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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治理:从反思到发展



2017年05月29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以下为田国强教授发言实录: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 Chalk讲席教授。首批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英文学术期刊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编,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编。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非常感谢Patrick Bolton教授作的非常好的报告,这是一个令人深思,见地非常深远的报告,谈到了关于能源行业规制的一些重要的观点。现在有请各位讨论嘉宾来到前台,冯根福教授、黄海洲教授、钱颖一教授、许成钢教授。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因为今天有同声传译,所以我们可用中英两种语言进行讨论。首先我将利用作为主持人的优势第一个点评,下面我改用中文发言,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和对于自己来说相当方便。我发言的题目是《治理:从反思到发展》。


刚才Patrick Bolton教授以美国电力行业为例考察了政府放松管制对公司所有权集中度,成本效率、价格、金融风险及消费者获利的各自影响。放松管制有得有失,对于减少成本、降低价格、提高所有权的集中度有好的方面,但也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上升,对消费者福利没有显著影响,从而综合效应看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不见得有好处。这些结论和现有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什么不一致,在行业有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市场弄不好会失灵,从而需要一定的政府规制,如果没有规制可能导致问题。在美国对有规模经济和市场已有相当自由的情况下,再进一步放松规制不见得是好事,但是对中国不一样的,在中国政府的干预已经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再让政府进一步规制就大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情境不一样,正好相反。接下来,对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我谈谈对治理的反思和发展的三点看法∶第一是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或所谓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第二是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我们的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


首先,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问题,无论从国家的治理层面、产业治理层面还是公司治理层面,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是我们在改革和发展当中,在制定制度和政策当中必须要考虑的:一是信息的有效性,尽可能用最少的信息,二是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做了社会想做的事情,三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激励机制设计是赫维茨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其中有对新古典经济学局限性的反思,但是这种反思没有停留在仅仅只是反思和批判,也没有否定新古典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作用,没有否定其分析框架、方法论,而是对其修正出具有广泛应用的基础设计理论,如Bolton教授的合约理论。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制度是否应该设计有很大的争论,不少经济学家根据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否定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其实,我也是非常崇尚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思想的,他们许多论点我也认同,但是不能以偏概全。有些制度安排是演化,比如社会风俗、社会规范、文化等非正式的制度是演化的,是一种逐步演进的,但是正式的制度大多数同时也是设计的,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而设计或说正式确认的。比如说宪法的制定,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基本宪法的制定,200多年前制定宪法,在短短时间内就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最先进的国家,并且我也没有看出来它在今后50年当中有大的衰败迹象。


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误区,是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政策的制定者,任意设计制度、机制或法规,比如前两年股市熔断机制的设计,其症结在于不清楚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文化初始禀赋制度设计,并且根据这些基本制度环境变化而对制度安排做出相应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和米塞斯哈耶克制度是演化的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相通的,是逐步演进而设计的,这不是像一些中国经济学所想象的它们是完全对立的。机制设计中有一幅非常经典的图示,要达到我们的社会目标,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要以制度环境作为前提,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现实约束条件,再根据个体的激励反应和所报的信息来制定游戏规则,并执行规则实现法治。我们怎么达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机制设计好的标准是能不能首先考虑到的,把制度环境作为约束条件。

 

 

 

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这关系到当前的改革开放及其市场化的改革。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两类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类基准理论就是注重目标,旨在解决目标方向的问题,解决要做什么的问题,而第二类是相对实用理论,解决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第一类理论提供基准点、参照系,如新古典经济学,在基本、基础制度选择方面起到了求真、明道的作用,若没有基准理论作为度量标尺,就无法知道现实和理想状态的差距,有多大。对当下激烈争论到底是有为还是有限政府,国企还是民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等基本问题,基准理论对中国方向性改革的指导作用毫无疑问,异常重大。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要解决现实问题还需要务实的相对实用理论,要解决怎么做才最佳,如市场设计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更现实,是对基础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在解决现实问题更加务实优势的作用。


为什么要讲经济理论重要性?比如,许多人根据熊彼特理论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让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个没有错,但是要注意它们不是外生变量,不是天然具有,企业、企业家并不是天然创新,他们偏爱的是利润。如何让他们创新和具有企业家精神?关键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前提条件?刚过世的鲍莫尔扩展了熊彼特创新理论,阐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确立依赖于制度选择,从而是内生变量,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常乃至破坏性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我们这么多国企导致创新吗?在创新成功不到5%的情形下,国企的领导敢或是有动力去创新?基本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最基本的基础性制度建立,现代市场制度建立才是最为关键,我们必须建立现代市场和完善现代市场制度。


一些经济学家却将(完全)竞争和垄断对立起来,而否定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一论断。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是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竞争越激烈,企业利润下降越快,企业就不得不创新,而创新带来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就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竞争,从而形成竞争→创新→垄断→竞争的反复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市场和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市场保持活力,导致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改革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度感。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发达国家相比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改革基础性的基本制度,归根结底,最终就是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提高效率,第二个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改革不到位,这两个方面都大有问题。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还是在于真正市场化制度性改革,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首先我们要考虑两个最大的客观因素条件个体,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还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是逐利的,只有这个约束条件也好办,甚至计划经济弄好都有可能,但另外一个最大现实约束条件就是信息不对称。比如,你说了一番话,我不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即使你现在两个眼睛盯着我看,我也不知道你听进去了没有。弄清情况,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先决和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要以信息、激励及效率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准绳,充分认识到全能有为政府的负面性,以有限政府、有效市场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恰当好的而不是多的作用,使之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同时,光考虑政府和市场不够,还需要到社会秩序、伦理和文化,从而我们需要同时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次,基准理论尽管有指明如何改进或改革取向的明道作用,但目标毕竟不等于过程,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需要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从这种意义上说,制度是设计的,也是演进的,从而需要发展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相对实用经济理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理论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这是我的观点,包括对Patrick Bolton报告的评论和补充。现在有一些时间,现在在座的各位点评人各自有10分钟时间进行发言。





文章经原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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