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 English
首页 >> 学术动态学术动态
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微信截图_20180418122346.png

1974年,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向哈耶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章


杨小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任教于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是当代最有成就,也是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之一。2004年7月因病去世。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


我是一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我还觉得他们很难说是值得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


我自己也讲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人读了他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让我记录下我读哈耶克著作的感想,与读者分享。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思路很不一样。今天大多数对社会主义进行批评的中国人,多是从社会主义实行以后经济效率不高着眼的。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批判的着眼点却是制度形成的机制。


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从没有人有意去设计整个社会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千万人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垄断来损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会将信息传递中的歪曲降到最小。


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上第一个由某些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地在一个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个思想家所知信息局限,不可能是亿万人交互作用、将不同的信息综合使用的。


在哈耶克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一是在自由社会中,制度和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二是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做判断。


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却规定谁应该是胜者,什么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具体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社会上其他人。试想想,一场球赛如果在未赛前就预定了谁是胜利者,这还有何公平竞争可言?


自由社会中并没有一定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定,只有一些竞争的游戏规则,制度的自发发展是基于规则公平的共识,至于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其他制度获胜,是一个无人能预料的事。


我读哈耶克的书之前就有一个想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比社会主义中还多,例如,麦当劳的经营中就有总部对各连锁店的很多指令性计划。但根本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通过计划权利的自愿自发的买卖而形成,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用政府的垄断权强制形成。


当时我并未读哈耶克的书,但看了他的书后,才发觉,他的思想涵盖了我的想法,细想起来,我大概是看了弗利德曼等人的书,间接受了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再看看胡平等人讲到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是看得见的手,所以当这种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人们不会自愿地接受市场的惩罚,因而造成改革的困难。看过哈耶克书的人都会发觉,这些思想都是他所首创的。


哈耶克指出,在一个自由经济中,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所以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就会十分有效,输了的人无法不认输,因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法与之辩论,也无法抗拒它的惩罚,受罚人也无法责怪任何他人。


但社会主义制度却有只看得见的手来执行奖惩,失败者总会有办法找政府,抱怨奖罚不公平,或不合理。因此,游戏规则无法强制执行,或曰预算约束总是软的。在这种条件下,公平的竞争游戏是无法玩起来的。


哈耶克的思想其实与经济学界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主流学派南辕北辙。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所谓科学方法派,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假定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能用数学最大化问题求解,理性经济人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能用一般均衡或对策论(或赛局理论,game theory)来求解。


很多这个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往往热衷于用数学模型来证明“市场失灵”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另外一些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经济学家,以数学模型来证明看不见的手的优越。


哈耶克的思想与这类想法都不同。他强调对经济理性的迷信可能导致经济制度的失败。其实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什么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判断,或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世上很多从常理看来非理性的行为,也许对人类社会的知识做出贡献。例如,很多破产的企业,就为成功的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我们最好放弃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承认自己对经济理性的无知,因而只是追求游戏规则的公平,接受这些游戏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我是一个热衷于模型(包括对策论模型)和新的科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但凭我的直感,我觉得哈耶克的非数学的经济思想,比现有最好的经济数学模型深刻得多。也许数学模型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之后,我们能用非常复杂高深的数学工具严格证明哈耶克的假想。


遗憾的是,现在用数学模型最纯熟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我看来是思想相当浅薄的一批人。更为可惜的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样一个从浅薄到高深的渐进和积累过程。


我是企图用数学来证明哈耶克思想的人。我与黄有光教授发表的一本书(见Yang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jzation,1993,North-Holland),在第15章用一个数学模型证明,完全理性的行为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不能通过各种组织实验(包括试验不是最有效的组织)发现最有效的组织。因此,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某些非理性行为有可能有助于社会发现最有效的组织。


在此书的第3章,我们用一个序贯对策均衡模型证明,市场制度的功能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恰恰相反,市场制度会促进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使得人们不需要知道其他专业的知识,但却能享受所有专业部门的产品。市场的功能在于,当每人只知道整个社会的信息的极少一部分时,人们却能充分利用这所有部分信息的集合。这正是哈耶克思想精髓之一。


按这种思想,如果某个人或政府声称能获得整个社会的信息,因而看出了“市场失灵”,进而加以纠正,此人必是过分狂妄,对市场的功能毫无所知。


哈耶克对现代发达国家的制度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对国会立法权的质疑。他认为国会立法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游戏规则有关,例如专利法的通过;另一部分是与社会需要什么有关,例如环境保护法的通过。哈耶克认为,后一部分应属行政当局的政策,而不是属于立法。这两部分的活动应该分开,不应该由一个立法机关来做。


其理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关心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应该关心游戏规则的公正;至于参加游戏者个人的不同目标,那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统一的。如果立法当局为社会制定共同目标,并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社会就会走向“被奴役之路”。


哈耶克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迷信人类理性和崇拜科学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启发意义。哈耶克认为历史上能生存下来的制度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理性,而是来自宗教和意识形态。


宗教和意识形态不是理性的,但它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也提供了遵守一定游戏规则的承诺机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会使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流传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胜出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并不是凭理性选择宗教,正如母亲爱孩子不是凭理性一样。但在社会演化过程中,不爱孩子的母亲就会因后代死亡率高而绝种,不利于自发社会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也会灭绝。因此,历史上长期能生存发展的宗教,虽不是基于理性,但却是形成有效制度的基础。




杨小凯:我的一生


微信截图_20180418122359.png

*杨小凯教授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微信截图_20180418122413.png

*杨小凯生前与夫人吴小娟摄于美国加州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微信截图_20180418122423.png

*杨小凯教授和学术同行合照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微信截图_20180418122458.png

*杨小凯教授著作《发展经济学》封面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微信截图_20180418122511.png

*杨小凯教授生前所用的办公桌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文章转载自【看法】公众号

(本文系本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减。)原载《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