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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卡普兰:为何我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前言


我第一次接触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在上高中的时候,那时我十分享受米塞斯与罗斯巴德的作品。1989年,就在去加里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大学修业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参加了米塞斯研究院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夏季讲座。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穆瑞•罗斯巴德还有其他一些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八年时光匆匆而过;如今,我已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将在这个夏天加入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我想,从我的职业角度出发,仔细地讲讲自己为何不再把自己当成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十分自然的事。毕竟八年以前,我曾把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员。

 

我绝非否认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但是,正如在后文中将提到的,我认为:

 

a、想要另辟门路,通过本质上不同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基础重建经济学的努力是失败的。

 

b、奥地利经济学家经常误解新古典经济学,这导致他们过分夸大了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

 

c、很多最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的论断都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言过其实。

 

d、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而对于这些进展,大部分奥地利经济学家根本没有领会。

 

综上所述,我认为,尽管那些自我标榜(self-labeled)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确实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但是他们所持的观点与立场,并不足以维持一个独立思想流派的存在。想要发展一种“奥地利范式”的努力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尽管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在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领域(哲学、方法论、思想史)四面出击,却很少收获实质性的成果。不管奥地利经济学家们有怎样有价值的成就,它们都必须经受广义上的经济学专业的检验。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渴望着原创的、正确的并且有实质内容的思想。

 

毋须多言,很多朋友比起我来更为欣赏奥地利学派。我希望这篇小文能激起有趣的讨论,同时不影响任何私人关系。

 

1.什么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对于什么是“奥地利学派”这一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最好在一开始就给出明确的定义。我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穆瑞•罗斯巴德以及其他学者在他们的基础上获得的持续性成果。如果说曾有哪两个人真的属于同一个“奥地利学派”,那么这非罗斯巴德与米塞斯莫属。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但大致上他们的观点可以看作完全相同的。[1]因此,对他们中一人的反驳,也就是对另一人的反驳。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下文中我将大量的引用罗斯巴德对米塞斯的辩护,其数量超过米塞斯对自己辩护的数量。在大多数情况下,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观点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同时引用两个人的文本来说明问题显得多余。

 

我把奥地利学派与米塞斯与罗斯巴德而不是F•A•哈耶克划等号肯定会引起争议。理由十分简单:1、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明确的反对很多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要素,而哈耶克并不如此。如果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是正确的,那新古典经济学就是错误的;相反,如果哈耶克是正确的,那主流经济学仅仅需要转换一下关注的焦点即可。[2]2、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把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经济学,而哈耶克在1930年代之后就几乎完全转向了对哲学、法律以及观念史的研究。因此如果谈论经济学的话,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显然是比哈耶克更好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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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立基于一些关键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效用函数、无差异曲线,以及福利经济学的卡尔多 -希克斯分析(或被称作“成本-收益分析”、“潜在帕累托改进”)。米塞斯与罗斯巴德完全拒绝这三个理论,并把他们的经济学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奥地利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过于轻率的否定了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他们自己用以替代它的理论也并不自洽。

 

2.1. 效用函数还是评价序列?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习惯用“效用函数”这一术语来描述个体的偏好。比方说,他们可能会这么来形容某人的效用水平:U=a×ln(苹果的数量)+(1-a)×ln(橙子的数量).罗斯巴德则更喜欢讨论个体的“评价序列”是怎样的。比方说,某人的评价序列可以是这个形式:{第一个苹果,第二个苹果,第一个橙子,第三个苹果,……}两种进路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清楚到底什么叫“效用最大化”:对于新古典主义来说,个体决策总是试图使U的值达到可能的最大,而对于罗斯巴德来说,个体通过选择评价序列中排列最高的可能选项来获得满足。

 

两种路径看起来大同小异,事实上,新古典主义者也许会说他们就是同一回事。不过罗斯巴德指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一些潜在不同,并且认为“评价序列”的途径才是正确的方法。为什么呢?罗斯巴德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进路轻率地使用了基数效用,而只有序数效用才经得起考验。正如罗斯巴德坚持的那样,“每一个体的评价序列完完全全是以排序的方式存在的,对于处于序列不同位置的两样物品,无论如何无法衡量他们‘距离’如何,所以,任何讨论‘距离’的理论肯定是虚假的理论。”[3]

 

一开始,罗斯巴德似乎仅仅把他的批评局限在那些“想要徒劳地计量从交换中获得的心理满足的作者”身上。这些作者想通过“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来达到目的[4] 不过很快的,罗斯巴德就转而明确反对整个“效用函数”进路,并将其指斥为逻辑不一的:“主要的错误在于,把效用想象成具体的量,一个与财货相关的具体函数……效用并非量,而是排序”[5] 似乎是为了强调他对主流效用理论的反对是多么有力,罗斯巴德进一步的抛弃了主流的中级微观理论: “至于在均衡下不同货物的边际效用之比等同于其价格之比这种说法,不用仔细考察得出这一结论的那些人用了什么方法,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其荒谬所在。因为效用根本不是一个量,所以并不可分。“[6] 在一开始显得仅仅是轻微的修辞问题的区别,导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尽管罗斯巴德的批评貌似有理,但他的确并没搞清楚他到底在攻击什么。效用函数进路和罗斯巴德的方法同样的坚实的奠基于序数效用论之上。那些发展了效用函数理论的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比如阿罗和德布鲁,成功的避开基数效用的使用。假如某个新古典经济学家说:”第一捆财货带来8单位效用,第二捆财货带来7单位效用”,罗斯巴德会认为他采取了基数效用论。但这里使用的语言仅仅是技术性的;你必须回到背后的定义上去才能真正明白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假如你做到了,就能明白“第一捆财货带来8单位效用,第二捆财货带来7单位效用”和“第一捆财货相较第二捆财货更被偏好”两种说法完全等价。效用函数仅仅是对某位代表性个体序数偏好的不完全总结而已。并不是说它发现了一种叫“效用”的东西。[8] 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理论认为某一效用函数是被某一单调变换所唯一定义的。你可以依你所好随意调整效用函数的符号,只要你对其进行的是单调变换。[9]

 

那关于罗斯巴德反对的另一理论又如何呢?亦即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使得每件商品的边际效用除以其价格后相等。难道这不正说明新古典经济学信奉基数效用论么?不,并不是这样。用行业黑话进行的技术性陈述在不了解其背后定义的情况下每每显得荒谬。效用函数仅仅使用数字去概括序数排列,它并不导致我们去信奉基数效用。从这个函数里导出的私人财货之边际效用并没给我们带来任何额外的东西。

 

罗斯巴德对效用函数方法的拒斥导致他在其他地方的写作中做出一些奇异的例外假设。运用其价值排序方法,罗斯巴德得以推论出供需定律作为原理。[11]但是在随后讨论劳动与土地的章节中,他又十分奇怪地承认“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在理论上是可能的。[12] 不止如此,在他对税收经济学进行讨论时,还提到在理论上确实可以通过对劳动所得征收更高额的所得税以提高劳动供给——他甚至提到了“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而这在其最初的效用与需求理论中是不置一词的。[13]有趣的是,从罗斯巴德的价值排序理论本身无法推出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相反,他从标准的效用函数中“借”来了这个分析,该分析表明价格变化可以在两个不同方面引致需求量的变化。因此,罗斯巴德不仅仅没有不恰当的抛弃新古典的效用理论,而且还深信这一分析的有用性并把将其以额外的假设的形式引进了自己的体系。

