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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怎样成功的:钱颖一学术贡献述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2016年1017日,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设立并组织评选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发给了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学者,他们将共享200万元奖金。这两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是由于“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钱颖一和他长期的合作者之一许成钢一起获得这一奖项可谓当之无愧、实至名归。本文乃应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之邀评介钱颖一教授的学术贡献。

 

 、最具国际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 

在介绍钱颖一学术思想之前,我想先通过一些数据让不以经济研究为专业的读者大体了解一下钱颖一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学术界在评价一位学者的成就和影响时,通常会用一些定量的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一般说来,一流期刊的评审程序最严,竞争最激烈,这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平均说来质量也最高。但即使同样是一流期刊发表的论文,其影响力也差异很大;还有许多影响力很大的论文并没有发表在这类杂志上。而且,除了论文之外,还有影响很大的专著。所以,另一个也许更能衡量一位学者的学术影响力的指标就是其发表的高引用率论文或专著的数量。

 

下面的表格是我根据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搜索的结果所制作的,该表列出了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十位中国经济学家的名单。这里的“中国经济学家”只包括在中国大陆的教学与科研机构任职的学者。因为评价的是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所以只选取了英语论文或者专著作为衡量标准。所谓“影响最大”,我用的标准是每位学者所发表的高引用率(即被引用次数在200或以上)的论文或专著的数量,表格也是按照这个指标排序的。表中的十位经济学家均有至少四篇这样的论文或专著。我这里所用的指标以及谷歌学术的引用率数据还是比较粗糙简陋的,不宜作为评价其他经济学家的标准,但对于说明钱颖一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仍然颇有说服力。行文至此,想起十几年前,丁学良教授曾经评论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到了2016年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中国起码有了十个以上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合格经济学家。这样的进步究竟是够大还是很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以高引用率的论文数量为标准,还是以发表在最好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为标准,钱颖一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都是中国经济学家中首屈一指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钱颖一有四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在1000以上,这对于任何经济学家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从表格下方的数据还可以看出,钱颖一的学术影响力与几位杰出的老一辈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刘遵义和张五常)相比也不逊色。还值得一提的是,钱颖一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的学者中第一个(也是少数几个)在世界一流的经济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正教授的经济学家。

 

国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国经济学家

注:(1)表中的“中国经济学家”只限于在中国大陆学术机构(主要是经济类院系或研究所)担任全职教授(研究员)或者院长(主任、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学者。(2)表中的论文(专著)只限于英文作品,引用次数截止到2016125日的数据。(3)表中的“前六名经济学期刊”都是国际学术界公认最好的综合类期刊,包括美国的四个,即AERJPEQJEEconometrica,以及英国的两个,即REStudEJ。(4)表中的数据或略有出入,但应该不至于影响“大局”。(5)如果根据我所用的标准,表中遗漏了哪位学者,我在此先表示道歉,并请被遗漏的学者与本人联系,有机会时加以更正。


在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钱颖一已经是个训练有素的应用数学家(先后在清华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了数学、统计学和运筹学的本科和硕士学位)。他本可以像不少数学系出身的中国经济学者一样走一条比较稳妥的学术道路,从事纯数理或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他也有能力成为一位优秀的纯理论模型的研究者。事实上,钱颖一早年的一篇理论模型文章在组织与合同理论研究领域就颇有影响。著名经济学家博尔顿(Patrick Bolton)和德沃却庞(Mathias Dewartripont)所写的研究生教科书《合同理论》中有专门的章节详细介绍这篇文章中的数学模型。但是,钱颖一的学术热情显然是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上。确实,通过研究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还能够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做出贡献。   

二、M-型经济管理架构与中国的改革道路

钱颖一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在转轨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对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研究。他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者,曾长期担任国际学术期刊《转轨经济学》的共同主编,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谓转轨经济学,就是研究一个国家从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经济问题。这个过程在中国起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则起始于1990年代初期。

 

