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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s Peter Hansen:Quantifying Realistic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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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很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盛典。在正式演讲之前,我想先传达来自我家人们的祝贺。我的岳父蒋硕杰和岳母马熙静是邹至庄和邹陈国瑞夫妇的老友。马熙静女士和她的女儿蒋人瑞为至庄送上祝贺,并为至庄获此殊荣感到由衷喜悦。人瑞也希望向陈晓红表示祝贺,我和人瑞与晓红相识多年,很荣幸能够见证她在学术领域的一路成长,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

 

今天,我想从不同的角度谈谈陈晓红和邹至庄的研究。我不会深入描述他们各自的研究贡献,而是要谈谈为什么我相信他们的研究至关重要,同时我也会在如何有效利用和延伸这些研究成果方面提出建议。我们言归正传。

 

邹至庄贡献卓著,但在深入探讨这些贡献之前,了解他如何培养研究学者也是很重要的。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刚研究生毕业,正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一起开展研究合作。萨金特让我替他参加一个他无法出席的会议,赞助方是经济动力学和控制研究协会(Society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至庄是当时的协会会长,也是知名学者,他热情地欢迎我参加会议,确保我的一切安排妥当并收获许多精彩反馈。这个会议对我而言是职业生涯开端的宝贵经历,我也一直深怀感激。

 

今天我会介绍至庄的三个重要贡献,1)结构性断点检验法;2)为实现经济应用发展并调整控制理论;3)中国经济计量经济学模型。我也会介绍陈晓红的研究贡献,包括1)条件矩估计筛分法;2)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copula方法;3)非线性模型的时间相依性。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向涉及很多术语。我不会详细讨论细节,但会说明为何我认为这些方法和理念对计量经济学实践非常重要。

 

我们首先看看这一页特别的幻灯片,它将几张图片拼合在了一起,我会解释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能你们不觉得这张幻灯片和至庄与晓红的论文有明显联系,但让我来解释下相关之处。在雅各布·伯努利(Jacob Bernoulli)之前,概率论是用于分析概率游戏的。比如,当掷骰子或抛硬币时,我们知道概率,但不知道结果。我的同事,统计学历史的专家史蒂芬·史蒂格勒(Stephen Stigler),一直告诉我雅各布·伯努利是真正运用概率方法研究科学数据的第一人。他在三百多年前就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大数定律”。所以,我认为雅各布·伯努利推进了概率论,使我们从知道概率,发展到可以使用社科证据计算出概率,这是社会科学中统计学应用的开端。

 

幻灯片左边,是雅各布·伯努利的照片。他在做什么呢?他正在观察行为,试图找到答案。为什么经济学和物理不同?为了找到不同,我让伯努利看向一个集市。这幅画名为《集市》,作者是毕沙罗(Pissarro)。我们如何建立经济模型?我们将人、企业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包含在经济模型中,这些经济行为人也必须试着找到答案。在这副画作中,商贩在到达集市之前,对自己货物的市场需求量非常有信心。他们不知道最后成交的价格,必须在到达集市前根据对未来情况的猜测做出生产决定。统计学家通常是扮演伯努利的角色,但对建立模型的经济学家而言,统计学家还有另一个角色,我认为同样重要。在经济学家所建立的模型中,人们在做决定时必须对未来进行推测。

 

所以,我认为统计学家在经济分析中有两个角色。当思考对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贡献时,讨论这两个角色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从模型外的角度考虑。这是一个和伯努利相似的角度,是通过经济模型的形式观察经济,估计这些模型的未知参数,评估它们的影响。之后再观察模型是如何构建的,模型中有经济行为人、人或企业,在应对不确定性时也要面临统计挑战。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市场表现与资源分配。因此,我们探讨统计学发展的重要性时,应该提醒自己统计数据所背负的双重角色,以及它们在经济分析中的实用性。

 

我也想从比通常经济分析更广泛的角度思考。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不确定性分类很有启发性。一类是风险。我们在经济学课堂上授课时,经常提到风险规避。对风险规避的正式引用通常是假定我们知道概率,但不知道结果。我将这作为模型内的不确定性。第二类我称为模糊性,指的是我们不确定哪一个模型是正确的,或者给定的模型中有未知参数的情况,包括跨模型不确定性,同时很难决定要如何给其他可能模型分配权重。第三类是模型误差的潜在可能。所有的模型都是抽象简化的,因此必然有错误。当我们挣扎在如何明智使用带有缺陷的模型时,不确定性就开始发挥作用。如果模型的缺陷是已知的,我们只需要简单地修复。因此,未知的缺陷就可能带来第三种不确定性。从多个方面来说,第三种不确定性都是最难以解决的,但却是亟需解决的最重要的一类。

 

统计工具在至庄和晓红的研究中起核心作用。因为统计工具为复杂环境中的理解提供了框架,即使在它们未被重视的时候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将经济行为人或者经济主体放在复杂的环境中,他们很难找到答案;相似地,如果研究者想要理清复杂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构建可靠的模型也会是挑战,而统计学方法和统计学思维能帮助我们在面对各种复杂程度的不确定性时形成概念。