 

总而言之,罗斯巴德错误地指责新古典效用理论使用了基数效用。罗斯巴德的价值排序理论并没什么确实的错误,但这部分是因为新古典的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比罗斯巴德的要放松一些。[14] 新古典理论得出了价格变化包含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方面作用的重要结论,但这些结论从罗斯巴德的假设中是无法推出的,他只是不加解释的承认了这一切。[15]

 

2.2无差异性

 

效用函数方法有一个被罗斯巴德所拒绝的终极假设。回想一下,在标准新古典定义中, U(a)>U(b)单纯意味着给定a和b两个选择,a将被选择,或者当U(a)<U(b),b将被选择。但是若U(a)=U(b)时,——换句话说,代表性个体在两个选择中是无差异的——又将如何呢?罗斯巴德在米塞斯的根本上反对这种可能性(因为它是逻辑不自洽的),并反对无差异曲线这一现代经济学基石之一的使用。[16]

 

无差异曲线的根本缺陷在于在现实行动中“无差异性”无法被观察。行动表现出偏好,而不是无差异性。罗斯巴德因此批评到“根本的谬误在于无差异性根本无法作为行动的基础。如果某人在两个选项中真的是无差异的,那么他将不可能在两者间做出选择,因此在行动中就将观察不到选择。”[17]

 

罗斯巴德与米塞斯共同分享一个假设:不能在行动中被揭示的偏好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为什么做如此假设呢?这难道不是嫁接在某种经济学思想中的行为主义观念么?而这种经济学思想据说严格的反对行为主义。

 

米塞斯喜欢在课堂上用如下例子展示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之间区别何在。假设有两个学生在观察上下班高峰时中央车站来往者的行为。”客观主义“或者”忠于科学“的行为主义者将会观察经验事件:人们来来往往,在被预测的时间点上无目的的窜来窜去,这就是他所能知道的一切。但真心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生将首先强调这个事实:人的每种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他将观察到人们离家出门赶火车以为了在早上工作,或者在晚上赶火车回家,等等。很显然,哪种方法将更好的有助于理解人的行为就不消说了。哪位学生将成为真正“优秀的科学家”也十分明了。[18]

 

正如在我的行动中包含了比行为更多的东西一样,在我的偏好中也包含了比行动更多的东西。我可以拥有各种没有也不能在行动者展示出来的偏好。例如,我昨天对冰淇淋的偏好就永远不会被显露出来,因为昨天我并没有冰淇淋,而我当下对冰淇淋有关的行动仅仅揭示了我当下对冰淇淋的偏好,而不是昨天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拥有对于自己的冰淇淋偏好的内在知识。相应的,除了在市场价格之外,我根本无法显现出我的偏好,但我自己对自己怎样可是清楚的很。

 

同样确实地是,我能够知道一些对我自身来说是无差异的事例。我经常在衣服的颜色之间表现的无差异;尽管我最终会选择其中一个颜色,但我知道当价格不同的时候我将选择另一种。行为主义这或许会否认我精神状态的实在性,但是这确实不是米塞斯或者罗斯巴德想要采取的研究路径。确实,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在其他文本中运用了“推定偏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互动使得我们仅仅能观察到一个点:均衡下的价格与成交数量,尽管如此罗斯巴德仍然画出了需求曲线以展示在所有可能价格上相应的需求量是多少。同样的,尽管别人仅仅能观察到我选了一件绿色毛衣,但这不能否定我可能在绿色毛衣和蓝色毛衣之间实际上是无差异的这一可能性。

 

2.3 连续性

 

米塞斯与罗斯巴德还有另一项对标准新古典效用理论的根本拒绝:连续性假设。罗斯巴德说“人们行动基于那些对他们的行动有重要性的事物之上。人类无法看到无限可分的极小变化;因此对他来说这根本毫无意义,对其行动而言也毫无关系。”[16] 这个假设比他初看上去的要来的影响更为重大。正如数学家会告诉你的,如果某个函数是不连续的,那么你将无法对它进行微分。这意味着,如果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是正确的,目前在经济学中的数学使用将全部报废。

 

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偏好是不连续的,那么很可能供给和需求将永远不会相等,假如你画了连续的供给/需求曲线,他们几乎一定会相交。但假如你把他们画成离散的点,供给与需求一般地来说将不会必然相交。因此,基于对连续性的否定而反对数学计算的主张,其实也反对了对简单的几何方法的使用——比如交叉的供给/需求曲线——但这些图形充斥了罗斯巴德的著作。

 

当然,有人会说连续性的虚拟性质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罗斯巴德考虑过这个回应,并对此表示否定:“很多经济学者认为这个假设是无害但却大有用处的虚构,并指出其在物理学领域的成功应用……但根本的区别在于,物理学处理的是无生命的对象,它们运动却并不行动。”[19] 罗斯巴德就此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境地。如果连续性假设不是无害的虚构,那他就必须义无反顾的拿走所有其著作中的所有相交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并指出供给等于需求仅仅是在极端条件下才得以成立(而且既然没有连续的价格,那么单单供给与需求相交也毫无意义)。这样的立场是明晰的(不过米塞斯不使用图表,所以对他来说影响相对小一些),但更是古怪的。罗斯巴德应该承认对连续性的假设很少真正改变什么结论,并像接受供给与需求相交那样承认数学计算之于经济学乃是一种合格的方法。

 

2.4 福利经济学

 

尽管罗斯巴德与米塞斯对主流效用理论的拒斥是相似的,罗斯巴德则更进一步以奥地利方式“重塑了”福利经济学。他的主要结论非常简单朴素:每一桩市场交换都造福于所有的参与者,而每一桩政府干预都以一部分人为代价造福其他人。罗斯巴德因此作出了看似更强的主张:“如果我们允许使用诸如”社会“之类的词来描述所有个人交换的模式,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自由市场”最大化“了社会效用,因为每个人都获得了效用的净收益。”[20] 这一主张可以简单的被表达为每一桩资源交换都有利于所有的参与者,而自由市场允许所有可欲的自愿交换付诸实施。

 

汉斯-赫尔曼 霍普 坚持罗斯巴德的理论,并做出了更强并更精巧的表述:帕累托最优不仅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因而也就是显示偏好,相容;该判准也是通向(奥地利)福利经济学的钥匙。它证明了以如上方式所运作的自由市场,总是,并且必然是增加了社会福利,而每一点儿对其的偏离都降低了社会福利[21]  严格来说,罗斯巴德只能宣称政府干预的福利效应对于“社会效用”来讲是模糊的。也就是说,既然受害者有所失而干预者有所得,那么在不进行不合法的效用人际间比较的前提下,就无从判断政府对社会效用到底有何影响。这是一个重点,因为它表明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的辩护比通常所想象的要脆弱的多。具体来讲,罗斯巴德自身的理论剥夺了其以“不效率”的名义反对政府干预的能力。在否认以“效率”的名义为政府行为背书的同时,罗斯巴德也隐含地否认了以“效率”名义否定政府的可能性。在罗斯巴德的理论中并无逻辑缺陷(尽管在霍普版本的罗斯巴德福利中确实有缺陷),但其政治含义则与通常所想象的大有不同:罗斯巴德的福利判准通向了对国家主义可能好处的不可知论,而非明确的否定。

