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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界的“山头”

中国经济学界的“山头”


白卫星


  中国经济学界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争鸣,确实存在不同的派系。程恩富的“海派经济学”就比较突出。这种派系是由于所持的学术观点不同所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2016)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因此,观点不同的学人展开争鸣,有利于集思广益,博采众长。


  从所持的学术观点看,中国经济学界确实“山头林立”。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要准确描述各“山头”的情况,由于涉及的学术体系、代表人物和时代背景比较复杂,难度很大。我想从经济学家的培养(学历教育)和分布于高校研究机构的人才数量这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山头”作粗线条的描述。这里,主要考虑各“山头”培养的数量,也考虑各“山头”吸引人才和向外输送人才的数量。本文所搜集的资料基于400多位经济学家的情况,有的经济学家的硕士、博士学位在不同的高校获得,我把他们视作共同培养,加之资料整理繁杂,肯定存在不准确的地方。


1

“超级山头”——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再到华北大学,一路走来,培养出的经济学家有86位:

  童大林(1918—2010)、李成瑞(1921—2017)、徐禾(1925—2002)、黄达(1925—)、马家驹(1927—)、苏星(1926—2008)、王亘坚(1923—)、卫兴华(1925—)、宋养琰(1925—)、项启源(1925—)、何建章(1926—2004)、何伟(1926—2012)、石柱成(1927—2006)、周诚(1927—2014)、胡钧(1928—)、周升业(1929—2015)、熊映梧(1929—2003)、王贵宸(1929—)、严瑞珍(1929—)、闻潜(1930—2008)、张维达(1930—2008)、孙尚清(1930—1996)、汪海波(1930—)、刘光杰(1930—)、林森木(1930—)、汤在新(1931—2007)、高涤陈(1931—2014)、罗精奋(1931—)、刘方棫(1931—)、吴易风(1932—)、施正一(1932—2015)、吴树青(1932—)、吴家骏(1932—)、冯玉忠(1933—)、萧灼基(1933—)、于祖尧(1933—)、陈耀庭(1933—)、周新城(1934—)、李成勋(1934—、胡乃武(1934—)、江春泽(1935—)、桂世镛(1935—2003)、陆百甫(1936—)、罗肇鸿(1936—)、邓荣霖(1937—)、杜厚文(1938—)、白钦先(1940—)、刘福垣(1944—)、陈佳贵(1944—2013)、刘树成(1945—)、杜晓山(1947—)、张晓山(1947—)、李连仲(1949—)、陈锡文(1950—)、洪银兴(1950—)、金碚(1950—)、周其仁(1950—)、黄卫平(1951—)、温铁军(1951—)、李扬(1951—)、陈淮(1952—)、刘鹤(1952—)、杜鹰(1952—)、魏杰(1952—)、许小年(1953—)、林岗(1953—)、曹远征(1954—)、盛洪(1954—)、谢平(1955—)、马晓河(1955—)、王国刚(1955—)、宁吉喆(1956—)、蔡昉(1956—)、范恒山(1957—)、范剑平(1957—)、杨瑞龙(1957—)、黄泰岩(1957—)、吴晓求(1959—)、王东京(1959—)、高培勇(1959—)、赵锡军(1963—)、刘尚希(1964—)、张宇(1964—)、陈雨露(1966—)、张晓晶(1969—)、杜志雄(1963—)、潘云(1963—)、祝宝良(1963—)。


  在这86位经济学家中,有27人留在本校(包括部分属于工作后期调出本校的),近60位经济学家输出到原国家体制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四川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国家发改委、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辽宁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财政部、国家信息中心等单位,输出比例74%。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看,有14位经济学家加盟该校:


  吴大琨(1916—2007)、张朝尊(1924—2003)、方生(1925—2002)、林文益(1930—1997)、钟契夫(1925—2008)、顾海良(1951—)、顾海兵(1959—)、刘再兴(1926—1999)、李宗正(1923—2000)、孙敬之(1909—1983)、李义平(1951—)、戴世光(1908—1999)【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高鸿业(1921—2007)【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王传纶(1922—2012)【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


  说中国人民大学是经济学界的“超级山头”,主要体现在培养出的经济学家多,输出的经济学家多,学术影响广泛,这在国内任何一所高校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个“山头”的奠基人是宋涛(1914—2011),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缔造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大科班。


