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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梦:钱颖一小传


QQ截图20170330142650.png钱颖一: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81 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 年 9 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获得2009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担任经济学报清华管理评论》、《教育》、金融评论》主编,经济研究》编委会委员。中文著作包括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学的改革》(中信出版社)等。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


钱颖一是当代经济学者前沿研究队伍中的一员,他对连接国际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大量探索性工作,他的研究已经成为这些领域的重要文献,大大丰富了转轨经济学和比较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凭借对现代经济学的深刻理解,他透彻分析中国转轨时期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并据此提出了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他在中国发表的若干文章广为人知,影响深远。钱颖一自2006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连任四届,自我期许“办教育要有三种眼光:长远眼光、世界眼光、现代眼光”,为培养中国经济学人才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成长经历


钱颖一出生于北京,小时在北京城内生活学习。“文革”期间先是随父母去贵州的“干校”待了近4年,高中毕业后又到北京郊区农村插队4年。近8年时间在农村度过的经历,使钱颖一接触了社会,特别是农村。


1977年12月钱颖一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首次大学入学考试,考上了清华大学数学专业,19783月入学,成为特殊的“77级”中的一员。77级是从1966年到1977年12个年级的积累,同学的年龄从16岁到31岁,最大和最小之间相差近一倍。不仅学生是12年累积下来的突出的尖子,众多优秀的老师也因文革结束而重新站上讲台。在清华数学专业教课的一位教师是美国留学归国、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戴新生,他给学生们用美国教材讲授高等代数和微分几何。1980年上半年,当时最优秀的海外华裔数学家、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陈省身教授到北大开讲微分几何,钱颖一和班上四五个同学去北大听陈教授的课,并正式参加了考试。到1980年的下半年,戴新生鼓励他们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院入学及奖学金,并为钱颖一等写了推荐信。凭着他在清华的成绩,北大的微分几何课的考试成绩和推荐信,钱颖一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1981年10月,他本科(提前)毕业赴美留学,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并于同年获清华大学的学士学位,那是新中国第一次授予学位。


1982年9月,钱颖一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念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博士项目。在耶鲁大学的两年时间里,他到经济系听博士生一年级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基础课程和一些专业课程,开始对现代经济学产生兴趣。这期间正值中国的经济改革拉开大幕,钱颖一对中国改革抱持着强烈的关注,虽然他在耶鲁管理学院完成了所有博士资格考试,只剩下写论文了,但仍然做出了转学经济学的决定。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后,凭着出色的成绩和厚实的数学基础,他被录取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生。


钱颖一生逢其时,攻读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他不仅有超强的指导老师科尔奈、马斯金和马斯-克莱尔三人委员会阵容,还有好多名有着相同经历——接触过社会底层的中国同学,1980年代后期就有十来个人,包括邹恒甫、许成钢、李稻葵、王一江、白重恩、胡祖六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参加研讨会,活跃地与国内经济学界交流接触。


1985年5月26日,钱颖一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The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CES),被选为1985—1986年度理事会理事和1986—1987年度会长,1994年起为该学会荣誉研究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致力于促进中国改革开放、扩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加强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研究,因而成为国际上中国经济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而这就是钱颖一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期所做的众多社会活动之一。


钱颖一博士论文的指导委员会,按美国的规范而非单一导师的“师傅带徒弟”模式,这样有利于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他的指导教授之一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权威。另一个指导教授马斯金(Eric Maskin)是经济理论,特别是研究机制设计和博弈论方面的大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第三个指导教授是西班牙人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是研究一般均衡理论的第一高手,也是美国博士一年级高级微观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教科书《微观经济学》的著者之一。在钱颖一做论文的过程中,三位教师的指导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钱颖一感兴趣的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比较经济制度和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有强烈兴趣,另一方面是基于原来的数学基础希望自己在经济理论上做一些探索。两方面自然形成了一个交织点,即对制度改革理论有兴趣。他当时思考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在计划经济庞大的层级管理体制下,激励是如何逐级递减的,以此回答为什么计划体制中的激励不如市场体制中的激励好;另一个是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是科尔奈1979年最先提出的,用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以短缺为标志的行为。但是,当时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并不理解,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预算约束都是“硬的”。 马斯金对理论模型的建立和推导要求极其严格,对学生非常负责,同时也十分严厉。钱颖一跟这样的导师学习,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终身受益。