 

尽管如此,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仍然存在一个更严重的逻辑漏洞,这个漏洞再次来源于其行为主义的观点:只有显示出来的行动才是真实的。因此,罗斯巴德反对第三方的嫉妒可以损害“自愿交换增加社会效用”的原则,他说:“我们无法处理脱离了实际行动的推定效用。我们作为人类行动学家,仅仅能够处理从人类真实行动中能推出的效用。某人的‘嫉妒’,假如不体现为具体行为的话,在人类行动学的视角来看就只是浮云而已……他对其他人的交换是什么感受无法被显示出来,除非其采取侵犯性行为。就算他出版了诋毁这一交换的小册子,我们也没有铁证来证明这不是一个笑话或者精心策划的谎言。”[22]  确实,罗斯巴德还能把这个原则推的再远一点儿。当两个人签订一份合同,他们真的是在表达他们对合同规定的条款的偏好么?也许他们仅仅是显示了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名字面对面的签在纸上而已呢。没有任何“铁证”说明把名字签在纸上的行为不是一个笑话,或者不是为了练习书法!

 

罗斯巴德对不可观察的偏好的否定,甚至连B.F.斯金纳(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译者注)都会感到震惊。我们凭什么认为没被表现成具体行为的偏好就是“浮云”呢?在每一给定时刻,通过内省,我们都会对没有显示在行为中的偏好有清楚的了解。搞明白别人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当然更为困难,但这并不能说其他人的精神状态就不存在。国家主义者可以轻易的颠倒罗斯巴德的反驳,并声称,既然没有任何“铁证”说明第三方并不反对别人的自愿交换,那么也就不可能说明白该交换是否真的增加了社会效用。因此,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终于不可知论,不但不能对国家干预下判断,甚至不能对自愿交换的好处下判断

 

纵观其整个职业生涯,罗斯巴德激烈的批评现代新古典方法的福利经济学,这种方法认为再分配只要是符合“潜在帕累托更优”的标准,就可以认为是“有效率”的[23] 尽管效率的公正性仍远未得到证明,但是这一标准仍然有很多优于罗斯巴德标准之处。具体来讲,它至少允许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效率进行判断——比如共产主义是没效率的,租金控制是没效率的,侵犯著作权是没效率的,等等。这并不能表明“潜在帕累托更优”这一福利标准是正确的,但却实实在在的提供了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的最初开端。

 

2.5 主观主义

 

无数的奥地利文献与书籍都使用标题里所说的“主观主义”一次。这给了人们一个印象,那就是其它经济学家都无法认同主观主义——这是个错误印象。有哪个新古典经济学家声称财货的价值取决于其包含的劳动量,“内在的善”,或者其他个人偏好之外的标准么?确实很多专业论文对偏好的异质性进行了抽象,但这仅仅是个简单化的假设而已。例如,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对数形式的效用函数就和假设世界上只有鲁宾逊和星期五两个人是一样的。这并不是对真实世界所下的判断,而仅仅是为了关注特定问题而采取的方法而已。

 

新古典经济学家喜欢对各种状况下“不效率”的判断或许显得他们破坏了主观主义原则。(或者说,做了效用的人际间比较)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这是因为“效率”一词的用法有着与日常讨论中多少不同的技术性定义。

 

3.应用方面的议题

 

由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所发展起来的奥地利经济学之理论基础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既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奥派经济学独特的“谱系”,也是其宣称他们代表了“另一种学派的思想”的表现。但单在基础上有所不同是不够的,基本理论的区别必须在应用理论中表现出重要的分歧。接下来的章节将检验奥派经济学理论一些最重要的应用,并将说明总的来讲他们要么不是错误的,言过其实的,就是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

 

3.1 经济计算以及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

 

米塞斯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争论”视作对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性的决定性否定。这里还有一些别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利论证;确实,“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面对明显的证据,都不会否定在市场经济下劳动力的生产力要远胜于社会主义”[25] 但米塞斯坚持这并没终结争论:

 

如果社会主义计划除了会降低大众的生活水平之外没有其他缺点,那么人类行为学将无法做出最终判断。人们只能透过价值判断与权衡判断以在这两种体系中进行选择……但真实情况则完全不同于此……社会主义并非组织社会经济的现实选项,因为它缺乏任何经济计算的手段……社会主义无法成为现实,因为建成这样的社会体系乃超乎人类能力所为“[26]

 

这个结论是令人吃惊的,因为米塞斯一再强调经济理论只能提供定性而非定量的规律。比如,在《人的行动》中,米塞斯说:

 

计量的不可能并不是因为缺乏进行计量的技术手段的缘故。而是因为并不存在恒定不变的关系。如果缺憾仅仅是技术性的,那么在某些情形下,进行近似的估计总该是可能的。但事实则是,不存在确定不移地关系。经济学并不像无知的实证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因其”非定量“的性质而落后。它之所以是非定量的,是因为不存在常量。对经济活动的数据统计仅仅是历史数据。它告诉我们在某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27]

 

假如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单从经济理论本身就能得出经济核算的不可能性会严重到使得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确实,社会主义经济将会严重的困扰于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但是从米塞斯的理论出发,它又是怎么知道这一困难会严重到会让如此这般的社会崩溃呢?

 

如果我们考虑下孤岛上的鲁宾逊•克鲁索所做的经济决策,这一质疑的力度便显得更清楚了。像米塞斯说的那样“孤独的一人将很容易决定到底是增加狩猎投入还是耕作投入。他所需考虑的生产过程是相对较短的。他所需要的开支以及能负担的起的产品可以轻易的被感知为一个整体”28] 鲁宾逊通过简单的“种类计算”——在心智中比较其偏好与机会——来进行决策。米塞斯承认这种情形是可以存续的,如果不是扩展到更大的经济体上的话。“设想在社会主义社区中可以用类的计算来替代货币形式的计算乃是一个错觉。在一个不实行交换的经济体中,类的计算将永不可能超过消费品的范围。当涉及到高阶财货的场合时,这一计算将变得彻底不可行”[29]

 

这段话可以引申出很多明显的提问。当星期五出现的时候,鲁宾逊的“一人社会主义”会因此崩溃么?恐怕不会吧。那么当另外的100个人出现呢? 或者1000个人?米塞斯在鲁宾逊经济与现代经济中进行了区分。但为什么经济计算的争论只适用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呢?这一区分再一次说明米塞斯尽管严厉地非难“定量性”,却仍然隐含地使用了定量假设。他进行了定量判断,那就是缺乏经济计算手段对于鲁宾逊经济无伤大雅,却会毁掉现代经济。也许米塞斯是对的,但是“纯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给他明确的答案。

 

自米塞斯以后,奥派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了经济计算争论。在没有经验证据显示这一特别的困难是最严重的问题的情况下,它不过是成百上千中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清单中的一项。我们怎么知道工作的努力程度,创新,地下经济,以及其他大量的障碍不比经济计算问题更重要呢?

