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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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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29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以下为李教授发言实录:

(李哲: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常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从事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在国际宏观经济学的顶级杂志《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和国内经济学的顶级杂志《经济研究》上都有文章发表。与其博士论文导师著名华人教授石寿永一起对宏观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建树。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被邀请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同时也兼任上海骏川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顾问。)


非常感谢,也非常荣幸来到这里,来讨论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Harald Uhlig教授给出了中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的五大关键的宏观问题,我讲一讲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的理解。首先,关于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问题,Bai,Hsieh,和Qian 在06年发现在1998年后,平均资本回报率大约在20%,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没有明显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但是Hsieh和 Klenow (2009) 年提出了中国制造业当中存在严重的资本错配,如果能够纠正资本错配,中国的制造业生产力会提高20%,Brant,Tombe,和Zhu (2013)也发现类似的证据,而且他们发现资本的错配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资本错配,Song 和 Wu (2015) 使用中国企业数据发现了类似程度的资本错配。而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间存在资本错配的想法,也正是Song,Storesletten,和 Zilibotti (2011)的“Growing Like China”一文中中国式增长的理论框架基础,在他们文章中,通过解决资本错配能够释放更高的生产效率,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

 

回答Harald Uhlig提到的中国是否积累了过多的资本的问题,这个答案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否,因为当我们提到由于资产错配的存在,一些产业和企业存在资本过剩,但同时也有一些产业和企业仍然缺乏资本投入,这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我们今天上午田国强教授也有提到提高资源错配效率最终取决于我们制度机制的设计,甚至是法律的制度设计。这里还有一个与资本错配可能相关也相似的错配现象。我国的广义货币的M2的增长率很高,尤其在09年之后,这张图上的蓝线是货币供应M2,M2在09年出现拐点,迅速上升,这样快的货币增长引起了世界上经济学家的担心,是不是会引起通胀?图上黑线是中国的通胀率,非常明显在2012年和2016年之间没有高通胀,通胀率控制在2%左右,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下PPI指数,这段时间甚至时负的,所以货币和贷款的错配在中国可能也是存在的,也有一种观点是中国的很多货币进入到了房市、楼市。

 

中国政府对于这些资产错配照成的结构性问题的反应是什么呢?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宏大的“一带一路”政策,这个政策的目标是去除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输出夕阳产业的剩余产能,并且实现产业升级。简单看一下这项政策下的表现: 2015年中国企业现在已经在49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做出了直接投资,年同比增速在18.2%,同年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总值达170亿美元,年同比增速达到了42.6%,而到了2016年上半年年底,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欧洲进出口总额也达到了170亿美元。问题来了,我们现在没有专门的分析模型,那么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样的经济效果,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

 

当我们讨论中国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波动,同样有为数不多的研究。一个主要原因是能够找到的中国经济波动的数据非常有限,有的只是1992年以后,甚至更晚的数据。而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研究前沿涌现出一批新的理论,希望能够了解造成危机的驱动性因素,Christiano等教授2014年文章提出风险振动可能是驱动商业周期最重要的冲击力,这里的风险振动具体指的是投资风险的冲击,他们发现美国的投资风险的冲击可以解释美国90%的GDP波动,我自己与学生罗也写了一篇相关的论文,我们发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投资风险冲击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对于GDP波动的解释小于50%,我们同时发现货币政策以及资本效率的冲击扮演的角色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猜测资本效率的冲击和资本的错配有关,顺便讲一下,中国资本错配在长期来讲,阻碍经济的增长,但是在短期也可能稳定经济。危机后另外一篇有影响的文章,Jermann 和 Quadrini (2011)引入了金融冲击,金融冲击是指金融市场条件的变化,也就是企业从市场上获得借款的难度随着周期变化。文章发现金融冲击很重要,可以解释美国市场波动的50%。而王和田(2014)的文章发现,中国金融冲击甚至可以解释80%的GDP波动,中国金融冲击的影响是比美国要更大。目前金融市场波动和经济危机的研究在中国是很有限的,在这方面还有待进行更多的研究。

 

之前Uhlig教授提到了OECD国家中健康医疗支出的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很想知道中国的数字。这个图是中国的健康医疗支出数据。1995年我国医疗支出占GDP的3.5%左右,图中蓝线是总的健康医疗支出,下边红线是政府承担的健康医疗支出,早期政府支出不足1.8%,到了2006年之后快速攀升,即使是在早期,政府对于医疗卫生的支出在总的政府支出当中也已经达到了15%,所以对于政府而言不断攀升的健康医疗支出将会是很大的负担。 

 

理解健康医疗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使用如下这些前沿研究,Uhlig教授和他的合作者(2016)在Econometrica上发表的文章,首次建立起了金融市场和健康医疗方面的研发投资的关系,将健康医疗支出纳入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大框架下。而另外一篇前沿文章,Jones (2016)发表在JPE上的文章,也是通过建立起消费品研发投资和健康品研发投资两种投资的替代关系,首次将人类的生命价值纳入了标准的增长理论。

 

这些前沿理论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借鉴,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又有许多特别的地方。以中国老龄化问题为例,中国与美国有很大不同。这是从French (2005) RES的文章中借的一个图,这是美国劳动力的就业参与率,上面一条线是健康人群的,这条线展示了一个明显的特征,在62岁到66岁间,美国劳动力的就业参与率会急剧下降,一种解释是与美国的退休金政策有关。我的一个学生对中国的退休年龄前后的劳动力就业参与率进行了研究,她发现中国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不会出现急剧下降,年老人的劳动参与率也更高。对于老龄化的话题我国已经非常重视,提出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但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我们还没有宏观模型工具。之前钱教授在上午提到了我们需要有一个模型在中间,能够把从实践观察中得到的想法与大的理论框架联合在一起,其实这不仅仅是上午讨论的新结构经济学所急需的,也是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所迫切需要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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