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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哈特产权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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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X_Privatization RFS2017.pdf

Xu_Privatization & Control Rights_5-7-18.pdf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奥利弗·哈特教授一起同台讨论企业改革相关的问题。早在1994年的时候,是我推荐并邀请奥利弗·哈特教授来,来京伦会议做主旨演讲。那个时候,正是如同刚才陈主任讲的,国内刚刚开始讨论产权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的问题,目的是为了改造,为了改革中国的企业。从产权理论和现代化企业理论的角度来设法改革中国的企业。在1994年的京伦会议之后,1996年又开了一个会,继续了1994年的讨论。1994年那一年奥利弗·哈特教授本人来讨论了他的理论,1996,他的合作者,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莫尔教授代表哈特教授,来到中国讨论产权和企业理论。2016年和奥利弗·哈特教授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霍姆斯特朗教授,以及2007年获诺贝尔奖的马斯金教授,也在1996年的会议,就产权和企业理论做了主旨演讲。对于产权实质的问题,关于企业改革实质的问题,进行了辩论。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来做一个汇报。


奥利弗·哈特教授是我的老师,同事,和好朋友。虽然他不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但是在我上课期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当时我和钱颖一两个人去旁听,他第一次开的企业理论课程。这是经济学里第一次有这类系统的课程,也是他前年获诺奖的领域。从那起,他就是我的老师了。后来我们在伦敦经济学院期间,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今天,我在这里,把产权理论和中国改革的实际放在一起,汇报一下我的理解。奥利弗·哈特的产权理论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关于产权的基本性质。在哈特理论之前关于产权的性质,要么集中于一束权力,要么集中于剩余收益权。而哈特理论把核心放到了剩余控制权,放到控制权上面去了。这是经济学和法学里的重大的进步。我之所以刚才交代我跟他是师生、同事和朋友的关系,是因为,除了读他的著作之外,我大量直接得益于与他的深入交谈。哈特产权理论的核心就是,谁拥有产权,谁就拥有它的最终控制权,或称剩余控制权。产权的重要性,关键就在于所有者决定了资产的最终控制权,尤其是在合同无法事先完全规定的那些剩余控制权。让我对这个重点用一句话概要一下。任何的合同、法律等等没能事先清楚规定的权力,归于产权的所有者。谁是所有者,谁拥有产权的最终的决定权。这是我们讨论产权,讨论企业改革的最基本出发点。


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以上的内容,原因在于所谓的企业改革问题,所谓企业治理问题,归根到底,实际上就是解决和企业相关的激励机制问题。无论是中国也好和其他的转轨国家,苏联、东欧国家等等,主要改革内容都是针对国有企业。但是为什么大量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够获得成功?它的核心原因就是在不触动它的所有制,即产权的情况下,试图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条件下,靠设计企业内的激励机制(包括政府和企业),实际上是设计不出来的。因为,由产权的配置带来的激励机制,是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或者内部激励合同,无法复制,无法模仿的。这就是哈特产权理论,作为契约理论的一部分的核心所在。


奥利弗·哈特教授是契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产权理论,是契约理论的重大发展。产权理论核心重要性在于,有大量的内容,大量激励机制的核心内容,是依赖产权解决的。只有解决了产权的配置,才可能解决。在没有解决产权配置的情况下,试图模仿市场的运作,试图在国有企业里模仿私有制的运作,实际上是模仿不出来的。这是产权理论最核心的内容。为什么模仿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产权的最优配置需要在市场上交易产权,有市场竞争,有破产和兼并等机制。所有这些归根到底是产权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形成的。但如果规定国有资产的产权不可以改变,就把产权所有者直接交易的这个重要机制排除在外了。总之,最终在市场上形成的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终形成的解决激励机制的最优机制,都是在市场上竞争最后形成的,无法用设计激励机制的方法来模仿来解决的,这是产权理论最核心的内容。


