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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梦:许成钢小传

QQ截图20170330143804.png现为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美国科斯研究所(RCI)的理事(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在加入长江商学院之前,曾任香港大学“钟瀚德”经济学讲座教授及“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曾在哈佛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任职,曾任世界银行和IMF的顾问,曾任亚洲法律经济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许成钢博士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见诸国际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其中《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制度》(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获得2013年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获“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


一、成长经历


许成钢出生于北京。已故父亲许良英是科学史家(中科院科学史所),已故母亲王来棣是历史学家(社科院近代史所)。他们都曾是共产党地下党的干部。在反右运动中他们都受到迫害。父母在培养他对科学问题和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鼓励他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答案,即使为此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不被人理解甚至受打击的代价。这使他自幼就不满足于仅仅知道事情的表面现象;感到世界上重要的事往往是有深刻道理的,道理应该是能够找到的。科学是用于寻找这些道理的,它既有作为工具的价值又有其内在的价值。在道理不清楚的时候,应该去寻找,而不应囫囵吞枣地记住别人告诉的结论,不应该人云亦云。


许成钢自幼的梦想是做个工程师,从小学就开始自学制作,设计收音机和简单的自动控制设备。文革中关于新阶级的辩论对许成钢有很大影响。他的兴趣从梦想成为工程师,转到了社会问题上。当时的他致力于探索的问题是,如果新阶级不断产生,那么如何可以变成共产主义?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不断产生新阶级?为此,他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试图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新阶级。


他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期间,了解到关于阶级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与此紧密相连,他当时强烈感到需要了解社会、了解农村,于是在1967年底主动去了北大荒黑龙江省绥滨农场(1968年后曾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离家时,他从家中“盗运”了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以及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书籍文献。


到农村后,许成钢开始系统地研读《资本论》及其他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献,开始写论文并通过邮件与同学讨论。当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新阶级的问题,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问题。他计划通过认真学习《资本论》,把握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时使用的方法。这段自学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历,至今仍对他有深刻的影响:(1)社会经济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使他以后在西方学习研究经济学时,始终保持对忽略制度的机械方法的批判态度,无论那种方法一时有多么时髦。(2)阶级产生的根源是产权的分配,而产权的核心因素是控制权。虽然他已不再对阶级问题特别感兴趣,但从此对有关产权的问题一直保持极大兴趣。(3)司法、经济、政治制度之间深刻的相互不可分割的关系。


当时的许成钢还阅读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文献。特别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有关此书的笔记,以及中国、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学者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讨论。其中关于条块分割的讨论与辩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试图使用马克思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制度时,他直觉地认识到条块分割的不同方式意味着不同的权力分配制度,对社会经济有深刻影响。尽管当时并不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这种基本感觉的积累贯彻到他后来的研究工作。在“文革”中,他因自学和研究政治经济学,被打成反革命。此后,被迫放弃政治经济学,自学了高中、大学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以及英文(集中于工程)。在自学的基础上,还从事发明和技术革新。这个自学过程为他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打下了数学、分析方法以及英语方面的基础。


1976年,许成钢几经周折回到北京。其后,参加了他父亲许良英组织的关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小型读书报告会及研究活动。这使他不仅有机会接受方励之、许良英等杰出学者的熏陶,还参与研讨爱因斯坦早期思想的形成,包括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的形成。由此,许成钢了解了从伽利略到牛顿、到麦克斯韦,再到爱因斯坦的科学和思想演进,以及这些物理学家在构建科学体系中的特点。这些认识对许成钢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既是指导他开展研究工作的精神,也使他能够对社会科学界的一些基本问题持尖锐批评态度。


1979年许成钢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攻读研究生,是中国第一代做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生。当时的他是清华大学唯一没念过高中和大学的研究生。1982年,他从清华毕业后,经努力,分配到了正在组建的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技术变化以及技术变化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影响。其间,他在《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全书获得中科院二等奖)一书中,撰写了关于计算机方面的章节,讨论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对计算机技术创新的重大影响,受到包括钱林照等杰出科学家的高度好评。这些工作对他以后的经济学研究有重要影响。


1984年,经数量所和社科院推荐,许成钢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哈佛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后转为博士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他最感兴趣的理论问题是关于激励机制的理论,因为激励机制问题是经济改革所碰到的最大问题。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以后马斯金成为他的导师;另一位导师是科尔奈(Janos Kornai),他是国内很熟悉的《短缺经济学》的作者,是国际上公认的关于计划经济及转轨经济学方面的权威。


1991年毕业之后到2009,许成钢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工作,于1998年获终身教职。在此期间,他促成201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利弗·哈特、本特·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及2007诺贝尔奖得主马斯金等,分别于1994年参加了著名的“京伦会议”和1996年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进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这两次会议对此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2年,他和钱颖一等十五人被聘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一直至今。每年,他都给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讲授制度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课程。2004年,他介绍伦敦经济学院(现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于尔约•杨松奖(Yrjö Jahnsson Award获得者清泷信宏教授(Nobuhiro Kiyotaki)访问中国,就日本1990年代泡沫破灭后的不良资产处理以及日本的投融资计画等问题展开研讨。


