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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新经济对制度经济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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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29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以下为张教授发言实录: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四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一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二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获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


 

Claude Menard教授的报告从组织理论和制度理论两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集中讲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中包括很多很有意思的思想观点,值得进一步认真思考。

 

我认为,讨论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就应该关注目前现实经济生活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报告人讲到一个重要观点,技术对于制度发展和变迁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而,一个很现实的重要问题就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形成了新的信息化生产力,必然产生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但报告对此并未进行讨论。从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生产力的发展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与农业和工业化技术和生产力局限于某些部门和领域不同,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是全覆盖的。因为,现在一切社会和自然的现象和事物都可以数字化,文字、图像可以数字化,空间位置可以数字化,甚至人的行为也可以数字化,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数字的海洋。

 

第二个与工农业技术和生产力不同的特征是,工农业生产使用的是有形的物质资源,一般不能排他性使用,而且是用一点就会少一点,而虚拟的数字信息资源,可以无限复制,可以非排他性使用,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使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新的信息。所以数据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是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与工业技术和生产力是反向的,工业化技术和生产力的特点是集中化、同质性、大规模,而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的特点则是分散化、异质性、网络化、小规模大范围。

 

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的这三大特点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报告概括了组织理论的“铁三角”:权利(决策/财产)、合约(完备/不完备)、交易(经济/政治),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组织问题的这三个方面都形成冲击和挑战。

 

从产权来看,报告讲了很多问题,但没有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产权要细分,如果把所有权等同于产权,其包含的多种权能都可以进一步细分,其中拥有权(或占有权)与使用权的细分和分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尽管这一分离是一个相当早的现象,农业中间的租佃制就是拥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是在现在的互联网经济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与农业中的租佃制有很大的不同,此分离和彼分离也不完全一样。那个时候的两权分离受物质资产产权的限制,你租用了,他就不能租用,因此,到目前为止的制度经济学重视的是拥有权,不重视使用权,可以说是拥有权中心论。现在是数字信息资产产权的拥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由于使用权可以无限复制,可以排他性使用,你租用并不影响我租用。因此,在现在新的信息化经济形态下,使用权的地位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拥有权而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满足需求的即时性和服务化会更加偏向使用权,而不是拥有权,对事物的使用将胜过对其拥有,或者说,与其为拥有所累,不如方便地使用。

 

不仅如此,既然是使用权主导,重要的是使用而非拥有,是谁使用、如何使用,使用的效率如何,那么,拥有权的重要性就明显下降了,过去理论上争论的问题,何种产权重要和有效率就变化了,是公有权重要,还是私有权重要?是公有产权的效率高,还是私有产权的效率高?在新的经济形态中就不是什么问题。可以公有私用,私有公用,共有共用,只问使用,不管拥有。比如,现在的共享单车谁拥有?是平台企业,还是单车使用者?其实,共享单车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公益产品。

 

从合约问题来看,有合约完全合约和不完全合约,现代合约理论就是不完全合约理论,讨论的是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专用资产和专用投资的“套牢”和“锁定”问题,以及“敲竹杠”和“搭便车”之类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在信息化经济情况下,网络平台和APP之间不是委托代理关系,资产专有和专用也变成两个问题,APP可以低成本地使用网络平台信息的资源,而且是非排他性使用,并A使用不影响B使用,而APP又是终端,其使用和交易的信息全部发送到了平台中心,平台和APP之间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套牢”和“锁定”的问题,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完全合约理论呢?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交易问题来看,现有制度经济学理论非常关注交易问题,但大都是笼统地讨论一般交易,报告的讨论也是这样,很少区分交易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买卖交易,一种是租用交易,买卖的交易是拥有权的转移,标的是拥有权的价格,而租用的交易是使用权的转移,标的是使用权的价格,即租金。既然信息化经济是使用权而非拥有权主导,这个问题就有很多新的变化。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有很多创造,证明了定额租和分成租效率等价,提出了租值消散理论。其实,张五常的局限也在这里,租值消散仍然是从拥有权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的,由于市场竞争受到限制和干扰,拥有者应当得到而没有得到这部分租金,所以发生了租值消散。如果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就不会出现租值消散的问题。如果从使用权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由于去中心化和低成本地非排他性使用,APP大量参与,提供了各种各样分散化和个性化服务,创造出大量租值,现在出现的不是租值消散,而是租值在APP的集聚。这样一来,租值的分成也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苹果平台的分成比例从30%:70%,变成平台分15%,而APP分85%。应当说,租值聚集和租值消散是一个方向性变化。

 

既然组织的“铁三角”发生了变化,组织也就会变化。报告讲到了企业、市场和合作组织,特别强调合作组织这类中间形态,并模型化了组织的变化。强调中间形态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从互联网信息经济来看,网络平台和APP之间的分工方式和商业模式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间形态,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市场,也不是合作组织,是一种合作形态而非合作组织。过去关于组织和产权的讨论都是从拥有权出发立论的,而立足于拥有权的组织是一种封闭的、集中化的层级结构,而基于使用而非拥有的组织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分散化的网络结构。这也是与传统的组织理论不同的地方。

 

总之,这一系列问题及其变化是新制度经济学需要关注、并进行研究的重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站在理论前沿,来发展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谢谢!

 

 

 

文章经原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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