2

“一级山头”——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历史就是中国经济学历史的缩影。经济学在北大是1912年严复先生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创建的经济学门(系),北大经济学院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建立最早的经济系科。从历史看,北京大学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的“山头”。这个“山头”培养出41位经济学家:

  王耕今(1911—2007)、韩德章(1905-1988)、千家驹(1909—2002)、袁宝华(1916-)、魏埙(1919—2004)、张友仁(1923—2015)、宓汝成(1924—2015)、钟契夫(1925—2008)、黄万纶(1926—)、厉以宁(1930—)、黄范章(1931—)、经君健(1932—)、唐宗焜(1933—)、赵人伟(1933—)、巫宁耕(1935—)、谷源洋(1935—)、王梦奎(1938—)、王洛林、田雪原(1938—)、晏智杰(1939—)、王则柯(1942—)、梁小民(1943—)、苏东斌(1944—2012)、董志凯(1944—)、李善同(1944—)、李国璋(1944—)、曹凤岐(1945—)、雎国余(1946—)、海闻(1952—)、朱善利(1954—2015)、平新乔(1954—)、宋国青(1954—)何小锋(1955—)、李实(1956—)、孙祁祥(1956—)、刘伟(1957—)、易纲(1958—)、张宇燕(1960—)、杨开忠(1962—)、余斌(1964—)、赵晓(1967—)。


  在这41位经济学家中,有14人留在本校(包括部分属于工作后期调出本校的),27位经济学家输出到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中国人民人大、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发改委、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输出比例66%。。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看,有21位经济学家加盟该校:


  闵庆全(1918—2011)、胡代光(1919—2012)、刘方棫(1931—)、萧灼基(1933—)、周其仁(1950—)、杨开忠(1962—)、王逸舟(1957—)、赵靖(1922—2007)、曹和平(1957—)【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汪丁丁(1953—)【夏威夷大学】、张维迎(1959—)【牛津大学】。陈岱孙(1900—1997)【哈佛大学】、罗志如(1901—1991)【哈佛大学】、陈振汉(1912—2008)【哈佛大学】、马寅初(1882—1982)【哥伦比亚大学】、赵乃抟(1897—1986)【哥伦比亚大学】、平新乔(1954—)【美国康奈尔大学】、林毅夫(1952—)【美国芝加哥大学】、宋国青(1954—)【美国芝加哥大学】、海闻(1952—)【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樊弘(1900—1988)【英国剑桥大学】。


  这个“山头”底蕴深厚,顶尖人才多,海归比例大。马寅初、赵乃抟、陈岱孙、樊弘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奠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历史地位。


3

“新一级山头”——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人才的主要任务由研究生院承担。研究生院成立于1978年,历史不长,却培养出35位经济学家:


  郭克莎(1955—)、刘福垣(1944—)、陈佳贵(1944—2013)、盛洪(1954—)、蔡昉(1956—)、张晓晶(1969—)、杜志雄(1963—)、张宇燕(1960—)、杨开忠(1962—)、马建堂(1958—)、华生(1953—)、易宪容(1958—)、肖金成(1955—)、郑新立(1945—)、陈乃醒(1945—)、吕政(1945—)、张承耀(1947—)、汪同三(1948—)、李晓西(1949—)、李剑阁(1949—)、杨帆(1951—)、顾海良(1951—)、杨小凯(1948-2004)、左大培(1952—)、樊纲(1953—)、袁钢明(1953—)、裴长洪(1954—)、陈东琪(1955—)、刘世锦(1955—)、郭树清(1956—)、王逸舟(1957—)、江小娟(1957—)、贺力平(1958—)、顾海兵(1959—)、李海舰(1963—)。


  在这35位经济学家中,有几乎一半的人留在本社科院(包括部分属于工作后期调出的),其它一半的经济学家输出到国家发改委、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输出比例50%。。


  中国社会科学院吸引66位经济学家加盟(包括后期调出的):


