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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时代对我们制度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的时代要求是什么?或者对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同仁或中国经济学整体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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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29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以下为韦森教授发言实录:

(韦森: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1989 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学位、 1995 年从悉尼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 年至 2001 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


 

我们整个中国到了一个何去何从色十字路口,中国目前正在处在大转型的前夜,时代对我们制度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的时代要求是什么?或者对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同仁或中国经济学整体要求是什么?这里我谨做三点呼吁,而不是发言:

 

1)从制度变迁的方式到研究制度变迁的内容,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研究制度为什么会变迁,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市场与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如何从抽象的理论讲市场与firms 的设置? 制度是设计的?还是演化出来的,等等,对于我们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更应该具体研究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更适合市场经济的运行?如产权的法律制度,财政税收制度、政府的预算制度,包括目前物权法的制定,房地产的产权和企业的产权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等。

 

2)从研究小范围的制度变迁到研究大范围的制度变迁,弄清一个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基本制度安排到底是什么?乃至基本国家制度是什么?与市场的运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着重研究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与制度基础研究(这需要我们制度经济学界与政治哲学界和法学界的较多的交流与沟通),要特别注重古典政治理论、社会选择理论、法治、民主与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诺思教授和温加斯特、John Wallis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的三种划分法都是很好的可参考的理论。

 

3)最近我去了一下德国,参观了德国的Fraunhofer研究所和汉诺威机器人学院,从中感悟到德国政府既是一个“有为政府”,也是一个“有限政府”。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提出要“有为政府”,田国强教授在与毅夫和我的一个学生王勇商榷时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有限政府”时,我这里觉得实际上牵涉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体制问题。在与王勇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思与辩》写序时,我实际上向王勇,也是向毅夫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体制才是符合你们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府”?从历史上来看,如果认为13世纪大宪章时期的约翰王的王室还没有“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概念,那么在法国路易十四时黎塞留和柯尔贝尔时期法国是不是一个有为政府?希特勒的纳粹体制是不是一个有为政府?为什么可以认为现在德国默克尔政府既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也是一个有为的政府?那么在21世纪的全球化的中国,我们到底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政府体制?难道不需要我们从事比较制度分析的学者去思考和研究?

 

当然这样大范围的制度研究,可能不能发表甚至书没地方出,或没出版社能出,但是我们经济学界做为一个整体,对未来中国经济当走的路清楚了吗?在当下和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对未来中国经济将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中国经济学界做为一个整体我们准备好了吗?

 

 

 

 

文章经原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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