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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经济学奖颁奖贺词

       很高兴参加今天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2016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热烈祝贺两位获奖人实至名归,获得这一殊荣。


首先我想讲的是,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决定把“2016中国经济学奖”授予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教授,以表彰“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选择,也完全符合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


在过去将近40年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好几代中国经济学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远未完全到位,中国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当前经济学家群体正在为战胜这些困难殚精竭虑,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排忧解难。不管是推动过去的改革、还是排除当前的障碍,钱颖一教授和许成钢教授都是经济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所以,他们的获奖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这个奖励不仅奖给了两位教授,也是对为中国改革做出了专业贡献的经济学家群体的肯定和表扬。


我认为,颖一和成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最值得赞许和效法。


 第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强烈的专业主义精神,竭尽所能地追求学术成果的完美。


他们两位都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有深厚的专业学养。但是,能否在此基础上坚持专业主义精神,执着于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专业要求,仍然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选择。


除了概念明确、说理清晰、论证符合逻辑规则等科学工作者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之外,经济学还有一些自己的特殊要求。


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众多因素互动形成的复杂大系统,要成功剖析这样的大系统,需要特殊的工具。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进行马克思称之为“抽象法”的控制观察思想实验,把相对次要的因素通过设定严格的假设条件固定下来,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取最本质的因素,形成理想化的简化形态的理论模型,用以作为观察现实的基准点(benchmark)和参照系(reference),以便揭示矛盾和推进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在过去三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学智慧,形成了一系列被称为“模型”、“定理”等基础理论模型。这些基础理论模型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直接描述,却为经济学研究现实世界的必备利器。经济学的研究要求透彻掌握原有的基础理论,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观察现实和提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正像成钢后来发表在《比较》辑刊2002年第1期上的《经济学、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的讲演所说,对经济学家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对原有基准的透彻掌握,以之作为观察现实的基准和标尺,只有这样,才能抓准问题和推进理论。颖一也在同时发表的《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一文中论及这个问题。他指出,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头脑中必须有几个相关问题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这样分析问题时,才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缺乏主线和深度。


可惜的是,在中国,人们常常把人类掌握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实践误解为每一个个体的知识都只是来源于自己的亲见亲知,因而轻视前人的知识积累;并且认为理论概括只要与现实细节有差别就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因而否认原有基准包含着真理。于是我们的学术讨论往往变成没有共同基准的乱仗,通常只能得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结果。


我第一次同成钢讨论这个问题是在1993年。当时,他刚刚在海南参加了留美经济学会的年会后回到北京。在那次会议对证券市场的讨论中,国内经济学家分成两派:一派根据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只要开放股票市场,就能实现它对经济发展的各种积极功能;另一派则说,中国股票市场已经放开了,但是得到的却是一片混乱,可见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是一套脱离实际的错误理论。成钢感到,如果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处于这种状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就十分值得担忧。


当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成钢和颖一不把自己的思虑止于担忧上。他们还尽自己的努力改变经济学研究的这种不理想的状态。


当年成钢就发表文章,从微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论述证券市场的特性和中国证券市场存在问题的根源(参见许成钢(1993):《中国经济改革与现代微观理论》,载《改革》杂志,1993年第5期)。2002年,他还做了前面讲到的那篇讲演,全面论述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他把对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科斯定理、卢卡斯关于货币中性的理论、贝克尔-施蒂格勒关于最优阻吓司法制度的理论等五个“不相关性理论”称作为研究制度问题最重要的基准理论,并且逐一论述了它们对于制度研究的意义,澄清了在中国常见的误解。例如,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就是一个在市场完备、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等严格假设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一个理论模型。换句话说,只有在阿罗-德布鲁的假设条件下,才能实现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均衡。以此为基准,就能导出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差别的制度性解释。颖一也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讲述了同样的道理。


他们的这些论述,道出了经济学方法的精髓。所以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生必读的入门参考书。


