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 English
首页 >> 学术交流 >>  全球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全球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
马德斌:中国经济相对衰退与市场及法制改革倒退有关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当我国的改革开始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在世界的眼中,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从经济改革的角度,高层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到底是什么因素支撑了曾经帝国的崛起?就这些问题金融界网站联合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采访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终身副教授马德斌。

马德斌 

【本期嘉宾】马德斌,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终身副教授。

核心观点】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暂时的衰退,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市场改革和法制的倒退问题,但是,从长期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需要做的是,在制定政策时多做考察研究,平衡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重新考虑下怎样能让外交和政治某种程度上服务于经济。将市场和法制的重要性镌刻进心里,因为,一个国家的兴起,最终是通过与市场的结合才能够发展起来的。

第一节 马德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巨大

金融界:2016年全球发生了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加上美国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这一点出发,您认为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又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马德斌:这几年的政治形势确实恶化了不少。拿欧盟为例,欧盟应该说是人类史上非常伟大的实验,因为它把国家和经济同盟的区别慢慢融化了,特别是消融了民族主义,在推动和平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老百姓(45.41 -1.00%,买入)可以自由移动,但国家仍然保持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特色,但现在,这一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究其原因,扩张过快以及大量难民的涌入对原有体制造成了巨大冲击,其实脱欧实际上也是对这个事件的反映。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候,整个西方原来的价值正在受到怀疑,一个是市场,一个是自由民主,特别是法制,这些价值非常重要,但是有时候盲目的制度自信也会产生问题。以英国脱欧为例,并不是一定要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决定,实际上英国已有民选的议会,而脱欧这样复杂的决定完全可以在议会这个层面得到更充分的讨论。而脱欧公投这条道路更容易受民粹主义的思潮的影响,,最后的结果不可预料。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公投一结束,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尊重一个自己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不是根据事后的结果来恣意改变事前的承诺,所以在这背后也看得出英国的宪政和契约精神,短期会有阵痛,但长期来看还是可以乐观。

对目前中国来说,有一些独特优势,一个大国,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中国来说,如果不满足于只做追赶超越性的国家,而是慢慢起领导性的作用,这就需要视野,而宽阔的视野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健康的自由的活泼的学术界来提供理论的原动力,否则也会很快走入死胡同。

金融界:但是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您觉得这个底部能够持续多久?什么时候能企稳回升?

马德斌:这两年中国的经济相对衰退,带来了一些悲观情绪,这确实是存在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另外,也和市场改革以及法制改革等层面的倒退有关。

但是,我一点不怀疑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有较为统一的市场与语言,相对高和普及的教育水平,民族也比较单一。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看,我不担心中国的经济,但从短期来看,有经济结构调整和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做政策的时候应该多做一些方面的考察和研究。而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本来的优点反而会成为缺点。

比如说去年的股市,政府的救市只救得了一时,从长期来看,假如股市的规则遭到一定的破坏,损失就会更大。再比如反腐败,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反腐败也必须考虑成本问题,也需要走入一个法制的轨道,所以,我觉得必须有更多不同的声音出来,有一些政策多一些讨论与认证,虽然慢一些,但出台和执行的效果反而会更快更好。

第二节 马德斌:政治与经济要做很好的平衡

金融界: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此前欧盟、美国纷纷拒绝承认,各国之间也经常发生贸易摩擦,甚至设置贸易壁垒,有观点认为可能引起中美贸易战,您怎么看?

马德斌:我觉得这里有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所以原来对中国不怎么提防的国家,现在可能会产生提防,这个是可以预期的。中国政府、有关当局也必须非常明白这点:中国正越发成长为一个大国。之前一直在说美国是超级大国,中国也成为超级大国的话,就要付起额外的责任,很多人就对中国的要求和以往就不一样了。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的改革这几年是不是在倒退?假如有些东西不明朗或者后退,确实会影响到外界对中国整体经济的评估。应该说全球市场经济都有后退的趋势,比如美国民粹主义,特朗普对自由贸易设置壁垒。中国经济很多改革如果不朝市场经济这个方向发展,可能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当局需要重新考虑下怎样能让外交和政治某种程度上服务于经济,这个非常重要。

第三节 马德斌:一个国家的兴起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金融界:您是研究经济史的,对英国自由贸易了解比较多。当年英国的曼彻斯特学派提倡自由贸易,甚至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这也是英国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您觉得这对中国目前自由贸易有什么样的启示?