 

共产政权的崩溃让奥派学者高声宣布“米塞斯是正确的”。是的,米塞斯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确实是糟糕的经济系统,而仅仅是共产政权的倒台才真正的告诉我们它到底有多么糟糕。但是目前的情况并没表现出经济计算是社会主义经济无法克服的困难。没有自然实验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单单遭受缺乏经济计算的困扰。因此,经济史和纯经济理论并没能说明经济计算问题是社会主义面临的严重挑战。[30]

 

3.2 垄断理论

 

垄断理论是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之间的争论点之一。米塞斯承认在理论上存在自由市场垄断的可能性-垄断者被定义为在竞争价格上缺乏弹性的某种货物的单独卖家。罗斯巴德否定米塞斯的理论,他认为除非政府有意的限制竞争,否则将不存在独立判断“竞争价格”的标准。

 

罗斯巴德简单的对付了米塞斯的理论,但是却对现代新古典理论投入了少得可怜的关注力:显然,除非企业面临水平的需求曲线,那么其活动必然或多或少带有垄断性质。因为假如企业面对的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将驱使企业将价格定的高于边际成本。在缺乏完美价格歧视的情形下,这意味存在着“无谓损失”——或者说,存在着没能实现的交易盈余。在《人,经济与国家》的一个脚注中,罗斯巴德简要的抛弃了这个观点并且不加解释:“目前有一种有趣的说法认为边际收益与价格之差损害了消费者能在市场上所能达到的满足水平。这个假设是完全不足为凭的。”[31] 但这不是个假设,而是结论。比方说,假如某企业生产额外一份软件拷贝的成本是1美元,但是在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情况下,它将把售价定为10美元,这里面就存在着没有实现的交易盈余。任何愿意支付高于1美元低于9.99美元价格的消费者都将不会购买软件,尽管这些钱已经足以补偿生产的边际成本。[32]

 

为了避免读者诸君误解我无条件的支持完全竞争的理念,我要指出,在我看来,罗斯巴德作为经济学者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指出政府有无限种手段来制造垄断[33]  罗斯巴德正确地解释了为何市场垄断如此困难。罗斯巴德也正确地解释了为何由于规模经济,口味多样性以及种种其它因素的影响,由强制力去推行完全竞争是彻底错误的行为。罗斯巴德需要做的仅仅是承认不完全竞争有其不好之处,并同时指出伴随其中的是其它数不清的好处。

 

罗斯巴德在垄断理论上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1962年这样的年头,他仍然远远的超越其同时代的学者。完全竞争理论确实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严重的滥用了。他们混乱地“证明了”分散化是效率的,因为在一开始就假设规模经济无关紧要,“证明了”广告是无效率的,因为假定了信息的完美性。不过自从罗斯巴德写了《人,经济与国家》,更好的新古典理论家已经成长起来。已经有一大批文献表明了不完全竞争的好处完全足以补偿其带来的损失。有些经济学家发展了熊彼特的观察,认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几乎没有动机进行创新。而其他人已经发现了广告的效益所在。总之,用新古典的行话讲,现存的事例强有力的说明自由市场的结构是“次最优”的: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更有所改进了。不幸的是,尽管罗斯巴德让奥地利学派起了个大早,却仍然无法阻止新古典研究后来居上,跃身而过。

 

3.3 公共品

 

罗斯巴德对新古典公共品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外部性理论)的否定是其效用理论的逻辑应用。

 

对于税收的承受者来说,他们被迫去为他们本来不会花钱购买的好处缴费。我们怎么能说他们“获益”了呢?标准的回应是:就算税收承受者愿意承受这一成本,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他们将“不能”获得相应的好处。 但问题在于,那些批评者们到底是通过什么神秘方法知道纳税人一定愿意购买这些“好处”呢?我们仅能从确实表现出的选择中察觉偏好排序的内容。既然真正的选择并非去购买这些好处,那么某个外在的观察者是断然不能宣称B的偏好序列和它表现出来的行动有什么“真正”不同[34]

 

这些观点来自于罗斯巴德的效用理论,但就像之前的章节中讨论过的那样,这个效用理论存在严重的问题。再说一遍,和罗斯巴德相反,不被表现出来的偏好仍然可能存在。那些应用公共品理论的经济学家们确实有太多的时候没有考虑消费者就是不想要所谓的“公共品”的情况。但有些人误用了经济理论不代表这些理论就是错的。罗斯巴德正确地提问了为何行动者没有进行谈判以解决公共品问题,由罗纳德•科斯开启的大量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讨论回答了大部分问题。

 

罗斯巴德对公共品理论的批评写于1962年,那时几乎所有经济学流派都认为这一理论表明了市场的基本缺陷。然而之后的学者却发现,任何机构,尤其是政府,同样会受这一问题的困扰。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35]告诉我们公共品问题可以让政府运作的十分糟糕;一大批理性选择学派的论文也是基于同样的观点展开的。[36]罗斯巴德先入为主的对“公共品”问题的否定是错误的方法;他需要做的是:既强调政府面临的公共品问题,也强调自由市场中确实存在公共品问题的自愿解决之道

 

罗斯巴德在接受打折版本的外部性理论的时候也没什么成功:“至于与‘外部收益’相对应的‘外部成本’问题,其实并不真正相关……外部成本(例如烟雾伤害)是因为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而不是因为市场本身有缺陷。“[37] 这种刻意的区分使人陷入迷惑。一方面,大量的负外部性(外部成本)并非物理性质的,而是心理性质的;在教堂旁边开一家滥交俱乐部带来的负外部性绝不亚于空气不然,但是完全自由市场仅仅把后者(空气污染——译者注)当作对财产权的破坏。相反地,正外部性也可以被视作对财产的侵犯,因为严格的私人财产权并不要求某一财产的所有者从其他人对其财产的使用中获益,而是要求所有者同意其他人如何使用其财产。设想,我的邻居在我家旁边开了一家甜甜圈店,美妙的甜甜圈香味儿窜入了我的房产。就算这是正外部性——我喜欢甜甜圈的味道——我仍然可以宣称我的邻居必须停止侵犯我的房产。我干嘛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也许我对香味儿的估价是10美元/年,而甜甜圈商店每年因开张而获得的盈利是1000美元。那么我将很愿意要求甜甜圈商店支付我100美元以作为甜甜圈香味儿进入我房产的补偿。尽管我从这些香味儿中已经获益了,但我仍能得到额外的100美元收益。

 

总之,罗斯巴德不能一方面接受负外部性而另一方面不接受正外部性。负外部性经常不侵犯财产权,而正外部性经常侵犯。尽管罗斯巴德对于私人产权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分析值得称赞,但他对外部性理论的重构在根本上来说是不成功的。

 

3.4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

 

区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ABC)正确并被广泛接受的部分和错误并富有争议的部分是十分重要的。许多关于ABC的讨论是脱线的因为奥派学者经常不明白他们理论中的一部分已经完全被主流经济学吸收了。

 

3.4.1 ABC中正确并被广泛吸收的部分

 

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失业增加。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强调了关于失业的两个重要事实

 

命题1:(非自愿)失业由过高的真实工资导致。

 

命题2:使用通胀来降低真实工资(亦即,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名义工资是黏性的,那么通胀可以降低真实工资)是极端不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长久之道。

 