1990年钱颖一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开始了他在美国大学执教十多年的历程。他在1990年至1999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1999年至2001年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2001年起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在美国顶尖大学任教的钱颖一,其工作包括教学和研究两个方面。教的课程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微观经济学理论课程,如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合同与组织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另一类是经济转轨和制度经济学,其中包括东欧和中国的改革经历。1990年后,正值东欧和苏联发生巨变,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同时中国的改革也再现高潮。钱颖一的研究工作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实证方法,从比较的视角来理解改革中的制度演变规律。正是在美国任教期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评论》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在美国任教的这一阶段,他与国内的经济学界也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几乎每年都回国,参加研究项目和学术活动。在《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改革》、《新华文摘》、《比较》等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和文章,还引入一批针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书籍出版。写作这些论文、文章和引入书籍的初衷,是出于综述、介绍和政策建议的需要,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论理方式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2002年钱颖一积极参与和组织了一批有海外留学经历且有国外研究型大学教学经验的优秀的经济学教授15人,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任特聘教授,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授课内容他都亲力亲为去思考和协调安排,他希望能够为中国培养一流经济学人才贡献一己之力。


从2006年9月起,钱颖一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于1984年,在前22年的历史中,头17年由朱鎔基担任院长。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每一届三年。从2006年起,经过2009年、2012和2015年三次换届,钱颖一连任第四届,继续为建设世界一流的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而努力工作


在钱颖一自己看来,“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事业”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1981年提前毕业出国到2006年回清华大学担任经管学院院长,25年的时间他都是在美国的大学中学习和任教,回国出任院长的工作对海外任教的学者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经济学家转型到管理一间学院,钱颖一做了极大的努力。他深入考察和系统思考了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现阶段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即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他认为只有现在就开始大学本科教育的深刻改革,否则,二十年后的中国将不会出现大批科技创新人才和对中国世界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他给自己定下的标杆:“学院的工作要想成功,必须要有愿景、激情、行动,英文叫做Vision, Passion, Action,三者缺一不可。愿景是建立高的目标;激情是为了实现理想不计眼前得失的投入;而最终理想和激情都要落实到行动上。”他的工作获得了来自多方的肯定。


钱颖一的学术荣誉包括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2009年他和白重恩等人合著的《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比较》第28辑,中信出版社)获得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二、主要学术领域和学术成就


钱颖一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众多留学海外的中国经济学者中,获得无可争议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其最大的特点是他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联系线,和国际经济学界的联系线。


钱颖一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通过寻找现代研究视角和分析基准与现实生活的差异来发展理论的工作,与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青木昌彦(M. Aoki)、哈特(O. Hart)、科尔奈(J. Kornai)、拉丰(J. J. Laffont)、刘遵义(L. Lau)、马斯-科莱尔(A. Mas-Colell)、马斯金(E. Maskin)、米尔格罗姆(P. Milgrom)、罗兰(G. Roland)、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梯若尔(J. Tirole)、温加斯特(B. Weingast)等人有着师生关系或论文合作者关系。他们之间密切的学术切磋和思想交流,使钱颖一对经济学新近发展起来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很好的把握,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的研究。



(一)国际经济学界了解中国的联系线

1. 软预算约束

钱颖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软预算约束问题的研究论文包括《基于软约束约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理论》(“A Theory of Shortage in Socialist Economies Based o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中国的软预算约束》(“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in China”,与Roland合著,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1996);《软约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下的创新和官僚体制》(“Innovation and Bureaucracy Under Soft and Hard Budget Constraint”,与许成钢合著,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8);《联邦制和软预算约束》(“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与Roland合著,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等。


其中《基于软约束约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理论》是在匿名审稿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用承诺对策模型来解释软预算约束与短缺之间关系的论文,它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短缺归因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下企业所面对的软预算约束。由于银行或政府不能做出可信的承诺,即不再为部分投资成本已经沉没的坏项目融资,软预算约束问题就会出现。如果企业将一种产品作为投入品而对它产生需求,但卖者不能把企业需求和个人需求完全分开,那末在很高的市场出清价格上,软预算下的企业需求将挤掉硬预算下的个人需求,导致福利损失。所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即短缺)反而会使福利增加。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主流经济学期刊上有关软预算约束的论文逐渐增多。