马德斌:以伦敦为例,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开放对它来说至关重要。单从房地产行业看,全球各地的人都到伦敦买房,这就带来了汹涌的资金涌入,推高房价,导致当地百姓买不起房,怨声载道,但是,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没有太多的行政上的限购措施,最多加点税,或者对外国公司稍作调查。主要是一个政策出台牵涉到各方利益,而一个好的政策必须考虑的各方的合理的利益。对于英国特别像伦敦这样的地方,作为世界资本和金融中心,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中国当然是个不同的国家,有非常大的国内市场,但是我相信在有些地方是共通的。也许不一定要走自由市场的道路,但是建立一套可以预测的、以市场为主的方针政策,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对英国的法制、历史研究特别关注,我觉得这方面值得学习。法制的完善使得英国保持的长期的稳定,而长期制度的建立比短期得失更加重要。

金融界: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都会衍生出一些不同的经济思想,不同的经济思想制定的经济政策可能使有的国家繁荣、有的一直停滞,还有一些国家最开始可能先繁荣再停滞再发展。现在的中国,在经历这样的时期。您觉得中国在现在这个阶段,全球的经济思想有哪些值得借鉴学习,有哪些是要摒弃的?

马德斌:大国或小国的兴衰问题是我们研究的重大问题,也许我可以从这个角度讲一下。纵观世界历史,曾经有很多国家非常兴盛,最有名的就是蒙古,基本上占了全部欧亚大陆,但是留下的正面的制度和文化遗产似乎并不多,后来帝国垮了、军队散了,就全部散掉了,在中国统治很长时间也不长。

西班牙、葡萄牙都曾经有很庞大的殖民地,他们主要占据了南美,包括菲律宾,葡萄牙一直到了我们的澳门地区。这些国家都有强大的海军,因此有这种探险经历。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和荷兰顺着西班牙、葡萄牙探索出的海道走,最后反而英国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荷兰和英国的殖民过程,很多地方是由市场驱动的,最后是市场和法制相结合,特别是荷兰和英国最后是通过东印度公司来操作的, 这些公司有广泛的股票持有人, 他们政治上也有相当的影响,但大多是通过议会和宪政的层面去操作。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国有企业直接垄断经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至少从过去两百年来看,一个国家的兴起,最终是通过与市场的结合才能够发展起来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兴盛不仅是顶尖武器的兴盛,或者是军事力量,还必须和民间的力量有一定程度的结合,老百姓在很多方面能够确实得到很多实际好处。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从新古典自由市场经济、亚当•斯密这一条线开始,到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这些东西我们都在运用当中。我认为一定要有经济思想的指导,一定要有更多开放的东西。

金融界:从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马德斌:对。我经常在国内讲一个例子,我所在的伦敦政经学院,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作为一个在纳粹德国阴影下的成长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对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深表怀疑,他有个最有名的理论,即不要中央银行制度的自由银行(free BAnking)体系,民间银行完全自约自导。现在这种例子在世界上非常少,但是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却很多。我特别讲到研究北洋政府的时候,中国大量民间银行操作的制度是没有中央银行的,而历史上自由银行制度更是一种常态。所以即使这个制度在今天已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 从中它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市场,法制与政府的运作原理。所以我觉得经济思想的发展,要有更多的空间和更长远的视角,正是这些表面上似乎一时不现实的东西,会给我们长期的经济变革提供思想的原动力。

第四节 马德斌:是时候重新认识公共租界对中国经济的作用

金融界:有研究者认为租界保护了经商的安全,对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您之前的观点也说,租界是研究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载体,我们应该对租界有一个新的思想认识,您能解释一下吗?