  秦柳方(1906—2007)、严中平(1909—1991)、狄超白(1910—1978)、王耕今(1911—2007)、王耕今(1911—2007)、顾准(1915—1974)、于光远(1915—2013)、刘明夫(1915—1996)、汪敬虞(1917—2012)、蒋一苇(1920—1993)、冯兰瑞(1920—)、宓汝成(1924—2015)、陈宝森(1924—)、宋养琰(1925—)、项启源(1925—)、戴园晨(1926—)、何建章(1926—2004)、马家驹(1927—)、董辅礽(1927—2004)、晓亮(1928—2012)、李琮(1928—)、茅于轼(1929—)、王贵宸(1929—)、周叔莲(1929—)、吴敬琏(1930—)、汪海波(1930—)、何迺维(1930—)、李京文(1933—)、高涤陈(1931—2014)、何振一(1931—)、吴家骏(1932—)、经君健(1932—)、乌家培(1932—)、张卓元(1933—)、唐宗焜(1933—)、赵人伟(1933—)、于祖尧(1933—)、李成勋(1934—)、陈吉元(1934—)、谷源洋(1935—)、陈栋生(1935—2016)、罗肇鸿(1936—)、王洛林(1938—)、田雪原(1938—)、杨圣明(1939—)、张曙光(1939—)、刘溶沧(1942—2002)、谈世中(1942—)、冒天启(1942—)、董志凯(1944—)、刘树成(1945—)、杜晓山(1947—)、张晓山(1947—)、邹东涛(1949—)、金碚(1950—)、程恩富(1950—)、刘迎秋(1950—)、朱玲(1951—)、王国刚(1955—)、李实(1956—)、高培勇(1959—)、张宇燕(1960—)、韩俊(1963—)、巫宝三(1905—1999)【哈佛大学】、孙冶方(1908—1983)【莫斯科中山大学】、刘国光(1923—)【莫斯科经济学院】、余永定(1948—)【牛津大学】、张守一(1931—)【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


   这个“山头”吸引了如此众多经济学家加盟,固然有行政的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才积蓄得快而多,加上改革以来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达80位——占400位经济学家总数的五分之一。


4

“二级山头”——南开大学、武汉大学


  南开大学、武汉大学都是比较悠久的重点学府。南开大学是1931年成立经济学院的,武汉大学是1928年设立经济学系的。


  南开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24位:


   宋承先(1921—1999)、赵靖(1922—2007)、王叔云(1923—2002)、谷书堂(1925—2016)、熊性美(1926—2015)、林继肯(1930—)、任玉岭(1938—)、杨圣明(1939—)、常修泽(1945—)、逄锦聚(1947—)、刘迎秋(1950—)、周立群(1952—)、臧旭恒(1953—)、马君潞(1954—2014)、陈宗胜(1954—)、柳欣(1956—2013)、韩秀云(1956—)、蔡继明(1956—)、何自力(1957—)、金雪军(1958—)、马建堂(1958—)、王一鸣(1959—)、祝宝良(1963—)、赵晓(1967—)。


  在这24位经济学家中,有8人留在本校(包括部分属于工作后期调出本校的),16位经济学家输出到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输出比例67%。。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看,有10位经济学家加盟该校:


   滕维藻(1917—2008)、魏埙(1919—2004)、王赣愚(1906—1997)【哈佛大学、何廉(1895—1975)【耶鲁大学】、方显廷(1903—1958)【耶鲁大学】、易梦虹(1916—1991)【威士康辛大学】、鲍觉民(1909—1994)【英国伦敦大学】、杨敬年(1908—2016)【牛津大学】、钱荣堃(1917—2003)【伦敦经济学院】、季陶达(1904—1989)【莫斯科东方大学】。

   南开大学早期吸引了不少优秀人才,大部分是海归。特别是他们得到了民国时期的两大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廷的加盟,南开这个“山头”就此独树一帜。改革开放以来,南开没有引来经济学家加盟,一方面距离北京太近,学术环境无法与北京竞争。值得称道的是,南开承担了向全国输送经济学人才的重任。


  武汉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19位:


  汪敬虞(1917—2012)、曾启贤(1921—1989)、万典武(1921—)、刘诗白(1925—)、刘再兴(1926—1999)、董辅礽、何炼成(1928—)、李京文(1933—)、朱玲(1951—)、华生(1953—)、汤敏(1953—)、田源(1954—)、辜胜阻(1956—)、国世平(1957—)、左小蕾(1957—)、邹恒甫(1962—)、曹远征(1954—)、范恒山(1957—)、赵锡军(1963—)。


  在这19位经济学家中,只有曾启贤留在本校,其他18位经济学家输出到中国社科院、原国家商业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发改委等单位,输出比例95%。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看,有10位经济学家加盟该校:


  刘光杰(1930—)、汤在新(1931—2007)、顾海良(1951—)、刘涤源(1912—1997)【哈佛大学】、吴纪先(1914—1997)【哈佛大学】、谭崇台(1920—)【哈佛大学】、李崇淮(1916—2008)【耶鲁大学】、朱景尧(1916—2013)【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杨端六(1885—1966)【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刘秉麟(1891—1956)【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

