更关心是否能用心理学来解释经济活动。最后,拉布鲁斯在19世纪的价格、工资、收入等数据基础上深化了危机理论(以经济危机解释社会革命),而西米昂对这一世纪的经济活动仅停留在描述层面,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拉布鲁斯在检视西米昂范式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独具特色的危机理论。


如果说西米昂在危机理论方面给予拉布鲁斯灵感,那么在搜集、处理数据和构建长时段周期方面,拉布鲁斯则受教于其博士论文导师、政治经济学家阿夫塔里翁(Albert Aftalion)。阿夫塔里翁晚年潜心研究1929年的经济危机,尝试以货币为突破口探寻危机理论。在研究过程中他利用“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l’INSEE)发布的数据,完善了于格拉尔对商业危机的论述,发展出一套超越前人的、更为宏大的商业周期理论。从1913年出版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Les crises périodiques de surproduction )到1932年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课程汇编》(Les crises économiques et financières,Recueil de cours),其商业周期理论逐步成型。作为阿氏的弟子,拉布鲁斯研究“旧制度”经济危机时延续了他以价格、收入、利润等变量为基础的分析模式,用经济学方法界定社会类别的规模和边界。在“社会类别”有了新的解释逻辑后,经济学原理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大革命史的研究领域。1946年,“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为寻求界定社会职业类别的新标准向学术界求助,希望找到兼顾经验主义又具体(empirique et concret)的方法。拉布鲁斯这种只以司法或经济状况来定义社会阶层的路径,因清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受到关注。


综上所述,拉布鲁斯的危机理论植根于18世纪法国的学术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兴起的契机下形成,体现了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融合。拉布鲁斯的两篇博士论文呈现了其危机理论的构建以及他从经济学、社会学向历史学转型的具体过程。这两本著作相隔11年问世,先罗列数据,再构建解释框架,首尾呼应,相辅相成。拉布鲁斯危机理论的确立和巩固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的诞生,这一体系既包含具体、细致的数据统计,又涵盖宏观的分类体系以及“结构”(structure)与“波动”(fluctuation)兼顾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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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拉布鲁斯危机理论的基本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拉布鲁斯与重农派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在《概览》中首次采用较具争议的数据系列,对旧制度经济下的面包、葡萄酒、肉类和牧草四种商品的价格进行整理,解决了何时、以何种方式在转型阶段出现经济倒退的现象这一问题。虽然这些数据后来成为经济社会史学家的重要参考和佐证,但因缺乏对数据的变化、逻辑关系及其与历史现实相关性的系统解读,该书还不能被划归为历史学著作。有鉴于此,他在《危机》中更进一步,从历史学角度、以长时段的眼光考察经济周期、“周期间隙”、增长衰退和危机,建构了适用于百年战争到19世纪下半叶的危机理论。这一理论创设既有周期和“周期间隙”理论为根基,又包含危机本身形态、趋势和影响的描述,比较全面而具体,体现了历史学的学科研究取向。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其学术价值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拉布鲁斯在前人周期理论基础上发挥了“周期间隙”理论(intercycle),并以之为基点推理出危机成型的机制。拉布鲁斯以危机理论成名,但其论述并没有直奔“危机”主题,而是先在“周期”问题上做文章。他在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周期间隙波动”的概念(fluctuations de l'intercycle),在周期和长时段现象以及新旧经济制度之间构建了一个中间阶段,作为危机产生的“温床”。这一阶段的经济形态被称为“中间型经济”(économie intermédiare)。在“中间型经济”主导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半叶,经济处于“恢复型”增长(croissance de récupération)阶段。此时期生产总量有所增加,实际收入实现轻微增幅,生计问题不断得到改善,这种量的积累要到19世纪70年代才发生质变,实现“升级式”(croissance de promotion)增长。拉布鲁斯在《概览》一书中以悲观主义的基调论述了18世纪低迷的经济形势;在《危机》中将经济萧条的年代确定在1787—1790年“革命周期”之前的“周期间隙”(1778—1787年)。大革命前的经济危机就产生于这一“周期间隙”。