颖一和成钢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严格遵循现代经济学的这些规范和要求,做出了令人赞叹的成绩。他们两位对于中国民营企业为何能异军突起并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制度性解释,就是其中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21世纪初期,为什么中国经济没有像人们在20世纪九十年代所预料的那样走向衰退而是蒸蒸日上,是一个引起全世界热议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民营企业在苏联经济改革中无法发展起来,而民营企业在中国能够发展壮大。许多就事论事的研究并没有给出能够令人信服的答案。颖一和成钢从制度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激励这一视角出发,比较了苏联和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同制度环境,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与众不同》(Economics of Transition,June 1993, 1(2))这篇文章中,提出了“M层级制”的理论,对中国非国有企业得以发展壮大作出了制度性的解释。我们知道,列宁把计划经济形容为一个“国家辛迪加”即国家大公司或Party-State Inc.。这种国家大公司的典型结构是高度集权的单一型(unitary-form,简称U-form)。颖一和成钢就以U-form的国家大公司作为参照系,与中国经济进行对比。从这种对比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经济虽然仍旧保持着国家大公司的特点,但是,随着1958年以后的几次地方分权改革,中国这个国家大公司已经不是一个U-form的、而是一个多部门型(M-form,Multi-divisional form,简称M-form)的大公司了。在这种经济下,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有别于全国整体利益的独立利益,都存在帮助本地企业发展的激励。这就使乡镇企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虽然我自己觉得与其说当时的中国经济是一个M型的大公司,不如说它是一个H型即控股型(Holding-form,简称H-form)的大公司,因为M型大公司中的事业部是所谓“收支两条线”的,并没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但是,颖一和成钢指出改革初期的中国经济有别于苏联经济U型结构的特点,无疑为解答中国改革的结果为何与苏东不同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我看来,颖一教授和成钢教授第二个可贵之处是具有很大的理论勇气。


以基准性的参照系和现实相对照,就会发现一些矛盾,由此就需要修改或放松假设条件,提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这就需要对原有的理论和观点提出挑战,包括对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社会流行的观点,甚至原来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提出挑战。提出这类挑战,往往是需要理论勇气的。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成钢关于分权式威权体制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地方分权的体制和地方政府主导的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有人甚至认为这种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体制。经过研究整个中国改革历程和面对的官僚体制问题,成钢用分权式威权体制来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的成就和当前面临的困境给出了制度上的解释(见《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基础》,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9:4)。他指出,由地方分权改革形成的分权式威权制是中国最基本的体制结构,也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竞争和进行地区实验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由于这种体制激发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强劲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多年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超出GDP范围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地区竞争由于丧失了解决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的效力,反倒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且,由于各级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腐败成了分权式威权制的痼疾。因此,只有彻底改变这种体制,才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由于这种体制与众多机构和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紧密联系,提出这一理论需要很大的勇气,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整体改革开始向前推进。最先引起颖一关注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在当时,国内对企业改革目标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由国家股、企业法人股、公众股组成的“股份制公司”;另外一种是由原有经理人员承包经营的企业承包制。用现代企业理论(颖一对现代企业理论所做的文献综述,见钱颖一(1989):《企业理论》,载茅于轼、汤敏编辑:《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去分析这两种企业制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存在很大的制度漏洞,这就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济学中“所有与控制分离”的中译)的名义下,把企业有产权的两项基本内容,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交给了内部人。这种做法还被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肯定为法定制度,实际上为内部人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为了澄清这一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颖一和我在1993年写过一篇《关于公司化》的文章(载《经济日报》,1993年8月24日),说明公司制的本质,强调了能够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或称“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其中的主要观点后来被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和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所接受,成为进行公司化改制的理论说明。颖一还在1994年和青木昌彦教授合编了《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介绍了国外的有关经验和论述。这些努力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内部人控制失控的问题(直到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仍然把“国有产权由于所有制和代理人关系不够清晰,存在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作为我国产权制度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但还是对提醒国人整饬内部人控制失控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


这些年来,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也减少了我们从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的享受,但是我们还是有失有得,在失去部分可能的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同时,收获了一位教育家。颖一以经济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来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对大学教育的使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形成了“‘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三位一体的教学观,对“学什么”、“ 怎样学”和“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回答。用颖一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 “对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理念提出的不同思考”。也就是说,他对长期形成而且愈来愈变得不容置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


最后,我想借这个讲坛祝愿两位获奖人精进不休,为经济学的进步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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