  在吸引人才方面,武汉大学与南开大学有相同的特点,大部分是海归,包括上世纪最早的经济学家——杨端六、刘秉麟。这两个“山头”无疑地位显赫的。


5

“三级山头”——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则是1922年设立经济系的。厦门大学的经济学历史比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还要早,其渊源可追溯于1921年建校初期的商学部。厦门大学的近百年经济学历史,自然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现代经济学教学科研重镇之一。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历史源头是1926年创建的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是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先生,但中间数十年是断层的。


  复旦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15人:


  江春泽(1935—)、刘明夫(1915—1996)、张薰华(1921—)、洪文达(1923—2014)、钱伯海(1928—2004)、伍柏麟(1928—)、叶世昌(1929—)、周叔莲(1929—)、吴敬琏(1930—)、郑绍濂(1931—2009)、洪远朋(1935—)、舒元(1949—)、程恩富(1950—)、史晋川(1957—)、张军(1963—)。


  在这15位经济学家中,有7位留在本校,其他8位经济学家输出到原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厦门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在吸引人才方面,有陈观烈(1920—2000)【哈佛大学】、蒋学模(1918—2008)、宋承先(1921—1999)、苏东水(1928—)加盟该校。


  厦门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12人:


  许涤新(1906—1988)、葛家澍(1921—2013)、李宗正(1923—2000)、邓子基(1923—) 、苏东水(1928—)、吴宣恭(1930—)、胡培兆(1937—)、李江帆(1951—)、曾五一(1953—)、黄少安(1962—)、余斌(1964—)、臧旭恒(1953—)。


  在这12位经济学家中,有5位留在本校,其他7位经济学家输出到国务院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中国人民人大、复旦大学、中山大学,输出比例58%。


  在吸引人才方面,有林伯强(1957—)【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王洛林(1938—)、钱伯海(1928—2004)、王亚南(1901—1969)加盟该校。特别是王亚南及其子王洛林(经济学界少有的父子经济学家)影响很大。


  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8位:


  严中平(1909—1991)、于光远(1915—2013)、李琮(1928—)、陈清泰(1939—)、丁宁宁(1947—)、周小川(1948—)、钱颖一(1956—)、李稻葵(1963—)。

  在这8位经济学家中,除李稻葵和钱颖一留在本校,其他6位经济学家输出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输出比例75%。


   在吸引人才方面,有陈岱孙(1900—1997)【哈佛大学】、韩秀云(1956—)【德国慕尼黑国防大学】、胡鞍钢(1953—)、魏杰(1952—)、袁钢明(1953—)、蔡继明(1956—)6位经济学家加盟。


6

几个“小山头” 



  有几个小“山头”不能不提。“山头”不大,影响力却不小,他们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都有贡献突出的人物,加盟的经济学家都是某一方面的领军人物。特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在张培刚和林少宫的带领下,异军突起,培养出一批“60”后的经济学家。


  中央党校培养7人:马洪(1920—2007)、熊映梧(1929—2003)、丁宁宁(1947—)、冯兰瑞(1920—)、王珏(1926—)、迟福林(1951—)、卢中原(1952—)。加盟4人:苏星(1926—2008)、王东京(1959—)、王瑞璞(1937—)、周天勇(1958—)。

  北京师范大学培养6人:杜润生(1913—2015)、魏礼群(1944—)、曹和平(1957—)、孙敬之(1909—1983)、林凌(1926—)、汪丁丁(1953—)。加盟3人:胡必亮(1961—)【德国维藤大学】、李实(1956—)、贺力平(1958—)。


   吉林大学培养7人:袁钢明(1953—)、何振一(1931—)、陈吉元(1934—)、王瑞璞(1937—)、纪玉山(1948—)、韩志国(1954—)、宋洪远(1959—)。加盟2人:关梦觉(1912—1990)、张维达(1930—2008)。


  西北大学培养6人:魏杰(1952—)、刘世锦(1955—)、张曙光(1939—)、邹东涛(1949—)、张维迎(1959—)、张军扩(1961—)。加盟2人:白永秀(1955—)、何炼成(1928—)。


  东北财经大学培养5人:乌家培(1932—)、陈栋生(1935—2016)、肖金成(1955—)、王玉霞(1956—)、周天勇(1958—)。加盟2人:汪祥春(1918—2011)【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林继肯(1930—)。


