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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丙涛:思考后危机时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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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29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以下为宋教授发言实录:

(宋丙涛: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2011-12,2013-14副会长,美国经济学会(AEA)会员,美国经济史学会会员,英国经济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兴趣:英国产业革命成功的公共财政原因分析、东西方文明的对比及其公共经济学原因分析、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型与决定因素分析。)



龙小宁教授说另外一些方面需要研究,我希望我讲的是另外一面,下面讲几个方面对Claude Menard的东西作讨论。第一点,我同意他的观点,即有两个不匹配,我也同意我们需要有新的框架。但是,更重要的是讨论哪些地方有不同意见!


比如,我不同意他对不匹配性质的理解。讲第一个不匹配的时候他讲不同的层面,我认为不是不同的层面,而是解决办法和面临的问题不匹配;第二个的时候,他想说的是政治和最后的决策是不匹配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国家主权和产权的关系的不匹配,这是我和他不一样的地方,我不同意他分析的东西。


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思考后危机时代的思想。即,危机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需要办法和问题相匹配,那么办法又是什么?或者问题的性质和对应的思考是什么?


    第一,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穷人和富人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增长的问题,我们需要对问题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第二,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对很多东西有了新的思考,人们在乎生产多少财富吗?在乎GDP吗?即使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吗?或者说已经有了积累之后,贫富之间的分配才是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我们还要问的是,谁能够拥有这些财富?对于我们的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我们怎么样对这些新问题做出反应?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刚才Menard教授讲了要尊重规则,要尊重权利,但我们要问一下,要不要尊重人的意愿?制度、权利是人造出来的,造这个东西又是为谁服务的?有没有人在这个过程中被忽视了?特别是,我们需要记住,产权是很重要的,但是产权是人定义的,不是上帝定义的,并且今天人定义的产权几乎是永远的,不是短时间,合适吗?


我们经常说封建社会的官二代是不对的,可是富二代是对的吗?产权可以是永远的吗?这个问题,应该是制度经济学家要思考的东西。当然,如果我们承认,增长不是唯一的目标,如果我们真的在乎人的感受,我们就要思考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方面。


下面我举个例子你就会知道我们还在想什么。有两个例子,一个是Dani Rodrik教授问哈佛学生一个问题,一个是我的同事郑教授问了河南大学学生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愿意在一个穷国当富人?还是在富国当穷人?大多数学生回答说愿意在穷国当富人,两个教授都说你们选择的不对。我知道,教授的意思是学生的回答不符合经济学家的理论,但这就是人性。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理论要不要考虑人性?


我们的制度是什么?制度是解决人类碰到的问题的办法,是为了解决人类碰到的挑战。以前的制度经济学总是说这样定义产权能够带来增长。如果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今天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说,在很久以前,人类碰到一场大水,东西方就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大家应该听说过诺亚方舟的故事,诺亚采用的办法就是造一个船,让人上船,他甚至选了一部分动物上船。但我们知道,肯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船。东方的故事是大禹治水,就是挖一条河把水排出去,于是所有人都可以得救,不仅包括动物,甚至包括植物。这是两种制度方式。Acemoglu教授一直说,他们西方的制度是开放的,是包容性的,上面的例子好象告诉我们说,不一定。相反,很可能大禹治水的方法更包容更开放,能解决更多人的问题。


最后,我觉得需要对东西方的对比重新思考。比如说,大分岔很可能从很早开始了。比如,如果我们知道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比如说前面讲的政治经济学,能不能用公共经济学方式来思考?能不能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思考?不要老是讲产权。


很幸运的是,确实已经有一些学者,比如爱泼斯坦、奥布莱恩、博尼、和文凯等等,也包括我自己,在试图用财政国家的理论讨论制度变迁。因此,我们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比如,刚才讲公共经济学,怎么用公共经济学来思考这个事情?我们会考虑到公共产品的结构,因为穷人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富人需要的公共产品是不一样的,是两种需求结构。这种需求结构的矛盾点在国家主权层面,不在产权层面。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来说,如果将来有新的思考或者有新的方向去探讨,公共经济学和公共产品的需求结构就是新的方向。我也注意到在上一场,有教授提到过对于过程和目标的讨论。对于目标或者目的与过程的不同分歧,我觉得是因为早期的解决办法不同。西方当年是诺亚方舟的办法,要选人上船得救,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谁选上?谁选不上?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必须选举,必须宪政,要确保过程公平正义。如果是大禹治水,只要目标实现了,选举过程有什么重要!对于大禹治水来说,结果更重要。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很重视政府的绩效,不太重视政府的产生过程,而西方一直有选民文化,跟两种文化的起源有关系。不是制度的优劣问题,是不同制度的重心有差异。


因此,我们思考东西方对比的时候、思考新制度经济学框架的时候,是否可以把公共经济学放进去、是否可以按照公共产品的供给办法选择来思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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