在《联邦制和软预算约束》这篇论文中,政府停止无效率项目的激励由政府的政治利益和经济成本之间的权衡取舍决定,而经济成本依赖政府分权的方式。在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的模型中,经济联邦制有两个效应:第一,财政分权下的要素(比如外资)跨地区流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增加地方政府补贴坏项目的机会成本,因而这种地区间的竞争可成为一种履行停止补贴承诺的基础。第二,财政分权与货币集权相结合可以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它一方面可以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另一方面可以降低通货膨胀。他们的分析解释了中国近年来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实践。钱颖一的这些论文在软预算约束的文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2. 组织结构和转轨路径


钱颖一对于组织理论有很多研究。1994年发表的《最优层级中的激励和失控》 (Incentives and Loss of Control in an Optimal Hierarchy)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研究一个层级组织中的激励和失控。在这个模型中,最优的层级结构具有如下特点:虽然人的能力都相同,但是一个人在层级组织中的职位向下移动时,他的工资下降,努力水平也降低。当层级组织扩大时,最下层的工人付出的努力减少,得到的工资也减少,而顶层的经理工作更加努力,得到的报酬更多,因此组织内部的工资差别扩大。


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的绩效明显优于东欧和前苏联的大部分转轨经济国家?这是一个让许多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钱颖一与许成钢合作的两篇文章《M型层级制和中国的经济改革》(“M-Form Hierarchy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3)和《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不同:M型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扩张》(“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93)从经济和政府组织结构的角度做了探讨并提出了他们的新假说。他们认为在改革前,虽然中国和东欧都是计划经济,但是具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中国和东欧不同。简单地说,中国的组织形式是M型(即地区的“块块”为主),而东欧和前苏联的组织形式是U型(即部门的“条条”为主)。这种组织形式的差别导致了日后经济改革和转轨路径的不同。

此后,钱颖一和许成钢等人继续对M型组织和U型组织进行理论研究。这部分研究包括《为什么中国不用于东欧?组织理论的视角》(“Why Is China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Perspectives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与Roland、许成钢合著,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激励、信息和组织形式》(“Incentive,Information,and Organizational Form”,与Eric Maskin、许成钢合著,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0)、《M型和U型组织的协调变化》(“Coordinating Changes in M-form and U-form Organizations”,与Roland、许成钢合著,未发表)等文章。


3. 中国改革的特色:财政联邦制、双轨制、乡镇企业


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有一系列颇具特色的做法,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不少争论,褒贬不一。比较突出的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价格双轨制和乡镇企业。钱颖一对这些问题都有研究。钱颖一的研究并非简单地下结论,而是对这些国内熟知的现象做深入分析,特别是把它们放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中,探讨深层次的、非显而易见的制度原因。他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既有理论的,也有实证的。关于财政联邦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中国式联邦制: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基础》(“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与Gabriella Montinola、Barry Weingast合著,World Politics,1996),这篇论文在比较政治学中有较大影响;《联邦制作为保护市场激励的一种承诺》(“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与Barry Weingast合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从中国式联邦制到中国式私有化》(“From Federalism,Chinese Style,to Privatization,Chinese Style”,与曹远征、Barry Weingast合著,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99);《地方分权和财政激励:中国式财政联邦制》(“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与金和辉、Barry Weingast合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关于双轨制的论文有《通过双轨制自由化的帕累托改进型经济改革》(“Pareto-Improving Economic Reforms Through Dual-Track Liberalization”,与刘遵义、Roland合著,Economics Letters,1997);《没有输家的改革:对中国双轨制转型的解释》(“Reform without Losers: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与刘遵义、Roland合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0)。关于乡镇企业的论文包括《制度环境,社区政府和公司治理:理解中国的乡镇企业》(“Institutional Enviroment,Community Government,and Corporate Governance:Understanding Chinas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与车嘉华合著,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98);《不安全产权和企业的政府所有权》(“Insecure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Firms”,与车嘉华合著,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企业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Public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of Firm: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与金和辉合著,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这些文章为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中制度变迁的规律建立了理论和实证的基础。