拉布鲁斯的理论涵盖了周期或“周期间隙”内由农、工、商业引发的“危机”。卡隆(François Caron)认为,拉布鲁斯的突出贡献在于他解释了农、工、商业的紊乱如何发酵为全国性经济危机的机制。在一个上升周期中,“危机”表现为收入的长期低迷,是绝对的;也可以被诠释为前期增长的放慢,因此也可以是相对的。危机的季节性特征导致其周期性,它只是一个周期期间发生的“意外”,即没有周期就不存在危机,危机紧紧依附周期或“周期间隙”,周期的规律性决定了危机的规律性。拉布鲁斯从重农学派向往的农业产品的长期高价(这种高价得益于低税率、小麦自由流通和地区间交换),推导出农产品充裕前提下的高价使农村人口收入上升,购买力增强,此种繁荣状态很快蔓延至工业,工业产品需求扩大,销售量增多,工厂职位增加,工人工资提高,形成了农业和工业的双向繁荣。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很明显以农业为源动力(déclencheur),农业的兴衰直接影响工业及其他领域,造成繁荣局面或者引发危机。


其次,拉布鲁斯对危机的分类巩固了他对这一现象的抽象认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1976年,他在与布罗代尔合编的《法国社会经济史(1789—1880年)》中对“危机”做了最终的注解:危机是不正常、带来严重后果的事件,与经济发展的自然增长截然相反。它与人口、需求、消费和设备生产规律的上升运动以及投资的持续增长这些总是处于高位的变量背道而驰。这些趋势在一定时间内深化再加上经济和贸易停滞不前,危机就形成了。在对危机进行明确定义的前提下,拉布鲁斯依据经济制度的性质将危机划分为“旧制度”危机(crise d'ancien régime)、混合型危机(crise mixte)和新型危机(crise nouvelle),目的是对处于近现代交界点上的危机进行检验,并指出小麦消费不足与工业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截然不同。大略而言,这三种类型囊括了十八九世纪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其中“旧制度”危机是拉布鲁斯研究的重心,此类危机的特征为:1.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谷物生产决定经济水平;2.工业产品以消耗品为主,如纺织品;3.冶炼业尚未发展起来,设备生产仍未启动;4.廉价高效的交通方式缺乏。拉布鲁斯将“旧制度”危机彻底消失、新型危机出现的具体年份定为1873年,承认其分析体系适用于此日期之前的法国社会。


最后,拉布鲁斯从经济波动和经济结构两个层面来分析大革命前经济危机的机制,开辟了大革命史研究的新路径。拉布鲁斯将此次危机成型的日期确定在1788年4月以后,他认为,困境重重的农业经济是引发大革命的导火线。恶劣的天气导致谷物收成十分不理想,直接影响了粮商无粮可卖,无法从高粮价中获利……因城市肉类消费锐减,牲畜的买卖也阴霾笼罩。此时的葡萄收成不佳,但卖价甚高。然而葡萄种植者也是粮食消费者,他们在1789年后感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就算是拥有大量土地的耕作者,除去家庭生计所需、实物税以及留种后所剩无几。这导致几乎所有与农业相关的部门受到牵连,纺织业、建筑业、零售业和大宗贸易纷纷出现疲软。然而危机并未吞没所有阶层,大多占有地产又无须劳作的贵族、教士从高粮价中获利,由于贵族与教士享有免税特权,国库难以从土地收入的增值中获益,政府仅依靠消费税来维持运作。由于非特权等级的实际工资下降,政府从消费行为中获得的税收就少得可怜。路易十六治下的财政危机就这样爆发了。这场危机虽引发了大革命,但对长时段的经济结构影响甚微。1778—1787年的紧缩周期结束以后,随之而来的是1787年的经济复苏。除了大革命期间发行指券1789—1797年大革命期间发行的、以国有资产为担保的证券。1791年起指券可作为货币流通,之后革命政府因滥发指券(assignat)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1787年至1817年,价格、利润和工资这几个变量持续增长。