 

了解推论在什么时候是困难的?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关于经济行为人和经济主体行为的学科。针对经济学和金融特征的所谓“行为研究法”对心理学具有吸引力,虽然有时是在表层意义上。尽管我确实对心理学的潜在价值有疑虑,但我同样期待对统计思想的更多应用。可以说,当人们处于更复杂的环境中,了解和推断更加困难时,所谓的行为扭曲会有更大的空间。这种推测自然会产生下列问题:统计不确定性会如何引起市场价格波动?会如何影响资源分配?统计不确定性应如何改变我们对经济问题应对政策的设计方式?

 

最近的获奖者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这些进展对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有什么贡献?

 

邹至庄为结构性断点检验法(结构性变化检验法)开展了重要的初期工作。假设我们为最初的模型指定了易处理的简单参数式,至庄的检验法则用于检验基本参数向量是否始终不变,或者已经改变。至庄的这项贡献打开了大门,使我们能够在比预期最初参数模型更为复杂的环境中检验模型。在更复杂的环境中,参数改变,它们随机改变,或者以特定方式改变。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随后的研究者们不再局限于构建测试,而是制定捕捉和为变化建模的方法。这项研究是很好的示例,解释了动态经济建模中可能存在的复杂性类型,也展现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如何帮助我们检测和适应这些复杂情况。

 

陈晓红与另一位到场的杰出嘉宾彼得·罗宾逊(Peter Robinson)共同提出了半参数法。彼得·罗宾逊是这个领域的领袖人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计量经济学家可以将经济学结构运用到一些维度,比如,有些关键参数可能有直接的解释,同时在其他维度具有灵活性。这项研究展现了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如何考虑一些层面的灵活性,同时仍然将测量集中在个别真正关键的观点上。

 

邹至庄和陈晓红的研究贡献从不同方面以互补的方式共同提升了我们对统计复杂性的理解。所谓的“大数据”很有意思。拥有大数据,不代表能够神奇地揭示一切。对经济学家而言当然不是这样的。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能够告诉我们某些事物的很多信息,但其他方面则信息不足。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进行反事实分析和政策分析,因此无论是数据信息充分还是匮乏,我们都需要进行推断。这就需要明确的经济结构,而我认为经济学和数据间的相互影响非常重要。计量经济学家可以为克服这个挑战做出重要贡献,而陈晓红和邹至庄正是如此。

 

如何面对不确定性?我们更好地明确了基本经济环境统计复杂性的特点之后,要如何利用它影响决策?我想最好的途径是系统、正式地利用从各种文献中获得的洞见。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源于统计学的、一个与决策理论相关的重要文献。萨维奇(Savage)曾撰写了一篇关于不确定情况下公理性决策方法的绝妙文章,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方法有局限性。这些局限也吸引各领域的学者进行延伸研究。经济学家推崇的这种公理性方法有一些优点。一旦你研究某一组公理,便能由此得知如何表现决策者的偏好。可以说,这些公理能够提供充分信息,解释理性的含义和如何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帮助构建决策的明智方式。但公理和实践之间有重大差距,这就是工程师和控制理论学家发挥才智的地方。许多经济学问题在本质上基本是动态的。控制理论学家也一直关注如何在易处理性的情况下,以最好的方式应对不确定性。至庄确实是最早接受控制理论方法的经济学家。实际上,经济学家们能够从控制理论中挖掘出许多深刻见解,有时是重要的改进。在与托马斯·萨金特的合作中,我无疑跟随了至庄的脚步,调整并不时改变控制理论,在不确定性下研究经济动力学。并且,经济学衍生的决策理论与控制理论衍生的有力构想相互作用,对我们的研究也有极高价值。近来的进展中,已经可以呈现可替代的、可能的不确定性复杂形式,可用于对包括家庭和企业在内的经济主体建模,以及为经济政策提供指导。

 

金融市场分析中,经常提到“熊市与牛市”。我不能说晓红或至庄曾直接解释过金融市场中的“牛市熊市”状况,但实际上,我认为他们探讨的一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金融市场有时表现强劲而有时疲软。作为决策者,投资人有时在经济环境中挣扎,表现谨慎;其他时候,可能会满怀信心。环境的统计性特征和其随时间发展的情况,可以作为理解此类行为的重要信息,用以研究投资者在什么情况下表现谨慎,而什么情况下更有信心。尽管这是个人观点,但我相信,如果与更多的统计角度结合,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行为。

 