现代经济学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理论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1990年以前,经济学家只知道市场经济可以比较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计划经济却不能,但没有人研究过如何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研究正是转轨经济学的任务。当苏联和东欧在1990年代初期发生了政治巨变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很自然地就认为,只要这些国家立即放弃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就会迅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最终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那个时候,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将转轨问题看得非常简单,因为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转轨的政策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当时形成的“三化”共识,即稳定化(财政货币政策要保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自由化(取消中央计划、放弃价格管制)和私有化(尽快变卖国有企业)。许多西方的经济顾问以及前苏联和东欧(下面简称“苏东”)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当时都认为,转轨的过程应该尽快完成,以减少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混乱和扭曲,这也被称之为“休克疗法”。

 

但实际情况并不像多数经济学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到了199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苏东很多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并不成功,都出现了持续的经济衰退。而与之相比,没有采纳“三化”措施的中国经济却增长迅猛,这似乎说明渐进的改革策略更加有效。

 

那么,中国与苏东国家改革结果的差异是否只是转轨策略的不同造成的呢?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本人)和媒体人士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钱颖一和许成钢却独树一帜,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答案。他们在1993年发表了两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超越了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之争,回答了为什么中国和苏东国家会有两种不同的改革道路和结果。他们的答案是:尽管都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与苏东国家在各自改革之前管理经济的模式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正是这个差别使得苏东国家无法简单复制中国的改革策略。

 

钱颖一和许成钢注意到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头十几年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有限,但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也不太可能发生在苏东国家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从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里借鉴了“M-”和“U-”组织这两个原本用来分析大企业内部管理结构的概念,巧妙地将其引伸到用来分析整个国家经济的组织架构。M-型是指按照产品或地区划分的组织管理形式,相当于中文里所说的“块块”结构,U-型是指按照职能或行业划分的管理方式,相当于中文里所说的“条条”结构。他们指出,中国在改革前管理经济的方式属于M-型,即主要是按照地区来组织生产、供应和销售的,企业更多地归属于地方政府管理,规模相对较小,地区内部“小而全”,地区之间分工有限。与中国不同,苏东国家改革前的经济管理方式是属于U-型的,企业按照行业来划分,归属于不同的中央部委来管理,地方政府只是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决策,没有多少自主权。苏东的U-型体制下,企业之间、地区之间都是有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企业通常较大,因此有规模效应,这是其优势,但中央部委的计划和协调水平就非常重要。

 

钱颖一和许成钢的上述洞见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与苏东国家在改革道路和结果上的差别。与苏东的U-型组织体系相比,中国的M-型组织体系在改革开放后就显示出了其灵活性。由于改革后实施了地方分权的财政包干制度,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和自主权发展本地经济,在国企改革受限、效率难以很快提高的情况下,自然会积极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些新兴的非国有企业可以利用本地区生产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应、利用区域内的销售渠道获得发展,地区内部的市场也由此而形成。但在苏东国家原来的U-型经济组织的基础上,小的非国有企业因缺乏地区内的就近的供应渠道和产品市场,而很难成长起来。由于改革前的企业很大,地区之间分工很细,企业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极高,因此,即使搞地区分权,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也难以有大的作为。在这种U-型架构下,休克疗法同样也有问题,因为它在短时间内打乱了企业之间原有的供销关系,而市场机制又无法在一夜之间形成,由此导致经济的急速滑坡也就并不奇怪了。

 

所以,根据钱颖一和许成钢的理论,中国与苏东国家在改革上的差异主要不在于一个是渐进主义,另一个是休克疗法,而是在于改革前的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模式不同。中国的双轨制改革与经济特区的成功都与M型组织架构下地方经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关,这些改革措施在U型经济体系下很难实行。也许,中国当年即使采取的是休克疗法,转轨过程仍可能会比苏东国家更加平稳。