2009年,许成钢加入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以便更近距离地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

 

二、主要学术领域和学术成就

 

许成钢出国后的早期研究工作的核心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他研究了中央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有乡镇企业奇迹、中国改革的机制及制度原因,以及苏联和东欧转轨失利的制度原因,等等。他的许多研究已成为转轨经济学中的重要文献。他还将研究扩展到探讨金融与司法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提出的不完备法律理论为深刻认识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代表了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许成钢进一步研究最基本的体制问题,比如宪政、法治。许成钢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很多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


转轨经济的激励制度研究


许成钢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探讨中国改革机制(及苏联和东欧转轨失利的机制)及其制度原因。在此方向上他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最有影响的包括:同钱颖一合作的《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众不同:M型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扩张》(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 / 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1993年发表);同Eric Maskin及钱颖一合作的《激励、信息和组织形式》(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orm2000年发表)。同钱颖一及Gerald Roland合写的论文《M型和U型组织的协调和试验》(Coordin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in M‐form and U‐form organizations2006年发表)。


这一方向的研究旨在解释,为什么在前苏联和东欧用试验做改革的方法失败,而在中国没有失败。许成钢与合作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其核心是,中国和苏联东欧虽然表明上看都是中央计划经济,但是制度安排有很大差异。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是以地区为基础的(所谓块块),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是以部门为基础的(所谓条条)。中国虽然有部、有计委,但实际上中国的主要实权在地方,每个地方相对自成一体。这个制度安排上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苏联东欧的改革差异:首先,当以经济地区为主进行组织的时候,每个地区的领导,可以直接协调本地区内部的一些活动,包括试验。而如果地方权力不够,一件事需要好几个部协调,就很困难,难以试验。其次,在以地方为主的经济中,地方官员有很大的激励,因为一个地方管好管坏他直接负有责任,而且由于地方相对自成体系,可以相对容易地比较两个地区的GDP来判断地方领导的业绩;而在苏联式的组织方式下,很难给部长以强大的激励。结果,在中国的体制下,地方官员有较大激励进行改革,而在苏联的体制下,则很难让官员有激励进行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


许成钢和钱颖一合作的论文《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下的创新和官僚体系》(Innovation and Bureaucracy under Soft and Hard Budget Constraints 1998年发表),研究计划经济体制对技术革新的影响。


这是一篇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论文。文章要解释一个重要现象:为什么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有些方面的技术革新做得很差,有些并不差?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的宇航技术曾经对美国形成巨大挑战。但是,同军事紧密相关的计算机领域,尽管苏联曾调集巨量资源追赶美国,仍然无法缩小差距。早在1940年代,美国和苏联都曾面对什么是未来的计算机技术基础的重大决策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苏联政府决定选用微真空管技术,而不是投资于尚未成形的半导体技术。这个“错选”的技术,对苏联的计算机发展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相比之下,在美国,持不同看法的机构分别独立进行探索,最后的结果是使用半导体制作的晶体管(集成电路)变成了计算机的基本元件,所有其他方法均被淘汰。许成钢他们的这篇论文指出,苏联在计算机方面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体制问题,是国有制下的软预算约束所致。在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没有事后淘汰的机制,只好使用事先行政选择的方法。


随后,许成钢在同黄海洲合作的论文《财务预算约束和研发项目融资的最优选择》(Financial Budget Constraints and the Optimal Choices of R&D Project Financing1998年发表)以及《制度、创新和增长》(Institutions, Innovations, and Growth1999年发表)中,把这一理论推广到解释市场经济中不同金融体制,例如风险资本及大银行制度,对技术革新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软预算约束和金融危机


许成钢同Eric Maskin合写的论文《软预算约束理论:从集中到市场》(The Soft Budget ThoeriesFrom Centralization to Market2001年发表),把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框架,从解释计划经济、转轨经济推广到解释市场经济。与传统上认为软预算约束只存在于国有部门占主导的计划经济中不同,许成钢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实际上也存在程度不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比如,美国对储贷协会(S&L)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救助。


这篇文章分析了转轨经济中的分权(devolution)和银行改革,以及对经济中其他问题的影响,比如企业的边界和资本结构。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还说明了软预算约束也能解释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


许成钢与黄海洲合作的论文《金融制度和东亚金融危机》(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Financial Crises in East Aisa1999年发表),用软预算约束理论解释金融危机。在他们看来,软预算约束不仅使得糟糕的项目不会停止,由此积累坏账;而且还会搞乱金融市场的信息,使银行和存款人都无法及时获知糟糕的信息。在没有破产的情况下,不知情的存款人很可能会群体性地过度投资,而一旦银行在软预算约束下过度积累坏账而导致破产,这些存款人就会发生群体性恐慌,由此引发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推行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与此相伴而来的是大规模债务积累和严重的产能过剩。许成钢在财经媒体上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共同机制是软预算约束,其核心在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破产,而是可以靠政府对其救助。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他还指出,中国的软预算约束以新形式进入了证券市场,表现为:上市企业资不抵债时,不会破产,也不会退市,而是由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这些业绩差、严重亏损的上市公司注资。这扭曲了证券市场的信息,扰乱了市场秩序,使得市场难以正常有效运行。


