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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状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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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29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以下为钱教授发言实录: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学术荣誉包括: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获得200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担任《经济学报》、《清华管理评论》、《教育》主编,《经济研究》编委会委员。中文著作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学的改革》(中信出版社)等。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



    首先,我观察到,制度经济学或者新制度经济学这个领域,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中国受到的关注程度、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领域。20年前的1997年成立了新制度经济学学会,Claude Menard教授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是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举行的成立大会,我也去了参加了。当时科斯、诺斯、威廉姆斯都去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这三位同时参加一个会。之前,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诺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把制度经济学提高到高的位置。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受到重视,完全是因为中国这些年的经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制度是非常基本的因素,所以中国的经济学者以及官员和老百姓,都对制度问题超乎异常的重视,所以这个话题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受到更大的关注。


    第二,我从Claude Menard教授最后一张幻灯片说起,他提出将来需要更多的研究介于市场和科层制(hierarchy)之间的混合制。在威廉姆森的书中,他把市场和科层制作为两种替代的交易方式来比较。这在当时的研究上是很大的突破,因为原来经济学家研究市场很多,但研究科层制很少。Claude Menard刚才说其实有很多中间的混合制。这在以往的文献中也都有,比如说特许经营(franchise)就是在两者之间。刚才Claude Menard教授也举了航空公司联盟的例子,也是一种混合体,联盟既不是一个独立的科层制的企业,又不是完全的市场内的竞争,而是混合体。在中国,随着创新,混合制也变得越来越多。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种企业的发展路径叫做建立“企业生态”。什么是建立企业生态?它并不是在企业内部扩张,而是投资一批跟我关系密切的企业。这在互联网企业中很突出,这里面的组织结构非常有意思。在几十年前,在日本的丰田汽车,是通过零部件供应合约的形式,建立企业关系网的。在今天的中国,更多的还是以投资形式,建立企业关系网。这是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研究混合制会非常有意思。


第三,Claude Menard教授还提出研究制度,要在“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之间增加一个“中观”制度。由此启发我来评论一下在中国做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状况和特点。我这么多年有一个观察,就是我们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上,两头层次关注很多,但是恰恰是在中间的层次上比较薄弱。“两头”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我们对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原则讨论很多,我们读了不少经典著作,包括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甚至还要早的。我们对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了解很多,像交易成本这个词在中国的出现频率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就是对来自实践的经验观察,正是因为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经验主义,所以我们很注意观察和了解企业、农村的现状和细节,这是我们的强项。这两方面就是“两头”。但是,我们欠缺的是中间层次,就是能从经验现象上升到理论,和能从概念细化到有逻辑性的模型和理论,这是我们欠缺的。


我举一个例子,是关于威廉姆森和哈特的研究工作的,来进一步说明。威廉姆森的著作影响很大,他得了诺贝尔奖。“新制度经济学”这个词是他发明的,但是他的主要贡献并不是这个,而是他把交易成本具体化了。威廉姆森引用了关于发电厂和煤矿关系的例子,但是他把这个关系上升到理论,引入了财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不然交易成本就停留在很抽象的概念层面。所以,好的研究是要善于把具体的经验观察上升到理论,同时又把抽象的概念和原则具体落实到模型和理论,这是我所说的研究中的“中间层次”。哈特为什么得奖?他在威廉姆森的财产专用性导致交易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产权(property rights)与控制权(control rights)联系在一起,并由此推导出一系列理论,可以有广泛应用,比如应用到公司金融。这是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力量所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哈特的理论正在发展过程中的时候,我们是他的学生,所以这个发展过程我们是知道的。这个研究路径对我们今天在中国提高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水平,非常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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