三、财政联邦制与软预算约束 

改革就是要解决政府与企业的权力和动力这两个问题,前者涉及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权限的界定,后者涉及激励机制的设计。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在原来的M-型管理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地方政府放权,财政上通过“包干制”的办法实行所谓的“分灶吃饭”。很多学者都同意财政分权改革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重要动力。分权让利改革的重要性不难理解,但是这一政策也有其脆弱性。首先,存在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差别。在中央政治集权不变、法律上缺乏明确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中央分下去的权力是随时可能收回的,非国有企业投资下去的钱和赚到的利润理论上也很容易被国家侵占。传统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非国有企业,都缺乏长期投资的激励。其次,让利这样的正面激励固然重要,但是负面激励同样不可或缺。所谓负面激励,就是企业经营不善时要有惩罚,要承担后果。如果赚了钱是自己的,亏了本则是国家的,这样的激励机制必然导致投资和经营决策上的偏差和低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严格的负面激励机制,这个问题在学术上被称之为“软预算约束”。

 

“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最早是由匈牙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科尔奈(Janos Kornai)教授(也是钱颖一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在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时提出来的。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面临的通常是“硬预算约束”,即如果企业经营不善,钱不够还债,就会面临破产的局面;但也正因为如此,企业才有动力好好经营。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面临的是“软预算约束”,即使经营不善,也不会破产,政府最终总是会出手相救;但也正因为如此,企业经营动力不足,效率低下。“软预算约束”问题当然不只是限于计划经济,即使在市场经济里,政府也会在一些情况下援助资不抵债的大企业或者大银行。在转轨经济中,因为还有大量的国有或者地方政府持股的企业,“软预算约束”仍然存在,不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经营的动力和效率就难以提高。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事实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钱颖一与政治学家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一起在传统的“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市场的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这个概念。

 

所谓财政联邦制,指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达成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拥有相当的财政收入的支配权,但也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的支出。钱颖一与合作者将这个概念延伸,发展出“维护市场的联邦制”的理论。具体说来,这个理论阐明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如何划分管理的权限、如何相互制约,以达到保护市场经济的目的。这个问题在转轨经济国家尤其重要。他们的理论提出了理想的“维护市场的联邦制”的几个条件:第一,要清晰划分各级政府的权限,在划定的范围内,各级政府有充分的自主权;第二,地方经济的管理权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第三,中央政府有权责维护全国统一的市场,保障产品与生产要素在地方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财政收入在各级政府之间只能有限度地共享,各级政府借债的能力必须受到限制,即是说,对政府也必须要有“硬预算约束”;第五,各级政府权责的划分必须要制度化,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单方面无法轻易取消。他们证明,当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时候,即使在民主与法治都还薄弱的国家,市场机制仍然有能力抵御政府的侵蚀。

 

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通过对中国的改革过程和结果进行细致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大体上满足了上述五个条件,这才是改革得以成功的原因。相比之下,俄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名义上实行的虽是“联邦制”,但在实践上并不满足上述条件。在这个研究基础上,钱颖一与转轨经济学的另一位先驱者罗兰教授(Gerard Roland)一起,进一步用严谨的理论模型证明了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是如何缓解乃至克服“软预算约束”问题的。简单说来,在他们的模型中,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会积极去吸引区外资本的流入,同时避免区内资本的流出,其手段就是改善区内基础设施。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为了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竞争中占上风,就必须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这样,能够用来挽救亏损企业的钱就少了,从而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企业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在货币信贷政策上是中央集权的,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向银行透支的办法来举债,这就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也同时硬化了地方企业的预算约束。在这个模型中,地方财政分权与中央货币集权相结合,既带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建立起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制衡,这两个机制同时作用,便达到了抑制软预算约束的效果。