4. 中国改革总体评述


在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进行了多年研究的基础上,钱颖一开始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总体评述,对改革的经验和得失进行系统总结,这方面他完成了三篇论文:《中国市场化转型的制度基础》(“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进程(1978—1998):演化的、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The Proces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1978-1998):The Evolutionary,Historical,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2000);以及《中国的改革是如何奏效的》(“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收录在Dani Rodrik 主编的书In Search of Prosperity, 2003)。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走了一条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道路,迄今为止中国的道路相当成功。《中国市场化转轨的进程》一文相当详细地记录中国的改革。他把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1993年,主要特征是逐步改革计划体系,增强激励并增加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从1994年开始的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变成建立支持市场体制的新制度。为了对这条转轨路径有更深入的理解,这篇文章追溯了从1958到1978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演变道路,从历史的视角发掘中国式转轨路径的制度根源。 


在《中国的改革是如何奏效的》一文中,钱颖一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制度性原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中国的改革产生了最引人注目的增长。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制度上中国至今仍然缺乏法治,对产权的保护也有限,这似乎是有悖于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他提出,要想理解一个有着巨大增长潜力的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的改革是怎样运作的,仅仅分析作为最终目标的“最佳制度”是不够的。同时还应当研究那些可行的、但不完善的制度是怎样在转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这些被称为“次优制度”的制度安排往往适应当时、当地的条件,但它们要获得成功,需要同时达到两个条件:一方面通过加强激励和竞争来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使改革成为双赢或多赢,从而使改革与主要利益集团,特别是当权者的利益相容。


(二)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联系线

 

钱颖一娴熟地运用主流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剖析中国经济问题,得出一般性结论,是欧美主流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引用的典范。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结合了坚实的理论研究和对现实的敏锐把握,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方向性。他的工作包括针对中国改革的阶段和问题,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概念廓清误区,帮助国内经济学家更清晰地认识问题的实质。


   1.传播、引介、教授现代经济学理论知识


   影响力最早的理论介绍是《企业理论》,收入1989年出版的茅于轼、汤敏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一书中。1988年正值国内企业改革拉开序幕,承包制、股份制、交叉持股等各种思路和方案的讨论如火如荼,钱颖一暑假期间回国参与四通和二汽等企业所有制改革课题的工作,深感很有必要将前沿的现代企业理论引入中国的学术界,企业理论作为新兴学科,正是现代经济学当时的前沿和热门领域。为了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一领域有全面、正确的了解,钱颖一在《企业理论》一文中扼要介绍了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和各种不同学派,确实起到了启蒙作用。此后,在国内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中,他看到,对什么是规范的公司制和如何进行公司制改造,存在误区,这对十分迫切而艰巨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利。90年代初东欧与苏联转轨中所采取的私有化,特别是“无偿奉送”的“认股权证”式私有化遇到了新的共同问题——私有化后的企业经营不尽如人意,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陆续发表了《关于公司化》和《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正是根据现代企业理论和中国、东欧转轨的实际情况写作的。


198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遭遇腐败的挑战,腐败根源何在的争论成为直接影响改革方向的大事。吴敬琏、赵人伟和荣敬本主编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谈腐败根源的理论文章。钱颖一以自己的学识为“寻租”理论做了许多工作,发表了《克鲁格模型与寻租理论》一文,解读克鲁格关于寻租的经典文献,这些文献以土耳其和印度为样本研究管制所造成的寻租活动及其所带来的腐败。此后,寻租理论被国内政府官员、学者和一般民众广为接受,成为一个流行概念。


国际经济学界在原有的制度经济学基础上,开展新的学科“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CIA),以取代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经济体制(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随着东欧与苏联的转轨,经济学的这一领域亦随之改变,对于含义更为广泛的制度进行研究始于1990年,1992年钱颖一以《比较制度分析研究前沿》一文,将此研究介绍到国内。


《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阐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澄清国内常见的一些误解。并且,钱颖一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不仅有用,而且必要。这篇文章深入浅出地成为一堂普及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的课。