刚才陈主任讲了长期以来国企改革碰到的基本困难,以及最近这些年混合所有制碰到的基本困难。混合所有制碰到的困难,归根到底就是谁拥有控制权的问题。当企业的一部分产权是私有者拥有的时候,这些所有者是不是拥有对企业的相应的控制权?如果他们不拥有相应的控制权,那么这种企业“改革”没有可能成功。归根到底最后问题就是对于产权的控制权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全世界普遍问题。我们看全世界的普遍问题时,可以看得很清楚:国有制的基本效率问题普遍很难解决。在中国的改革里曾经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奇迹”。什么是中国奇迹?如何认识中国奇迹?实际上,中国奇迹正在于在中国的改革的过程中,民企部门从无到有,到大,从零变成了占中国经济的主体,这就是中国奇迹。因此,任何对中国改革的讨论,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离开了这个问题,就离开了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基本点。


我下面非常概要的讨论一下,中国民营部门从无到有快速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很碰巧,今天是一个重要事件的40周年,这个重要事件就是《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著名文章,在打破意识形态的障碍,为中国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实践就是过去改革已经得到的经验和教训。为了客观评价过去改革的经验教训,以下我简要报告一个我们过去做的一个实证工作。这个工作从哈特理论的角度,检验中国国企改革中的产权问题。任何行之有效的企业改革,必须落实到企业资产的控制权的再分配上。如果控制权没有再分配,以任何名义进行的改革都无法解决其基本的激励机制问题,因而不会在提供效率方面起作用。为此,我们对1998到2005年期间的国企改制(即民营化),以及全国的所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我们的抽样误差保持在百分之几以内。因此,我们的样本基本上反映了全中国的企业和国企改制的客观情况。


我们这篇论文(Gan, Guo, Xu, RFS 2017)是学术界讨论民营化的工作里,第一个用哈特产权理论的概念,系统度量民营化中控制权的转移的。所谓控制权的转移,首先的问题就是控制权从谁的手里转到谁的手里。然后是什么权力转移了。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把企业控制权的所有者分成五类,调查企业改制之后,这五类所有者的控制权的变化。具体看,在我们的企业调查中,我们调查改制之后这个企业控制权是不是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了企业所有人手里?在改制之后,本企业内部的党委的权力有什么变化?企业CEO的控制权有什么变化?企业的董事会的权利有什么变化?最后,企业的股东代表大会的权利有什么变化?


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把企业的控制权分成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任命最高管理层的控制权;第二方面是决定企业的招募和裁人的权力;第三是决定企业员工的工资以及福利的权力;第四是决定企业融资的权力;第五是决定企业利润是分配的权力;第六是决定企业生产和营销的权力。因为各种限制,还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能够调查。这些是关系到资产控制权的最大问题:破产和兼并,谁有权决定?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各种改制方法中,有的改制方法,能够最大幅度减少政府的控制权,最大幅度提高董事会的权力,最大幅度提高股东大会的权力。基于我们的数据,我们发现的规律与哈特产权理论一致。在所有改制的方法中,决定性的因素是资产控制权的改变。那些把企业的控制权,有效地从政府手里,转移到了私人所有者手里的改制企业,在改制两三年之后,企业的效率显著提高。而其他改制企业则没有效率显著提高的效果。


1997年到2005年期间的那场国企改制,无论是从企业的数字,还是总资产的数字,都是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国企改制。这场国企改制,为从基本上解决大量国企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为中国民企的发展,为中国持续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最后让我简短概要一下。当我们讨论企业改革的时候,第一重要的改革的内容,就是如何以最优的方式,重新分配企业的资产的产权,即最优的配置企业的控制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资产的最优配置都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达到。而通过市场配置资产,要求资产可以必须是可以销售的,可以有人买的。即,资产的私有产权性质与在市场上对资产的最优配置,是紧密不可分的一对。如果资产不可以由私人购买和售卖,就谈不上产权在市场上的最优配置。中国在1997年到2005年之间的大规模国企改制,取得了行之有效的结果。原因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很可惜,以后这样的改革停止了。随之而来的是国有部门中重新出现大规模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表现为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产生大量僵尸企业等等。四十年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需要认真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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