四、双轨制改革与乡镇集体所有制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目标虽然最终是要让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并不是简单地取消计划、放开价格之后,资源配置效率就会自动提高。市场机制要能有效地工作,还需要相关制度的保障。这些制度包括私有产权的保护、中立的合同执行制度、有效保护投资人权益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反竞争行为的有效规管以及透明的金融体系等等。天真的经济学家会拿着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制度作为清单,将其与转轨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现状进行比较,轻易就能找出后者的差距,开出的药方自然也就是尽快改革制度。但是,制度的变革通常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它首先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其次也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即使没有这些制约,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制度环境也无法通过一纸法律文件来迅速改善。所以,改革者必须在极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选择变通的办法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面的十几年里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价格双轨制,计划内产量按国家规定价格销售,计划外产量按市场价格销售;另一个就是基本保留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不变,但同时发展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控制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表面上看,价格双轨制既不能解决计划部分的资源配置效率,又会带来严重的寻租行为和腐败。乡镇企业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理论上应该没有私有企业效率那么高。所以,如何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相对成功的转轨过程中的这两个特征,就成了学术界的一个挑战。

 

钱颖一在与刘遵义和罗兰合作的论文中,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解释了为什么需要双轨制以及为什么双轨制改革可以成功。他们指出,一项好的改革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不损害既得利益者,起码要能补偿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否则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反对这项改革。双轨制保留了原来的计划产量和价格不变,所以没有让计划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受损。改革成功的另一个条件是它必须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效率,把饼做大。双轨制允许超出原计划的增量部分按市场价格交换,这就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好的理论模型不只是要证明我们的直觉,还要能帮助我们超越直觉。我们在直觉上也许能够理解双轨制可以改善效率,但是会觉得计划轨那部分产品的交换仍然是没有效率的。然而通过学习钱颖一他们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市场轨的存在同时也会提高计划轨的效率,其原因是:即使计划轨的交易本来是没有效率的,但是在计划内的产品按照计划价格交易之后,这些商品又可以流回到市场,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从而实现资源有效的配置。另外,该模型还告诉我们一个直觉不容易看到的道理,即在双轨制改革中,政府的精力反而主要是花在保证计划轨的严格执行上,而不是花在监督新的市场轨的交易上。

 

钱颖一在与车嘉华合作的两篇论文中,同样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乡镇所有制以及为什么乡镇企业能够成功。两位作者通过运用当时刚刚兴盛起来的不完全合同理论(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Oliver Hart教授因该理论获奖),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他们考虑了转轨中的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两个迥异的制度环境特征:一个特征就是私有产权保护不足,不同程度上存在政府侵权和掠夺行为(state predation);另一个特征就是产品与要素市场不健全,尤其是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公共品缺失、金融市场落后。给定这两个特征,私人企业就不容易成长起来,效率也不一定更高。虽然乡镇企业的经理人员与私有企业的业主相比激励不足,但其好处在于会得到乡村政府的保护和支持。由于乡镇企业给乡村政府带来收入,后者因此会有动力支持乡镇企业的成长,一方面提供必要的公共品,另一方面通过用政府控制的资产为抵押帮助企业获取银行贷款。乡村政府所有制也可以保护乡镇企业的利益不太会受到上级政府的侵蚀,原因是上级政府与乡村政府的利益相对比较一致,而后者的利益又与乡镇企业比较一致,乡镇所有制就将国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钱颖一和车嘉华还指出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更高,因为前者有更硬的预算约束。这是由于乡村政府并不能控制银行的信贷,只能作为担保方帮助企业与银行协商贷款,而国有企业则更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因此存在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五、钱颖一学术贡献的一般意义与启示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几年里实现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增长奇迹是在法治尚不健全、私有财产保护不足、政府大量干预市场的情况下发生的。主流经济学很难解释这个现象。钱颖一学术研究的一条主线就是要揭开这个中国增长之谜,通过创新的理论与严谨的经验证据,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许多不同于市场经济常规的很多改革措施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他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即总是运用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和工具,结合转轨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具体特征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由此推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见解。通过对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研究,钱颖一与合作者们提炼出了一些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学原理,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维护市场的联邦制”理论。这个理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组织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设计都具有指导意义。

 