1963年,罗斯巴德指出:”明智的凯恩斯主义者现在承认‘不充分就业均衡’并不能真的应用于自由与不受干预的市场:这个理论认为实际上真实工资率具有向下粘性”[38]确实,凯恩斯本人悄悄的承认了这一点,与其同时代的庇古就真实工资率与失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了一整套分析解释。奥派学者经常意识不到的是,到1997年为止,就连不那么明智的凯恩斯主义者在根本上都同意命题1与命题2。米尔顿•  弗里德曼 在1969年美国经济协会的主席演说上也是这么说的。罗伯特•卢卡斯沿着该方向进行的研究是其最近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不考虑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米塞斯-罗斯巴德对于失业的看法已经在学院经济学家中成为主流。[39]  学院派或许不会像罗斯巴德或米塞斯那样表述的那么大胆,而他们或许更青睐于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但不管怎么说,奥派经济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不再有分歧。

 

尽管(几乎)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向下黏性的真实工资率是失业的根本原因,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仍然不能完全同意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对这一黏性过分简单的解释。罗斯巴德的典型看法是:“政府和工会将工资率维持在高于出清水平造成了失业”[40] 尽管罗斯巴德的洞见在解释(比如现代欧洲业的)失业上贡献良多,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在一段广为流传的话里,罗斯巴德解释说:

 

一般来说,工资率只有在被政府,工会,或者二者共同强制的情况下才会高于完全就业的水平。尽管如此,偶尔来看,工资率也可能基于没被料到后果的自由选择或者被自由选择加强的强制所维持。比方说,这样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工人和企业被说服道,人为保持较高的工资率乃是他们责任所在。这种说服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时代失业现象的实质,在1929年大萧条的情形中尤其是如此.[41]

 

上述引文表明罗斯巴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米塞斯一样把注意力完全投入到工会与政府的作用上,完全无视市场内生的对形成出清价格的障碍。[42] 除罗斯巴德上述的伦理动机之外,在完全不受法律规制或工会困扰的市场上仍有重要的原因导致工资率削减的延迟或不可能。例如,雇主可能基于员工士气的理由而不愿削减工资——这是个潜在的重要考虑。或者正式合同规定了工资的水平(但不保证就业),阻止了工资率在未来的1、2甚至3年内的调整。就算没有正式合同的约束,薪资再谈判也可能代价巨大。讨价还价需要时间,而对于劳资双方来说,存在着损失共同利益的风险。另一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果雇佣新员工,那些受到威胁的“自己人”就算不会主动的欺压新人,也可能会暗中使绊儿,或与“外来者”合作的并不愉快。把你自己放在雇主的位置上思考一下。在面临萧条时,你是愿意自动降低薪资以鼓励自动离职呢,还是主动裁掉一些人并保持剩余员工薪资不变呢?

 

罗斯巴德把所有工资黏性都独断的归咎于政府与工会的倾向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他总是不断地强调“根本不存在’货币过量’或者‘货币不足’这回事,不管全社会的货币储存在哪里,货币带来的收益总是被最大化利用的”[43] 该立场与罗斯巴德的其他观点如何融洽起来呢?他承认给定工资刚性,增加货币供给可以提高就业,降低货币供给会减少就业。[44]  在最终的分析中,罗斯巴德在其富有特点的明晰之外留有混乱:在偶尔承认工资刚性可能在纯自由市场上存在,并多次承认货币量将在给定工资刚性的情况下影响就业的同时。他坚定地认为货币量总是“最优”的并激烈的批评货币主义者、自由银行主义者,以及其它关心通货紧缩或者货币需求再平衡的经济学家。

 

3.4.2 ABC中不正确和富有争议的部分。

 

下文将要探讨ABC中富有争议或不正确的部分。一些ABC更重要的特征包括

 

命题3:货币扩张以一种无法持续的方式扭曲生产结构。

 

命题4:ABC解释了“突然的、总体性的商业错误的集中”

 

命题5:ABC解释了为何下行的经济打击资本部门额外严重

 

命题6:只有奥地利理论能够解释通胀性萧条(“滞胀”)的存在。

 

奥地利学派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接受如下观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倾向于短期内降低利率(准确讲是真实利率,通常名义利率也会降低)[46] 毫无疑问,利率的改变将会影响不同投资的盈利水平;正如奥派经济学家强调的,在较低的利率之下,更为“迂回”的投资将变得有利可图。有些盈利遥遥无期的项目的折现值在之前或许是负的;但将利率降低以后,折现值将很可能变成正的。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关注于无数生产阶段的跨期协调——确实让奥派学者们特别在意低利率刺激更为迂回的生产这一效应。 但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同样认为低利率改变了折现值的计算,使得其更有利于长链条的投资。[47]

 

因此,现在两方的共识是 a)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 b) 更低的利率刺激更为迂回的生产 那么分歧又在哪里产生呢? 和奥派不同,我并不认为被人为刺激的投资会变成错误投资。奥派认为,既然中央银行的通胀不能够无限期的延迟下去,总有一天利率将会涨回自然利率,并因此本来隐含的人为刺激的投资的无利可图揭露出来。但反驳这种观点很简单:给定被人为维持在不可持续水平的低利率,为什么商人会将其利润计算基于不可持续的低利率上呢? 不,真正会发生的事情是,企业家将会对低利率的暂时性知道的清清楚楚,并将其考虑在内。

 

总之,奥地利学派设想企业家拥有奇怪的非理性预期。罗斯巴德清楚明白的指出了这一点:“企业家是非常善于预测变化并避免错误的。他们可以处理不规律的波动,他们能够对付黄金回流的后果——这至少是能被粗略的预见。但他们不能预见货币扩张的后果,因为货币扩张打乱了他们的预测,扭曲了利率以及对资本的计算。”[48] 在别处,他暗示我们“成功的企业家只能是那些数年来做出了最好的预测以及对市状况做出最好分析的人。 在这种条件下,很难想象整个企业家群体会犯下如此错误。除非,整个有关市场的客观事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扭曲了。这种扭曲将削弱客观的市场"信号",并误导一大批企业家。”[49]

 

罗斯巴德为什么认为商人在预测政府政策上是如此无能?他如此信任企业家们预见市场内生状况的预见力,却奇怪地认为他们不能预测政府政策,甚至还会乖乖跳进通胀/通缩,造成的幻象陷阱中。就算天然呆的商人完全机械化的利用当下的市场利率,为什么信贷市场内部的套利者无法让长期利率变成对实际政策的合理预测呢?据说,问题在于,商业人仅仅关注当下的利率,计算出投资的折现值,然后由于人为操纵(且不可持续地)低利率,他们精虫上脑进行了错误投资。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运用信贷市场的长期利率去预测盈利,而不是傻傻地死盯住即时利率不放呢? 特别是在某一干预主义的经济体中,自然选择的作用不会允许预测力如此低下的商人继续生存下去。进一步说,就算大多数商人不理解低利率仅仅是暂时现象,只要专业的利息投机者不犯同样的错误,长期利率仍然能为经济提供良好预测。

 

必须指出,其他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是罗杰•加里森,意图处理这一缺陷预期问题。


