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 English
李猛

QQ截图20170414163707.png

作者:李猛

毕业院校:南京大学

导师:沈坤荣


 

主要内容

 

本文把研究视角聚焦在与中国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地方政府行为上,具体而言:经济波动现象在中国呈现出何种“特色”?中国经济面临着的“大落”压力来自何处?为什么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出短期化倾向?央地间债务博弈折射了怎样的政府间纵向关系?地区间环保“竞次”透视了何种的政府间横向关系?如何才能保持经济稳定和持续繁荣?研究发现:

 

一,面对来自于任职制度、考核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方面的弱约束,地方政府在中央分权化改革中逐渐将自身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了行动指南。随着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地方政府逐渐超越了忠实执行中央政策的代理人角色,成为拥有更大积极性和主动性、承担更多公共服务责任的管理者,其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从先前的“指令—服从”演变成随后的“指令—服从”与“指导—自主”相结合,其角色从先前的“公共人”转变成随后的“经济人”。当然,地方政府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并非无所顾忌,其与地方人大和中央政府之间分别存在着理论上和现实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然而,由于官员任期短暂、地方人大监督弱化等因素,地方政府“短期内政绩最大化”的行为模式不断强化,并诱发了企业和产业的短期化,进而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流进流出,使得宏观经济呈现出“忽冷忽热”特征。经验分析结果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行为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源的三成。中央与地方之间信息链条过长,加之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异质性,使得地方政府和官员有足够的条件和机会来制造假信息或隐瞒真信息,以此扩大自身利益——对财税收入的渴求,对晋升政绩的偏执,对不当得利的贪婪,等等。

 

二,隐藏在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背后的政府间“父子博弈”和“兄弟相争”,酿成了债务膨胀和生态退化的苦果。从政府间纵向关系上看,中央与地方之间博弈行为明显,地方政府通过“两手抓”的办法解构了中央政府债务治理措施:一手是抓资金来源,即通过影子银行来筹资,将表内融资改为表外融资,实现了表面上的“去银行化”;另一手是抓举债主体,即通过属下的地方国有企业,将资金转给融资平台公司,实现了表面上的“去平台化”。“新常态”下,当中央政府祭出顶层设计、人事控制、行政命令和债务解包等招数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地方试点、政绩偏向、产权属地化和信息不对称等办法“见招拆招”,将其“创造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政府间横向关系上看,地方相互之间竞争行为激烈。地区间为增长而竞争的局面,加之恶性竞争代价较低的事实,纵容了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去迎合企业在污染排放上的机会主义倾向,放松环境监管。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的行为又会引起一些周边地区的连锁反应,导致其他地区竞相效仿,进而“门槛一降再降、空间一让再让、成本一减再减”,招商引资之争异化为成本“让利竞赛”,最终各地环境监管“向底线赛跑”。

三,在经济增速换挡期,既要抑制高增长冲动,又要防止增速过快下滑,其中关键,就在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权力寻租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的程度比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更大。因此,仅仅依靠重构国家财政体制和改革政绩考核等办法还不足以应对经济的“大起大落”,决策层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权力寻租的打击力度,规范地方公共权力的运行,从根本上减轻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导致经济的“大起”。经验分析结果还表明,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因此,当务之急是依靠地区间生产率之争来应对经济的“大落”。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顶层设计”不可能解决现实中所有具体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具体措施还需交由地方政府去创造性执行。赋予地方活力和创造力,允许地方性秩序的形成和竞争,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题中之义。“新常态”下,要给予投资者以法律为基础的稳定预期,杜绝项目引进后的“关门打狗”现象,将地区之间竞争由先前的引资政策“价格战”扭转到投资环境和政府廉洁程度的比拼上。为此,中央需要以法制强固市场经济基础,通过削减或斩断地方政府给予辖区企业的环保、土地、用工和税收等软约束,倒逼企业提高技术效率。

 

主要创新

 

一,研究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互动的新表现——债务博弈。剖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不同利益主体的策略性行为。

 

二,研究了地方政府相互之间互动的新形式——生态环境竞争。用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上的“向底线赛跑”行为,解释环境破坏事件频发和生态退化现象。

 

三,尝试运用一个新的分解方法来确定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源,定量地测算政府性因素和市场性因素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避免了现有文献侧重于宏观分析和描述性推理、缺少定量分析的不足。

 

四,试图提出一个宏观经济稳定基本模型,分析县乡财政困境和政府层级体制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并通过“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工作的实践进行绩效评价,寻求兼顾经济转型和经济稳定的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方案。

 

五,探讨了权力寻租与经济波动之间的逻辑联系。通过建立一个包含财税激励、晋升激励和权力寻租的三维分析框架,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得出了有别于现有其他文献的研究结论。

 

六,提炼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落”的历史性规律,定量分析了劳动、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减速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区分经济减速究竟属于周期性还是趋势性的甄别标准,为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和持续繁荣的政策目标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