对乡镇企业的研究


许成钢早期对中国乡镇企业进行了研究,他和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发表于1994年的论文《作为模糊界定的合作社的中国乡镇企业》(Chinese Township 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是最讨论所谓“中国之谜”现象的论文。所谓“中国之谜”就是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对某些传统见解形成挑战。但是,他们的论文表明,实际上,认真的经济学研究可以解释这些现象。这篇论文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乡镇企业,甚至超出了中国改革。


在这篇论文中,许成钢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说,试图解释中国乡镇企业为什么在所有制并不明晰的情况下还能运行得比较有效。他们注意到乡镇企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地处农村,很少有移民,村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地方。在这种长期的互动关系里,村民们可能表现得愿意“合作”,这可能会从根本上影响激励机制。在2011年的论文中,许成钢重新讨论了这一研究工作。他指出,这篇论文的方法同后来经济学界盛行的行为理论很接近,虽然这些行为经济学的假说是否正确,还有待扎实的实证研究证据。面对1990年代后期以来乡镇企业私有化的现象,许成钢认为,这同他们的论文所阐述的道理完全不冲突。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乡镇企业,随着企业关系向外地拓展,乡村内世代形成的关系被打破,依赖那种关系的激励机制也遭到破坏。因此,明确界定的合同和产权,就成为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必需因素。


不完备法律


许成钢的另一个研究工作重点是司法制度,与法学家卡特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合作。他们引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不完备法律”,为深刻认识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开启了了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司法制度的一个方向。


不完备法律理论的应用之一是金融市场监管。世界上,金融市场的早期并没有政府监管,而是靠法庭执法。直到1933年,才引进系统的政府监管机制。为什么除了法庭执法之外,还要引进监管机制?不完备法律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当法律高度不完备时,法庭执法的阻吓作用被会被削弱。他们认为,剩余立法权及执法权的分配方式会影响执法的有效性,而剩余立法权及执法权的最优分配取决于法律不完备的程度及性质、对导致损害的行为进行标准化的能力,以及此种行为产生的预期损害和外部性的大小。在法律高度不完备的情况下,如果损害行为能标准化,而且这样的行为持续发生会导致大量的外部性,监管就优于法庭执法,重大的证券欺诈导致投资者对金融市场丧失信心便是一例。


在这一研究领域,许成钢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不完备法律》(Incomplete Law)、《不完备法律下的执法》(Law Enforcement under Incomplete Law)、他还将不完备法律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和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形成了《转型民法体系中的信托义务:不完备法律的经验教训》(Fiduciary Duties in(TransitionalCivil Law Jurisdictions:Lesson from the Incompleteness of Law Theory)、《超越执法:中国和俄罗斯的金融市场监管》(Beyond Law Enforcement–Governing Financial Markets in China and Russia)、《中国和俄罗斯金融市场的政治决定因素(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Market Governance in China & Russia)等论文。


分权式威权制


许成钢持续结合中国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将他对中国经济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最终形成了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经济学文献杂志》)上,并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许成钢以古今中外许多研究为基础,加上自己长期研究抽象,概括出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他把这个特点称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RDA),或简称为“分权式威权制”,表现为中央对政治、人事控制的高度集权,与此同时,在行政和经济控制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他论述,无论是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还是当前所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都源于这一体制。


分权式威权体制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地区竞争,具体来说,就是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的地方政府就GDP展开相互竞争。这个地方竞争机制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借助市场和GDP指标,非常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官员的激励问题。但是这个基于GDP的地方竞争机制无法解决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越来越重要的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而只要政府的目标不是单一的GDPGDP增速,地区竞争就丧失了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效力。而且,由于各级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腐败成了分权式威权制的痼疾。许成钢进而认为,在不改革分权式威权制的情况下,单纯通过改进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比如以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多目标代替GDP增速单一目标的地区竞争,将GDP改变为其他单一竞争指标的地区竞争等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基于对分权式威权体制的综合分析,许成钢认为中国下一步的体制改革,应当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民营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尤其要破除金融垄断,大规模开放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金融领域。第二,承认和保护公民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可以推动延长租期、允许土地抵押、以法律形式限制各级政府征地权等方式渐进过渡。前两条同时把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人民手中,从政府分配改变成由市场配置。如此一来,就可以减少对政府机制的依赖。第三,推动设立完全脱离地方的专业法庭,包括金融专业法庭、土地专业法庭等,以此为起点,扩大独立司法的范围,自下而上推动司法独立。第四,推动地方选举,完善村级选举,尽快推动镇级选举,尽早准备县市级选举,自下而上推动选举制度的全面普及。第五,确立各级人大作为立法机构的基本权力,至少可以从县市级起推动,保证地方立法机构约束地方政府的财税行为,自下而上推动立法机构独立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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