加里森敏锐地指出“宏观经济的非理性表现并不意味着个人行动的不理性。个体可以理性的选择开始或者传递一封连锁信(类似于人人网上的‘爱他你就转……’——译者注)……同样,个体也可以通过参与某一市场过程以获得利润,尽管他清楚地该过程最终面临厄运。”[50] 这一推断是可能的,但在目前讨论的问题上无关紧要。企业家当然不会无视较低的利率。对于人为的低利率的理性回应不外乎a)仅在利率上升后仍然有利可图的项目上投资, b)停止在利息上升后将无利可图的项目上投资。假若企业家遵循这种投资原则,政策本身将不会引致错误投资。

 

奥地利理论内部也有严重不融贯之处。假若消费/投资偏好如其所述那般是“自我维持”的,消费品工业就该在大萧条中飞速发展才对。如果资本品要素的价格是太高的了,难道不是意味着消费品要素的价格是过低了么?当原来的投资/消费偏好重新恢复时资本品工业的领薪工人会很不愉快,但消费品工业的领薪工人会喜出望外。奥地利理论预测在某些部门就业会萎缩,有些部门就业会增长;但这并没解释为何总体上就业率在“繁荣期”很高而在“萧条期”很低。

 

奥地利理论在解释为何萧条时产出减少上显得格外无能为力,它的预测显示产本该有个短期的增加[51] 罗斯巴德据以展开研究的庞巴维克资本理论预测说,短期来看转移到消费品的生产将导致一段时期内的产出增加。随后又会导致一段时间的产出相对减少——相对于生产周期较长的货物已被利用这一情况。[52]  总之,奥地利理论过于圆滑地把低利率时期等同于繁荣,把再调整时期等同于萧条。在不引入额外假设的情形下,奥派理论并不能预测在繁荣期间总的就业会增加,在萧条期间总的就业会削减。不仅如此,它还预测在萧条中真实的当期产出还会增加。客气地讲这是个奇怪地推论,而它确实来自ABC。

 

ABC的另一个所谓的显著优点据说是它解释了为什么资本品工业比消费品工业更受萧条的打击[53而]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则提供了更简单的替代解释。商业周期有个有趣的特点:消费品生产和资本品生产一起遭受了打击。对该现象的简单解释是,耐用品的购买,不管是资本品还是消费品,相对于非耐用品来说更易受盈利和收入的影响。不论何时,耐用品的购买者一方面补足存货的折旧,另一方面根据永久收入(对个人而言)和盈利状况(对企业而言)的新信息调整其可欲的总存量。随着萧条的到来这两方面的预期都被调低了,这意味着很多时候人们甚至不再补充存货折旧,因为单是通过自然的“用坏了就扔”人们就已经将总存量调整至其可欲的范围。关于耐用品需求的最基本的模型对为何生产者财货行业在萧条中遭受更严重的损失这一问题提供了逻辑融贯的解释;而且该理论严格的基于微观经济学,不同于罗斯巴德加以正确嘲弄的“加速理论”。

 

还有种有趣的观点认为奥地利理论是唯一有能力解释滞涨——同时发生的高失业与高通胀——现象的理论。比如罗斯巴德就说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提供了滞涨的唯一解释”[54]恰恰相反,对滞涨有许多理论上十分严格的理论被明智的学院派所广泛的知晓,即便是在罗斯巴德宣称ABC优越性的1978年。试举若干例:

 

a.自然资源冲击 ,比如石油的减产、加价、产出萎缩

 

b.理性预期理论:工人们从名义/实际工资的幻象中觉醒过来,希望通过加薪来抵消通胀影响(同样体现为供给减少、价格上升以及产出萎缩)卢卡斯最近获得的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

 

c.技术冲击(再一次的,减少供给、提高价格以及产出萎缩)再最近的十年里,把商业周期的起因解释为技术冲击的“真实周期理论”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大热点。

 

我必须再强调一下,这一节提到的理论全都在实质上是“理论性”的,并非经验性的。ABC必须对企业家的愚蠢进行假设才能得出结论:特别是它必须假设商人盲目地利用当期利率进行投资决策。就算我们接受了ABC,它仍然存在严重的内部不融贯:它的预测认为总的就业不会发生变化,且萧条期间产出会增加。不止如此,滞涨的现实并未支持ABC,因为数不胜数的其他理论(大部分在滞涨变得严重之前就已被发展出来)都考虑了滞涨。

 

我的反对意见仅仅针对ABC中“富有争议”的部分。奥派学者在责难古董凯恩斯主义者对工资与就业互动的无视上是完全正确的。[55] 政府官员,新闻从业者,大众,以及脑子不那么灵光的学院派需要补上这一课。但是正经的学院经济学家则不需要。如果ABC还有什么需要继续的话,它就必须拿出什么新东西,一些真正有料的原创。然而我对此并不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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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法,数学以及计量


4.1经济理论的理论与实践

 

读者诸君或许已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本文还没涉及任何数学问题。在很多人看来这方面的争论乃是米塞斯罗斯巴德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分歧最大的地方。米塞斯罗斯巴德全部强调经济学理论相对于经济史的优越性;经济理论直接源自于“人类行动公设”的必然真理,因此经济史与其说是“检验”了经济理论倒不如说是仅仅描摹了它。

 

在何为正确的经济学方法论这一问题上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确实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就实际行动来说,两者的差别就小多了。仔细对经济学专业进行一番调查,就会发现不管是做主要纯理论的经济学家还是主要做实证研究的经济学家都很仰赖纯理论进行判断。研究纯理论的学者几乎毫不涉足实证工作,同时实证研究者也仅对其研究领域之内的工作了如指掌。那么超出他们专业之外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答案是通过将理解确切的经济理论与一些有说服力的实证假设加以结合。对很多人来讲这意味着经济学者是毫无科学精神的意识形态家。但在我看来这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比它所声称的方法来的更为可靠。因此,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着边际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实际上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开展工作。

 

4.2单有理论就已足够?

 

黑板经济学对于理解真实世界可以,也确实经常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明白地表明这一点,我愿意接受,并且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经常用行动表明他们“似乎”也对此表示接受。(这里拿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开了个小玩笑——译者注)米塞斯与罗斯巴德的错误在于认为经济史仅能“描摹”经济理论。因为经验证据经常能表明某种理论因素是否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价格理论告诉我们高于市场出清价格的最低工资会增加失业。但就像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强调的,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失业将会增加“多少”。对强制实施的最低工资进行实证研究并不仅仅“描摹”了经济理论;它们能帮助经济学家发现到底是理论中的哪种相关因素影响最大。套用开尔文勋爵一句话,尽管经济理论确实是真正的知识,但除非你学点儿经济史,你的知识就仍然是虚弱而不令人满意的。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认为货币需求的持续彻底崩溃来自于超速通货膨胀,他没有违反任何经济理论。但由于他的分析没有指出哪个因素影响最为显著,他就仍然是个差劲的经济学家。

 

不同因素的重要程度会随着时间和社会的不同而变化;但研究这些区别仅仅是优秀的经济学者又需要去投入的一个领域而已。比如人口经济学家不仅仅描绘出人口增长原因何在;他们也总结出为何对于不同的国家与时代,有些因素显得更为重要。食品供给的增加对于穷国人口的增加大有贡献,但是对于富国来说影响就不大。对这两个事实都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尽管研究跨越了时间和地点,但其背后仍然存在一般的模式。

 

4.3 数学,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进步

 

和其它因素比起来,奥派学者不能在主流期刊上大规模发表论文的最大障碍就是其很少使用数学和计量经济学,因为这些工具在原则上就不被他们接受。奥地利学派反对数理经济学,因为他们不接受连续性和可微性的假设,但在2.3节我已经指出这一反对有其缺陷。他们同样反对计量经济学,因为经济学理论乃是纯粹先验的,并不能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这说的不错,但就像本文4.2节指出的,计量经济学和实证研究还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帮助我们理解相关的理论因素到底起了多大(或多小)的作用。

 

总之,奥地利学派反对数学和计量经济学(M&E)的原则是失败的。不过这不意味着M&E可以免于更温和一些的批评:亦即,这些工具并没达成他们预设的目的。当米塞斯在1949年写作《人类行动》的时候,经济学家对M&E的使用仍在蹒跚学步。从那以后又过了半个世纪,经济学有所进步,但是又有多少能归功于M&E呢?

