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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洲:中国的货币经济和货币政策、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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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29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以下为黄教授发言实录:

(黄海洲: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管理委员会成员、股票业务部负责人。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获商业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学位。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外汇事务部高级经济学家、巴克莱资本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Harald Uhlig教授讲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讲了五个重要的主题,其中是包括经济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房价与金融市场,储蓄以及老龄化,还有健保市场以及全球变暖的变化。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吉祥数字是“8”,所以我想增加3点。

 

Harald Uhlig教授讲的这五个题目都很重要,虽然从货币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来,但他没有讲“货币”,只讲了价格。如果在五个话题加上三个,第一个应该是货币经济和货币政策,讨论货币和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Friedman曾经说过“通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货币现象。” 08年危机之后,全球央行增加了不少货币供应,但全球有通胀吗?一些经济学家对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持有一定批评意见,比如说美联储钱印多了。应该怎样衡量?多少才是多?这是经济学家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08年危机以后,美联储用什么政策救助美国经济?明显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货币主义。美联储利用QE,把其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之前的8000亿美元扩张到现在的5万亿美元。美国印的钱很多。我们应该理解货币、货币政策和货币体系的重要性。

 

08年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学界进行了一些反思。1980年代以来,全世界遇到了比较严重的滞涨——低增长和高通胀,1990年代之后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通胀问题通过货币通胀目标制得到了解决;增长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发达国家增长比较稳健。在08年危机之前宏观经济学家一片欢腾,一些专家认为宏观经济问题全部解决了,宏观经济学到了大稳健的时候,以后只要把小数点后面两位数搞对就好。危机之后发现这一乐观判断错得相当离谱。

 

    第二,一个国家的财政制度非常重要。中国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比如钱颖一教授的财政“联邦制”制度研究,许成钢教授的县域经济等等。这些政策对于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比简单的TFP重要得多。我们今天会议的第一个主题和第二个主题都是讲机构或者制度设计的重要性。2008年之前,马斯特里条约要求所有的欧元区国家每年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赤字存量不超过GDP的60%。08年危机之后,这些要求完全不成立。

 

    第三,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对于全球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反映中国对全球影响重要性里面的重要机构之一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在全球中央银行影响力中排名第三稳稳当当。全球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有非常多的方面需要研究。Harald Uhlig是德国人,在PPT里面也讲到了德国和日本。中国很多学者都关注到日本的情况。在中国很多人关注日本怎么从1990年代之后变成了零增长、零通胀、零利率。不少人认为是由于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从此不振了,广场协议是日本所有问题的根源。大家如果把德国和日本作比较,这个观点马上不成立。广场协议前后马克兑美元的升值和日本兑美元的升值幅度是相当的。为何经过广场协议之后德国并没有一蹶不振?德国做对了什么?日本做错了什么?把两个国家配合在一起做研究非常值得。

 

德国和日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德国经历了东西德合并和实行欧元区之后的新增长空间。日本有机会推出日元国际化的时候没有做,日本1980年代之后对内没有增长空间,在亚洲也没有增长空间,这是重要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等战略问题。

 

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尤其是年轻学者,除了提到五个重要题目之外,要认真地研究三类另外的题目。我建议大家有空读我和Bolton教授写的文章——“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Nations”,上面讨论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文章中有有意思的分析,有可能找到答案,谢谢大家!

 

   

  

    

文章经原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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