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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小宁:中国当前在进一步改革和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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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29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以下为龙教授发言实录:

(龙小宁:“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及《中国经济问题》联合主编。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经济学博士,2001-2011年于Colgate University任教,2011年起任厦门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的经济分析。)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会!下面我针对Claude Menard教授的发言作简单的总结和分享,并且结合中国的大背景,来讨论他演讲的话题和当下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什么样的相关性。


    就我的理解,Menard教授的演讲中有两条最重要的信息,与中国的现实情境具有高度相关性,特别值得与大家分享:首先,对应不同种类的交易有各种不同的最有效制度安排,所以Menard教授提到的是反对放诸四海而皆准,或者一刀切的原则,也即要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制度。结合中国的背景,我也想提出一个论点:也即对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许我们也需要有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进行制度改革的时候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就算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间段也可能会需要不同的制度。第二点,Menard教授的演讲中也提到了各种制度安排和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嵌入(embeddedness)之间的失配。具体结合中国的背景,我认为涉及到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的匹配问题,具体说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相互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同样地,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随之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讨论中国的问题,我们需要尝试回答以下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框架性的问题,也即“权利假说”是否在中国适用?所谓权利假说,也就是说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提是有比较完善正式制度来为产权和合同提供保护,比如法治。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历的过去40年的快速增长,是在正式制度安排,例如法治,还没有充分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要提出问题,权利假说是不是适用于中国,还是中国是特例?


    研究者也已经提出了不同论点对上面的问题进行回应,我自己研究中得出的回应是存在正式制度的替代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但具体来说,需要找到有哪些其他的机制可以对正式制度进行替代?我发现的第一个机制是利用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这种基于关系文化的治理模式,有助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来通过保护产权和推动合约的执行,从而推动经济扩张;另一个例子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可能有助于防止某些来自政府部门的掠夺,同时也可能促进营商环境的改善;第三个例子,产业集群也有助于企业克服融资、合同履行、纠纷解决等方面的挑战。


    但目前我们需要关心的新问题是:在当今中国经济体量非常大并且越来越成熟的背景下,替代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不是仍然能够持续地发挥作用?我们最近做了新的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创新与关系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在更依赖关系文化的地区,创新水平越低。可见,基于关系文化的治理模式对创新经济的发展不再是促进作用。我们对正式制度的需求越来越高的第一点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成熟,各种交易涉及的地域覆盖面越来越广、时间维度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业务伙伴也不再是裙带关系,不再是家庭成员,而是陌生人,因此随着经济成熟度越来越高,对于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制度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第二点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依赖于创新,而创新的出现和发展要求有全国一致的、公平的、中性的并且透明的保护,这种保护对于我们的知识产权来说非常重要。 上面的论述说明中国经济现状对于正式制度到位有很强烈的需求,对于法治有很强烈的需求,但是要建立以法治为代表的正式制度面临着重重挑战,这就涉及到我们之前提到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互补还是替代?


    第一个挑战是建立正式制度,初始成本会非常大,困难重重。第二个挑战是正式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作为互补,Claude Menard教授演讲当中也提到制度安排需要一定的嵌入式安排(embeddedness)。我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有关社会上的信任,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信赖,企业间的信任信赖,也包括对于政府的信赖。第二点是对于关系的依赖程度,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是会更多还是更少地依赖倚靠这种人际关系?这两点在经济体系当中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针对上面讲到的第一个挑战,当我们遇到制度改革成本高昂的问题时,常常会受到诱惑,会转而求助于政府行政命令或相机抉择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真正解决正式制度的长期安排问题。但这种政府行政行为或相机抉择往往会带来意料以外的后果,从短期来看也许是有效的,但长期中却可能会产生对非正式制度的弱化作用,比如说信任,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对关系文化的倚赖等等。而这些非正式规则却恰恰是正式制度微观基础,同时它们也是创新政策是否有效性的关键决定因素。


总结一下,我们从Claude Menard教授的演讲中听到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没有一刀切或者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那么具体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研究,我的体会如下: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这是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的时期,因为两者相比总可以由更好的一方去替代另一方。一般情况下是正式制度发展还不够健全,可以由非正式制度安排去替代正式制度的一部分作用,并且由于其自发性的特征,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会比较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很大变化,到了一定时间和一定阶段成为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而基于我们上面谈到的各种挑战,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要建立正向反馈的互补关系难度很大。这时候因为互补性的要求,两者之间比较弱的一方会成为制度改革中的最弱一环,或者说是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瓶颈。所以说,中国当前在进一步改革和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我觉得可以关注Claude Menard教授提到的另一个话题,也许我们可以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找到一种可以更好的解决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关系问题的混合式制度安排,并且也能够让它循序渐进地演化和发展?这将不仅是崭新的研究命题,也可能成为帮助中国克服新挑战的解决方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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