 

我们来具体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以下所列出的是一些1949年以后学院派经济学家提出的很好的新观念

 

人力资本理论

 

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

 

金融市场的随机游走理论

 

信号模型

 

公共选择理论

 

自然失业率模型

 

时间一致性理论

 

囚徒困境,协调博弈,以及鹰-鸽博弈

 

国债中性的李嘉图等价定理

 

可竞争性市场理论

 

形式化的数学应用是现代学术期刊表达思想的主要语言。但数学对于发现这些思想起到了什么作用么?或者说,其实是这些作者先是在直觉上发现了什么,然后才反过头来去检验这些思想的数学背景呢? 在这一整张列表中,大部分时候数学扮演的不过是事后之明的角色,也许:观念#2 和观念#3 算是例外,但即便在这两个例子里,直觉,而不是数学,也许起了更大的作用。[57]

 

计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同样乏善可陈,特别是由于计量经济学的风行于世,传统的定性经济史已经被排挤的没了容身之地。现在的风气导致对任何缺乏可信“数据集”的时代都很难做出研究;而且给经济史中很多不好定量研究的领域(如意识形态)强加了难堪地沉默。


当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没法赢得一般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的时候,心有不甘的计量经济学家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计量器和其他工具。这实在是“在路灯底下找钥匙”的绝好例子。意见不一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性和因果性并不相同。而现在大部分人倾向于在结果有利时把相关性解释成因果性,在结果不利时就说相关性是个幻觉。

 

更好的实验设计——例如“自然实验”的方法——是回归正确方向的一步。但这并不是个坚实的开端。我个人的意见是,计量经济学应该成为附属于经济史的工具,而不应喧宾夺主。弗里德曼与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接近于这种最优的混合:仔细的历史研究分析辅助以可靠的计量分析,而不是反过来。[58]

 

M&E霸权主义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过度膨胀已被证明对经济学发展极其有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经济学家就必须立刻马上停止M&E在研究中的所有应用——此乃奥地利学者的主要态度。这导致了奥地利经济学家与其他好同行之间的极度孤立。事实很简单,M&E之于现代经济学相当于拉丁语之于中世纪哲学。 这些专业语言浪费了大量时间并使得票友和专业人士之间很难沟通。不过一旦很好的掌握了这些工具,即便是异端学者也能很好的用他们表达其想法。

 

结论

 

奥派学者近些年来对经济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我个人来说,Lawrence White 和 George Selgin对自由银行与货币问题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当然其它奥派学者也贡献良多。


历史地来看,我也认为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有很多伟大的成就——尽管我对他们有很多保留。现在有太多的奥派学者与其说是在搞经济学,不如说是在搞“元经济学”:诸如哲学、方法论、历史观之类的。很多这类元经济学的讨论发源于F•A•哈耶克及其数不清的阐释者,而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学生们也颇有建树。尽管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在彻底否定元经济学的价值上走得的确太远,但整天谈论经济学却几乎不做经济学的学者总归是令人生疑的。套用一句邓shopping的话:“方法论斗争哪能天天搞,现实生活里又不全是方法论”[59]

 

尽管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作出了实质性的显著贡献,他们自《人的行动》以来的进展仍然不能与同时期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相比。4.3节列出的10个好想法不过是1949年之后的济学家们的进步中的一小部分,哪怕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造成了无数的“无谓损失”。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确造就了原创的经济学范式,并在若干有趣的议题中应用了这一范式。很不幸,他们的“新基础”本身就根基不稳,而其实践应用要么不甚正确要么夸大其辞。奥派学者应该学习的一课是:放弃搞经济学范式转移的任务,并满足于自己对经济学专业和对公众智识所做的贡献。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不虚:“没什么‘奥地利经济学’,只有好经济学和糟经济学。”[60] 我还要给他补充一句:“奥地利学派确实做出过好经济学,但大部分好经济学不是奥派做出来的。”



注释:


Notes

[1] There is no doubt that Rothbard was a self-conscious follower of Mises: see e.g. Murray Rothbard, Man, Economy, and State (Los Angeles: Nash Publishing, 1962), xi-xii, and Rothbard's essay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in Ludwig von Mises, Planning for Freedom (South Holland, Illinois: Libertarian Press, 1980), pp.234-270. Mises moreover expressed no reservations about Rothbard's economics when he reviewed Man, Economy, and State; see Ludwig von Mises, "A New Treatise on Economics" in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1981), pp.323-326.

[2] While modern admirers of Hayek often present his work as a radical alternative to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Hayek thought this. Contrast Mises and Rothbard's stringent rejection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with Hayek's desire to "...avoid giving the impression that I generally reject the mathematical method in economics. I regard it as indeed the great advantage of the mathematical technique that it allows us to describe, by algebraic equations,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a pattern even where we are ignorant of the numerical values determining its particular manifestation. Without this algebraic technique we could scarcely have achieved that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mutual interdependencies of the different events in the market." (F.A. Hayek, "The Pretense of Knowledge," in F.A. Hayek, Unemploy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1979), p.28.

[3] Man, Economy, and State, p.222.

[4] ibid, p.223.

[5] ibid, p.263. Rothbard plainly follows Mises' approach: "Action sorts and grades; originally it knows only ordinal numbers, not cardinal numbers."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Inc., 1963], p.119).

[6] ibid, p.262.

[7] Rothbard is not alone in this confusion; a significant fraction of textbook authors also fail to understand this point.

[8] See e.g. David Kreps, 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7-69.

[9] ibid, pp.31-32.

[10]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even if Rothbard's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consumer theory were correct, he would still lack a basis for rejecting neoclassical producer theory. Here, both Rothbard and standard economic theory posit that entrepreneurs maximize profits - clearly, a cardinal quantity.

[11] Man, Economy, and State, p.107 and p.106 respectively.

[12] ibid, pp.515-516.

[13] ibid, p.797.

[14] Rothbard's use of discrete units serving discrete ends effectively eliminates the income effect, leaving only a substitution effect.

[15]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recognizing two effects of price changes? A price increase is normally thought to reduce the quantity demanded because the actor switches to other goods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But what if there were only 1 good? In this case, it is clear that a price hike does not reduce quantity demanded because the agent switches to other goods. Rather quantity falls because with 1 good, constant income, and a higher price, the actor's real income is less.