拉布鲁斯在《概览》中整理和计算出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中前期的谷物、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价格系列为他在《危机》一书中的理论建构做了充分准备。他在周期和“周期间隙”的基础上提出危机的分类法,构建经济波动和经济结构两个维度的解释体系,阐述经济危机产生的机制。之后他将经济危机与政治形势相结合:经济凋敝使收入下降的人群迁怒于某些人物或机构,并导致政府征税困难和财政吃紧,从而引发政治危机,这一认识进一步提升了危机理论的价值。该理论的推导过程可谓丝丝入扣、逻辑严谨。但这一理论远非完美无瑕,随着后人对危机研究的逐步深入,拉布鲁斯危机理论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拉布鲁斯在构建适用于大革命至19世纪中前期的危机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分析体系,基本得到史学界认可。他担任巴黎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教授长达二十多年,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第六部担任研究导师,还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招聘委员会任职。身居要职的他对巩固危机理论和搜集、整理数据兴致勃勃,力图证明其理论同样适用于整个19世纪,尤其是影响深远的1848年革命。以危机理论解释社会革命确实是拉布鲁斯的一大创新,这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然而革命史研究是法国史学界一个近乎神圣的领域,他的结论遭到围攻。奥赛认为,当时人们不以平均值,也不以长时段的波动为生,是特定时期相当重量的面包的具体价格才决定人们的生计。西米昂也不置可否,毕竟将数据系列和计量方法引入史学界在当时仍是过于冒险的做法。除此之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拉布鲁斯仍无法自圆其说,这限制了其理论的适用性,危机史研究遭遇瓶颈。


首先,他认为谷物歉收、价格暴涨是1788年危机的开端,他统计的粮价曲线与政治冲突峰值重合,因此认为粮价高企是大革命爆发的主因。在这一层面上他抹杀了个人、社团、政府的角色,尤其是忽略了法国政府长年赤字,后被北美独立战争推向破产的事实。此种过于单一的解释体系使拉布鲁斯的分析备受质疑。在大革命传统叙事范式被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古参(Augustin Cochin)和傅勒(François Furet)等学者逐渐打破之后,将大革命作为新旧时代的分界已是过时的做法。而拉布鲁斯将整个18世纪视为谷物充裕、价格高企的增长时期,将19世纪视为价格、工资、成本和利润等数据下降的紧缩时期,在经济史层面沿用了这种过于绝对的分期。


其次,随着新档案和数据的公开,他的理论框架越来越难以覆盖19世纪中前期的几次危机。1976年,拉布鲁斯在编写《法国社会经济史(1789—1880年)》之际,开始反思1873年前的经济危机多为“旧制度”危机的结论。他坦言:农业危机可能引发总体的危机,商业危机(如银行危机)或工业危机也能引发农业危机,混杂的危机不是没有可能的。据后来学者的考证,农业并非启动此期经济危机的唯一因素。微微耶(Nadine Vivier)举证说明,1789—1880年间9次被拉布鲁斯归为“旧制度”危机的危机,至少有7次不是由农业直接引发的。实际上,拉布鲁斯提出危机理论后的二十多年内,批评之声一直不断。但这些批评言辞温和,因而并未影响他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列维-勒波瓦耶(Maurice Lévy-Leboyer)和洛利(Anthony Rowley)对他关于1848年革命的论述提出质疑,并进行具体论证、纠偏之后,其危机理论才正式被否定。


此外,拉布鲁斯和其学生在区域史领域的研究也陷入困局,许多学生开始思索危机理论以外的路径。拉布鲁斯指导的博士论文大多以区域为单位展开,形成了一股地区史研究的热潮。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各省档案并整理成文,之后形成一部全面、具体的法国经济社会史,工程何其浩大,30篇以区域经济社会史为导向的博士论文涉及的省份连法国领土的1/3都不到。与此同时,他的学生开始思考论文原创性的问题。确实,虽然区域研究的资料较为充实,但原封不动地沿袭导师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势必得出大同小异的结论。追求新视角和新思维的学生们最终选择跳出危机史的论述框架,在其他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学生有:阿居隆(《1848年的人口运动:19世纪中期瓦尔的人口史》,1969年答辩)、勒华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1966年答辩)和科班(《19世纪利穆赞地区的怀古与现代,1845—1880年》,1975年答辩),他们与经济社会史分道扬镳后投身政治文化史、心态史、社会想象史、历史人类学等领域,成为法国新史学的旗手。