2. 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中国改革的问题


1999年到2003年期间,钱颖一的《市场与法治》、《政府与法治》、《激励与约束》和《目标与过程》相继问世,都是围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这四篇文章对国内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98年,正值改革开放20周年,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然而,如何保证继续发展,需要提高认识,而不是停留在对“市场经济”的表面理解上。钱颖一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实际出发,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思路,探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几个根本性问题。对改革的回顾和展望,产生了《目标与过程》一文。文章基于各转轨国家的实践和经验,以及在当时转轨经济研究中发生的变化——由过去简单的“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转向关注制度建设和分析制度影响,针对的是有关转轨的两种常见误解:一是对目标的认识存在误解,二是虽然目标清楚但不重视过渡过程,混淆了目标与过程。《激励与约束》一文写于1999年,当时,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国内经济改革的共识,但思想理论的源泉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简单描述,即认为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此文强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本质的是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不同。2000年发表的《市场与法治》论述了市场与法治的关系,是对深化市场经济理解的讨论的继续。钱颖一认为,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到了再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候。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往往只关注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的关联,却尚未充分研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联系。而那时,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和转轨的影响正在成为国外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该文提出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并论证市场经济是否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判断“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重要依据。到了2003年,国内对法治和好、坏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热烈的讨论,钱颖一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延伸对市场与法治的探讨,遂发表了《政府与法治》。立论于政府和法治的关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继续深入探讨好、坏市场经济的制度根源,着重论述法治如何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这两篇文章是钱颖一对法治、市场、政府三者之间关系的较完整的理论论述。


3.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建议


钱颖一还对中国经济改革提交过一些政策建议。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他的几篇关于中国金融改革,尤其是银行业改革的文章。他早在1993年和1994年就提出中国银行业应该加快改革的建议。这方面的文章包括“从国际化比较角度看中国银行体系改革”、他与刘遵义合著的两篇文章“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的建议”和“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改革的建议”、“激励理论的新发展和中国的金融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发展”。这些改革建议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有的建议,如1993年提出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理银行坏账的建议被政府部分采纳。


(三)运用所学,投身教育事业


钱颖一自2001年来,在国内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经济学科在美国》、《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现代经济学在美国》、《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一系列文章,反响热烈,多家报纸和网站纷纷转载。一些读者表示,这几篇文章对于他们了解美国经济学科教育的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信息,也学到了更多相关知识。钱颖一当时关注的是:了解经济学科在美国(代表了目前全世界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前沿)的情况,对于思考中国如何与国际经济学界接轨是十分必要的国情,因此介绍了美国大学中经济学科的设置,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美国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在欧洲的推广等。可以看出,这些文章也是钱颖一投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育事业的前期思考。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按照“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培养专门人才。针对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适应时代的需要,使我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与现代经济学接轨,钱颖一多篇文章都是从分析我国目前的经济学教育的现状开始,探讨处于转轨时期的国内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同样也处在一种转轨时期。原来的经济学是建筑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变了,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已经跟不上变化了的经济。他多次谈到:总体来说,国内经济学的教育和经济基础的现实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表现在经济学基础教育方面还比较落后、研究方面还不规范。在国内的大学里,即使是顶尖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还都缺乏比较系统扎实的现代经济学基础训练。正是这样的问题产生了对教育改革的需求,对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需求。


为此,他身体力行,自2006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以来,每年的开学新生典礼,他都会面对入学新生讲话,他说:“学校基本的一条是要培养出好学生,衡量一个学校的好坏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让进来时是一流的学生,出去的时候还是一流。如果这件事做好了,不仅对清华,而且对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建设,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他的这些理念和做法对不少的高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钱颖一要把清华经管学院办成一流学院,对自己的要求非常明确,那就是“必须要有愿景、激情、行动,英文叫做Vision, Passion, Action,三者缺一不可。愿景是建立高的目标;激情是为了实现理想不计眼前得失的投入;而最终理想和激情都要落实到行动上。我相信办教育要有三种眼光:长远眼光、世界眼光、现代眼光。”201610月,探讨大学改革和实践的《大学的改革》一书(两卷本)问世,他的这本书近90万字,收录了他在过去10年间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在过去15年间在中国教育领域耕耘期间的211篇文章和讲话。这不仅是一本想的书,更重要的是,是一本行动的书,是一本真实记录教育改革的书。可以说,这是一本记录钱颖一在清华为教育改革所做努力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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