[16] Mises strongly criticized Irving Fisher's anticipation of indifference curve analysis: "[I]t must first of all be objected that the peculiarly mathematical conception of infinitesimal quantities is inapplicable to economic problems. The utility afford by a given amount of commodities, is either great enough for valuation, or so small that it remains imperceptible to the valuer and therefore cannot affect his judgment." (Ludwig von 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Indianpolis,  IN: Liberty Classics, 1980], p.57). For further evidence that Mises shared Rothbard's rejection of neoclassical utility theory, compare ibid, pp.51-60, to Man, Economy, and State, pp.260-268.

[17] ibid, p.265.

[18] Ludwig von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Washington, D.C.: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5), p.xiv.

[19] Man, Economy, and State, p.264.

[20] Murray Rothbard, Power and Market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Inc.: Kansas City, 1977), p.13.

[21] Hans-Hermann Hoppe, "Man, Economy, and Liberty: Essays in Honor of Murray N. Rothbard (book review),"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4, p.258. Joseph Salerno claims to produce an argument for the claim that intervention actually reduces social utility, although he notes that this conclusion is stronger than Rothbard's. See Joseph Salerno, "Mises and Hayek Dehomogenized,"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6, no.2, p.131.

[22] Power and Market, p.18.

[23] In e.g. Rothbard's taped lecture series, "A Short Course on Free Market Economics," available at http://www.lfb.org.

[24] See the clever use of the neoclassical concept of efficiency in Steven Landsburg, The Armchair Economist: Economics and Everyday Life (NY: The Free Press, 1993), esp. pp.49-105.

[25] Human Action, p.678.

[26] ibid, pp.679-680.

[27] ibid, p.56.

[28]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polis, IN: Liberty Classics, 1981), p.98.

[29] ibid, p.102. Mises later balked at the term "calculation in kind": see Human Action, p.703.

[30]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suggests that the incentive problem is actually the most severe of all.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 the expropriation and enserfment of peasant farmers - repeatedly triggered deadly famines. These resulted in five million deaths under Lenin, at least 7 million under Stalin, and a staggering 30 million under Mao. See my Museum of Communism FAQ: http://www.princeton.edu/~bdcaplan/museum/faqframe.htm. Moreover, the millions of slave laborers found in Communist regimes were typically unproductive; see Mises' discussion of the inefficiency of slave labor in his Liberalism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96), pp.20-23.

[31] Man, Economy, and State, pp.461-462.

[32] If there are unrealized gains to trade, why doesn't the monopolist change his pricing strategy? This is one of numerous cases where a situation is not Pareto optimal, but transactions costs make voluntary Pareto improvements unlikely. For example, the possibility of resale and the inability to determine a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makes 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 difficult.

[33] In not only Power and Market, pp.37-82, but also e.g. his excellent tape series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1870 to World War II." Notably, in this tape series Rothbard always limits himself to explaining why free-market monopoly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and how government short-circuits market checks on monopoly. Rather than trying to define market monopoly out of existence, as his does as a theorist, Rothbard the historian treats it as an empirical question, yielding quite convincing results.

[34] Man, Economy, and State, p.890.

[35]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6] See Power and Market, pp.18-23.

[37] Man, Economy, and State, p.944.

[38] Murray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Kansas City: Sheed and Ward, Inc., 1975), p.43.

[39] Who unfortunately often only impart this wisdom to graduate students, teaching undergraduates and journalists discredited "dinosaur Keynesianism." See my essay "In Defense of Macroeconomic Theory," at http://www.princeton.edu/~bdcaplan/macro.doc.

[40] Power and Market, pp.204-205.

[41]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p.45.

[42] Some writers who probably consider themselves "Misesians" do take a more subtle view of the wage-adjustment process on the free market. See e.g. Roger Garrison, "The Austrian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in the Light of Modern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3; George Selgin, The Theory of Free Banking: Money Supply Under Competitive Note Issue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8).

[43] Man, Economy, and State, p.670.

[44] See e.g. Man, Economy, and State, pp.683-687, an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pp.43-53.

[45] See e.g. Rothbard's perfunctory dismissal of arguments for secular growth in the money supply: "These economists have not fully absorbed the great monetary lesson of classical economics: that the supply of money essentially does not matter... There is therefore never any need for a larger supply of money (aside from the nonmonetary uses of gold or silver)." in Murray Rothbard, The Case for a 100 Percent Gold Dollar (Meriden, CT: Cobden Press, 1984), p.28.

[46] The mechanism whereby monetary expansion affects interest rates would however be much more controversial. Mainstream economists typically emphasize the "real balance" or "liquidity" effect, while Austrians prefer to think of newly created money as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loanable funds. The specifics of the money-interest rate connection however make no difference for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47] While modern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usually work with the assumption of atemporal production using homogeneous capital goods, in my view they normally take this as a convenient simplifying assumption rather than an accurat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capital goods and production.

[48]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p.38.

[49] ibid, p.76.

[50] Roger Garrison, "The Austrian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in the Light of Modern Macroeconomics," p.9.

[51] On a charitable reading, the Austrian explanation for the decline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 is 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wage rigidity combined with a monetary contraction. This would however be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Mises' relative indifference to deflation, and Rothbard's positive enthusiasm for its healing virtues. Mises, for example, informs us (in the third revised edition of Human Action, published in 1966) that "Deflation and credit restriction never played a noticeable role in economic history." (p.567) To make this statement after the deflati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is truly astonishing. Rothbard goes even further, positively praising deflation: "[D]eflationary credit contraction greatly helps to speed up the adjustment process, and hence the completion of business recovery, in ways as yet unrecognize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p.25) See ibid, pp.25-26, for a discussion of Rothbard's purported benefits of deflation.

[52] Traditional measures of "output" (such as GDP) include business investment as output, and thus it is not necessarily true that on the Austrian theory output thus measured would actually decline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when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is being lengthened. However, if we use a modified measure of output which excludes the production of capital goods, then my statement would be correct.

[53] See e.g.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p.58: "There is only one way that the underconsumptionist can try to explain the problem of greater fluctuation in the producers' than the consumers' good industries: the acceleration principle."

[54] Murray Rothbard, For a New Liberty: The Libertarian Manifesto (New York: Libertarian Review Foundation, 1978), p.191.

[55]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empirical work of Gallaway and Vedder - interpreted by many a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ABC - actually only provides evidence in favor of the wage-employment connection - the uncontroversial part of the Austrian theory. See e.g. Lowell Gallaway and Richard Vedder, "Wages, Prices, and Employment: Von Mises and the Progressive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1, pp.33-80; idem,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946," vol.5, no.2, pp.3-31.

[56] Thus, I often find that economists have more sensible views on issues outside of their field of specialization!

[57] I invite others to come up with their own "best ideas" lists to repeat this casual experiment.

[58] In my experience, economists in informal discussion frequently say that Friedman and Schwartz convinced them of various points. I almost never hear them name econometric studies that permanently changed their view of the world.

[59] The original quote is: "One should not talk class struggle every day. In real life, not everything is class struggle." Quoted in 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 (N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1), p.565.

[60] Quoted in Edwin Dolan, "Austrian Economics as Extraordinary Science," in Edwin Dolan, e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City: Sheed & Ward, Inc., 1976),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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