马德斌:因为我是在上海长大的,中学开始一直是比较正规的教科书教育。关于租界,那时候即使不是完全否定,也没有完全认清它的意义。我目前研究发现,中国整个现代经济增长和租界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上海的公共租界。

我想信做学术研究应该有比较中立的态度,有时候不应该用情绪和意识形态来取代一个客观的视角,这样会忽视租界很重要的一些因素。比如上海的公共租界不是由西方政府直接派来殖民的机构,恰恰相反,它的管理机构是由那些从西方到中国来、在公共租界经商的商人主导形成的、投票选举产生的西方代表代议政府,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有财产者的精英民主。和香港那样由英国直接指派港督来管理的方式很不一样,它的制度更多得源于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

其中,所以租界是在法制内运行的,作为法人,工部局可以告和被告,中国人因为财产纠纷,也经常告工部局,而且一半的官司赢了。工部局有时候自己发债券,按照市场规则来操作,信誉不错。我们以前没有仔细去看公共租界政府内部是如何操作的,现在越来越多研究重新审视它的操作方法。比如公开招标,很多地方关注公共产品提供、城市卫生秩序,这些方面引起了包括中国城市在内的众多城市模仿。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公共租界,它当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它的治外法权是一种政治特权。但是这个特权是通过法制,让所有交税的人,主要是西方人,都能够享受这个权利,也比较统一地保护这个权利,这点非常重要。第二个特点在租界非常重要,租界90%多的人口是中国居民,租界最大的工商业、银行界是中国人的,比如中国银行(3.65 +0.55%,买入)上海分行就在租界内。他们利用租界对整个法制体系的保护,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经营环境。这时候,很多原来的特权,通过市场和法制的运作,有了超越一小部分人利益的普遍意义。比如租界的中国银行经常和汇丰银行合作,和其它当地的钱庄合作,来维护上海的金融市场秩序,按照规则来做事。而当时北洋政府的公债能够成功发行,恰恰是因为当时中外银行,与相对独立的中国海关有很大关系。而所以这些机构又和上海的公共租界有密切关系。

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应该暂时把意识形态放开,是时候重新考虑上海租界在当时对中国经济到底起了怎样作用,这是有现实意义的。包括今天香港的一国两制,我们必须承认法制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保证一定形式的制度竞争、制度多元化能够让我们看到各个不同制度的优势,将来才能慢慢融合。

第五节 马德斌:中国经济史研究未来十年或有大发展

金融界:您刚刚提到了经济史的研究,您是研究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想请您谈一下您的在学术研究道路和个人的经济研究发展。

马德斌:我在上海长大,1989年出国读美国经济系的博士,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当时正好是9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差距很大,我想研究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所以我做博士课题的时候,挑了近代中国和日本生丝出口来研究现代化比较,我在思考,为什么两个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转,为什么原来中国生丝出口是世界第一,后来日本主导了全世界市场?

后来,我去了日本读博士后,之后在日本任教,一共呆了六年,最近十年在伦敦政经学院的政经史系做经济史研究,我觉得这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宝贵经历。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所以我最早感兴趣的是,李约瑟之谜,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英国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这需要综合考虑技术、生产、法律和制度等多个领域的内容。所以经济史研究非常广阔,包括意识形态也很重要。而中国经济史研究还是比较基础的一个领域,可以发展的潜力很大。

金融界:结合中国的实践,或全球各个国家的发展历程,您觉得现在经济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进展在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的理论值得突破?

马德斌:目前我们希望中国经济史越来越能回答重大问题,不仅回答历史上的问题,还要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反映现实。中国实际上非常重视历史,当下对现实问题的很多认识究其根本还是源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说,有一个好的历史观对当代经济学发展有非常大的好处。

金融界:您觉得中国现在有哪些学者对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

马德斌:我觉得中国经济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和纯粹的理论经济学、数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不同,它需要更多得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国学生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晚,目前来看做的不是太多,但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这里指的主要是有经济学背景和历史学背景的学者,虽然目前这个领域不太明显,我相信再过十年,应该会有彻底大的改观,使经济学家刮目相看。