   西南财经大学培养4人:贺力平(1958—)、曾康霖(1938—)、李义平(1951—)、张其佐(1962—)。加盟3人:陈豹隐(1886—1960)【东京帝国大学】、王叔云(1923—2002)、刘诗白(1925—)。


   华中科技大学4人:张军扩(1961—)、田国强(1956—)、胡星斗(1962—)、巴曙松(1969—)。加盟2人:张培刚(1913—2011)【哈佛大学】、林少宫(1922—2009)【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培养3人:杨纪琬(1917—1999)、谈敏(1949—)、刘小川(1956—)。加盟3人:胡寄窗(1903—1993)【英国伦敦大学】、程恩富(1950—)、田国强(1956—)【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养5人:张卓元(1933—)、贺强(1952—)、钟朋荣(1954—)、赵凌云(1962—)、贺铿(1942—)、胡必亮(1961—)。


7

几点思考 



  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这五大“山头”看,他们培养经济学人才的实力非常强。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因老一代经济学家比较多,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相对比较多,输出去的经济学家基本覆盖各重要高校、国家级智库和国家发改委等宏观决策部门,而且都活跃于经济建设及学术研究的前沿,这是其它“山头”不能比拟的。


  从经济学人才输出比例看,中国人民大学74%、北京大学66%、中国社科院50%、南开大学67%、武汉大学95%,武汉大学最高,中国社科院最低。输出比例高,意味着学术影响大,人才素质高。在这方面,武汉大学做得非常突出。中国社科院输出比例低,背后的因素比较复杂,本身又不是以学历教育为核心,是一个国家级的高端智库,需要的高级人才比较多,她们凭借经济学家云集的优势,以研究生院为平台,在30多年来,迅速培养出一批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有一半都充实到社科院经济学部的各个研究所。


  从吸引人才的情况看,中国人民大学吸引14人(含海归3人),北京大学吸引21人(含海归13人),中国社科院吸引66人(含海归5人),南开大学吸引10人(含海归8人),武汉大学吸引10人(含海归7人)。中国社科院吸引66人,但80%以上是建国前出生,建国后出生仅仅9人。实际上,中国社科院受行政影响大,老经济学家当年被动调来坐冷板凳的多,经济学人才实际在社科院存在断层现象,这或许是社科院人才输出比例低的一个因素。从吸引海归人才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阵地——中国人民大学和社科院非常少。而北大、武大、南开吸引海归的层次相当高,为这三个“山头”注入了“哈佛”“耶鲁”力量。特别是北大,吸引了张维迎、平新乔、林毅夫、宋国青、汪丁丁等新生代的经济学代表人物,北大“山头”的包容性更强、国际视野更宽,更有“杂交”优势,更有利于学术创新。


  从所培养出的经济学家留校情况看,复旦大学培养出的经济学家47%留在本校,这个比例显然最高,很容易形成“近亲繁殖”,使得学术研究变得封闭僵化、没有活力。像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一律被逐出校门,留校几乎不可能。


  客观地看,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的经济学文化内涵最为深厚。复旦大学虽然培养出的经济学家不少,包括周叔莲、吴敬琏等顶尖人物,但影响广度不及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一是南开首创中国物价指数,提出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催生了中国的MBA教育的历史影响;二是南开输送出的经济学家有16人,武汉大学输出18人,分布的学术机构和国家经济部门都比较广;三是武汉大学培养的董辅礽、刘诗白、何炼成,董辅礽的门生比较多,刘诗白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影响力很大,何炼成在西北大学又培养出张维迎、刘世锦等一批杰出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武汉大学的精髓。


  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中,还有两个没有“山头”的山头。一是以陈翰笙为中心的“山头”——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个“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吸引了薛暮桥、孙冶方、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孙冶方、姜君臣、秦柳方等一批经济学家,包括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张培刚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保定调查中崭露头角。陈翰笙作为这个学术群体的先行者和引路人,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培养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群体。这个“山头”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二是以杜润生为中心的“山头”——“九号院”。“九号院”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包括林毅夫、陈锡文、周其仁、杜鹰等,是改革初期最伟大的智库,他们仍然活跃在改革前沿。这个“山头”对中国改革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这两个“山头”虽然不是学校,却培养出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是出类拔萃的,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这也告诉我们,不能忽视本土学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因为他们对国情的体验和了解是最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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