钱颖一的研究不只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进程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可能的途径和方法。举例来说,钱颖一是最早将公司治理理论引入到中国的经济学家。他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刻地揭示了国企改革面临的政治控制问题和代理人问题的两难困境。国企改革(包括国有银行的改革)至今仍然未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迄今为止的改革措施都不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只要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权仍然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的用人政策和投资经营决策就不可避免地会政治化;但是如果政府赋予国有企业完全的人事和投资经营的自主权,又会出现严重的“代理人问题”,即企业经理层只是国有股权的代理人,而不是所有者,其行为就不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我们在前面介绍了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成功的改革通常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不要损害既得利益者,或者起码要补偿他们的损失,二是要能够提高效率。国企改革之所以迄今还未能成功,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改革方案。这也就意味着,要想在国企改革上实现突破,除了需要在观念上或者说意识形态上有所突破,还必须要有决心和能力去克服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

 

钱颖一的学术研究在方法论上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做制度和政策分析时要懂得运用“次优原理”。所谓“次优原理”,是相对于“最优原理”而言的。“最优原理” 指的是在一个经济体系里,如果只存在一项政策或者制度的扭曲,那么消除该项扭曲就一定会提高效率。但是,当经济体系里存在多个扭曲时,“最优原理”就不再适用,这时候减少一个扭曲未必能提高效率,而增加另一个扭曲也未必会降低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可能需要用一个扭曲来抑制另一个扭曲,虽然不能达到最优,但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实现次优。这就叫作“次优原理”。前面介绍的双轨制和乡镇集体所有制就是应用“次优原理”的两个具体例子。

 

我们对改革的直觉思考通常都是用的“最优原理”的逻辑:我们会将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制度”(best-practice institutions)作为标杆,由此来发现中国某项制度的缺陷及其造成的扭曲,然后得出必须消除这个扭曲的政策结论。虽然不少情况下,这样的逻辑是有道理的,但当同时存在多个扭曲的时候,这个逻辑就未必正确了。转轨经济与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制度上一定都存在多个方面的扭曲,所以运用“次优原理”的分析方法尤其重要,不能简单以发达经济体中的各项制度作为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制度。

 

钱颖一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有完善的市场制度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只要能够在各种不完美的制度基础上通过改革找到“次优的制度”——钱颖一称之为“过渡性制度”——就可以改进效率,实现增长。当然,“过渡性制度”毕竟不是永久性的制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来“次优”的制度可能不再是“次优”的,而是需要继续改革。钱颖一还深有远见地指出,从长远来看,“过渡性制度”可能为建立更好的制度创造条件,但也有可能造就出新的既得利益群体,从而有碍于未来的改革。

 

在最近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中,无论是“自由市场派”还是“产业政策派”(或者叫“有为政府派”),都可以从钱颖一所强调的“次优原理”的分析方法中获得启发。“自由市场派”在批评“产业政策派”的时候常常以发达国家为标杆,只强调产业政策的错误。但是,在市场机制远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有些产业政策可能是个“次优制度”。至于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可能是“次优”的,就需要对具体的政策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抽象的争论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正因为任何产业政策都可能是个“次优制度”,也就不能将其当成长期性的政策。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场化体制,但这不等于不需要有为的政府。一个有效的市场是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的。事实上,钱颖一与合作者在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道出了一个真理:“保护市场要求政府既是有效的、也是有限的。”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依然深刻。

六、结语

钱颖一虽然主要研究制度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但他并不主张排除其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早在1996年,他与合作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的经典论文中就指出:“虽然我们的方法不依赖于关于中国文化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不相干的。毫无疑问,文化对于个人和团体如何利用改革创造的新机会的能力是具有中心地位的。我们的观点强调中国经济的成功部分地反映了制度的变革。一个更全面的分析应该将制度分析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方面结合起来。” 作为少数强调文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的经济学家,我对钱颖一在学术上的这种开放态度尤为赞赏。

 


钱颖一教授著述盛丰,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介绍。简而言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颖一的学术贡献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最深刻的思想家的地位, 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正是对他所作贡献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表彰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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