最后,拉布鲁斯的危机理论建立在对某些产业兴衰的错误判断之上,其结论也因此备受质疑。例如,拉布鲁斯建立的数据未能反映出葡萄种植业在危机期间的真实水平。根据拉布鲁斯的计算,在全国性粮价暴涨之时,葡萄酒连年跌价,葡萄酒庄园主损失惨重,这个行业的危机自18世纪末延续至19世纪。实际上,葡萄酒交易的数据复杂多变,以阿基坦地区为例,葡萄酒贸易既涉及国内交换又包括国际规模的大宗贸易,拉布鲁斯所获得的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根据莫里诺(Michel Morineau)的研究,该行业在危机期间仍有喜人的增长,香槟地区从未出现拉布鲁斯所谓的危机,拉布鲁斯统计四个财政区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片面的。此外,并非所有产业部门都经历他时常提及的工业危机,法国经济中稍有分量的奢侈品产业,如钻石加工、丝织业和折扇生产等,反而出现了逆市增长。这样的“例外”不禁让学者质疑其危机理论的合理性,该理论最终被人口史学家杜巴基尓宣布“无效”,逐渐被学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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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或许拉布鲁斯理论存在某些不足,但其在法国史坛的地位不应被抹杀。拉氏不仅积极推动20世纪70年代新史学格局的形成,也鼓励新一代学者探索新方法、新范式。1955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拉布鲁斯宣布他和弟子们的研究领域为社会史方向,这一转向又与年鉴学派最初的取向会合了。他除了对经济史研究贡献良多,还提倡对心态史领域的开发,在1965年圣克卢(Saint Cloud)的社会史研讨会上,他呼吁学界探索历史学的“第三层次”——心态史。1989年,即拉布鲁斯去世一年以后,《法国大革命史年鉴》第276期刊载多篇纪念拉布鲁斯的论文,伏维尔(Michel Vovelle)、维拉尔(Pierre Villar)、苏拉托(Jean-René Suratteau)和阿居隆(Maurice Agulhon)几位直接或间接师承拉布鲁斯的史学家都表达了对这位导师的悼念和敬意。虽然这几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没有将危机史发扬光大,但他们都肯定了拉布鲁斯学术成果的价值以及其史学造诣。


拉布鲁斯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他将18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家对价格、周期和危机的研究进行了综合和发挥,并运用数据系列解释历史,构建运动史(histoire de mouvements)和局势史(histoire de circonstances)两种维度的研究范式。此后,他的研究从重视突变和经济形势的偶然变化的价格史领域剥离出来,构建出一个稳定的、宏观的、长时段的危机理论框架,尤其适用于工业化之前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虽然该理论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拉布鲁斯“试图在价格变化与法国革命的爆发和进程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才是其史学造诣的充分体现。


随着新材料的问世,新研究理论的形成,尤其是新史观的出现,拉布鲁斯用经济危机推导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人口危机的做法遭到质疑和否定。然而,瑕不掩瑜,拉布鲁斯的危机理论进入史学界后,一度成为令人瞩目同时又争议不断的焦点。其数据系列、研究机制、叙事逻辑和理论框架一度被大革命史和19世纪经济社会史学者奉为经典。他本人在当时门派森严的法国史学界突破了学科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将经济学、社会学、区域研究和人口学引入历史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全面推进新史学运动方面起到了与布罗代尔同样的积极作用。他的过人之处不仅体现为危机理论的提出,还在于他在推动计量史、地区史、人口史甚至心态史方面不懈的努力,他和他的学生们创造的成果促成了今日法国新史学的大致格局。




文章来源:转载自【世界历史编辑部】

作者周小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