接下来我要谈谈政策。我想先引用哈耶克(Hayek)诺贝尔演讲中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引用哈耶克的话有一点奇怪。诺贝尔奖获奖人在得奖后应该写一篇文章,解释与得奖相关的研究。这当然是一件无聊的事,所以很多人都稍微偏离了主题,添加了一些新观点。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写了一篇文章,质疑经济学是否真的是一门科学。他对计量经济学的态度十分尖锐,表示计量经济学经过了数百年的努力,依然没有什么进展。他也说道,尽管数学作为一门语言非常有用,但经济分析的定量成分非常值得怀疑。我并不同意哈耶克文章中的所有观点,这从经济学家所说的“显示性偏好”,也就是我自己的研究选择,就可以明显看出。但我从哈耶克的文章中节选了一句我认为很重要的话:


“即使真正的科学家应承认人类行为研究的局限性,只要公众怀有期待,就有人会假装或相信他们可以超越所能满足大众需求。”

 

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有一个偏见,即使无法提供信心基础,公共部门或政治家也想让人们发表充满信心的言论。

 

我的一个合作者,威廉·布洛克(William Brock),曾告诉我一句名言,引自几十年前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总统希望经济学家能够为他提供一些预测和指导,而经济学家们小心翼翼,避免给出明确的数值预测。当他们给出可能发生的结果范围时,林登·约翰逊看着他们说道:“放牧才需要范围,我需要具体数字。”确实,在制定政策时,政治家只想获得高质量的简单答案。约翰逊的反应和我刚才引用的哈耶克的话是部分一致的。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作用是可以更冷静地探讨潜在的政策结果,对决策理论而言,也可以在制定应对政策时,理智利用严密的统计学分析结果。

 

我认为邹至庄是构建中国经济计量经济模型的先行者。中国已经面临重要的、某种方面来说独特的政策挑战,未来也将如此。至庄最先开始对中国经济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因为他一方面想要顾及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想要提供信息和指导,让经济发展得更好。

 

我想谈谈其他的一些政策挑战,其中不确定性无疑是关键因素。几年前,史蒂夫·库宁(Steve E. Koonin)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被气候科学界严厉批评。有些批评质疑他所用证据是否准确。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参与讨论的专业知识,但库宁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的严肃讨论都要从承认科学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开始,尤其是在预测未来方面;只有承认这些局限性,重视它们,我们才能更冷静而富有成效地讨论气候变化和气候政策。”

 

目前,很多人都对量化经济活动如何改变气候以及将如何影响未来气候有兴趣。尽管气候科学模型可以非常详尽,它们也有已知的缺陷。当预测成为至关重要的建模挑战时,我们要理解如何在经济分析中使用气候模型,以及如何面对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我在其他地方也提过这个观点,有时观众会认为我对于气候方面的人力投入持反对态度。他们推测,我会将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作为证据,主张在更深刻地理解现状前按兵不动。但“按兵不动”的观点是对决策理论的误解。决策理论主张,在适当的时候,个体应当基于可能的不良结果采取行动,并没有为在进展时采取防范措施而要求确定性。对我而言,承认不确定性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误导。在正式决策理论的环境下利用不确定性的统计学特点有助于探讨政策设计,以消解人类对气候的影响。

 

在金融市场监管的讨论中,不确定性也应该发挥核心作用。《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后,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mmittee)。这些委员会在监管金融市场时会考虑到其宏观经济结果。我们经济学界对这个领域知之甚少。有一个术语叫“系统风险”。金融危机之前,学术文献中几乎不曾提及这个术语,之后则被广泛使用。最近,许多论文都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了系统风险的特点。我们很难找出金融系统中所谓系统风险最具量化重要性和最关键的来源是什么,我们依然缺乏了解。我个人更愿意将“系统风险”这个术语换成“系统不确定性”。

 

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个有趣之处,在金融危机之前,宏观经济学对于融资限制的影响一向作用有限。至少模型本身主要是近似线性的,大部分正式统计学分析都是利用线性逼近完成的。

 

这些对宏观经济的潜在金融影响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思考?非线性。在随机刺激与冲击对后续时期宏观经济的影响中出现了非线性。因此,我们说的过渡机制中存在非线性。后续研究中如何量化评估这些非线性一直是个问题。在研究中,理解非线性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将会是非常关键的智识挑战。陈晓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非线性相关特点,能够为我们理解非线性机制作用方式或理解将其特征化的最好方式提供有价值的帮助。此外,她改进了copula模型,能够在保障易处理性的同时研究极低维度的非线性模型。因此,陈晓红为金融和宏观经济学中出现的实质问题做出了贡献,我认为和这些贡献相关的研究领域潜力巨大,将会是富有成果的方向,我希望未来的研究能继续挖掘这些领域。

 

总而言之,我坚信,将邹至庄和陈晓红在研究中成功解决的这类问题以及学者们在继续努力解决的问题融入我们的政策分析工具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帮助我们规划和面对统计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复杂性和我们构建、分析经济模型的方式相互作用,让我们能够综合从个人和公司到经济政策成果的广泛不确定性概念。

 

演讲最后,我想引用中国著名思想家孔子的一句话。我无法核实翻译的准确性,各位也可以帮我评判翻译的质量。这句话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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